那时，妻子在县城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月工资32块钱。时不时地买些减价布，慢慢地把父母和弟弟、弟媳都武装了起来。乡亲邻里，你要买两条肥皂，他要称一斤红糖;你要买一个电壶胆，他要买一封火柴，她简直成了义务采购员。娘病了，她赶忙接到县上，陪着看病、打针吃药。到了晚上，两人同挤一张床，婆媳同盖一床被。

　　好人多福，西安印钞厂有人要回合阳，她被对调来西安。我干人事工作十多年，没有一个固定的窝。租住民房那阵儿，一家三口住在简易的二楼上。10多平方米的房子背靠着厕所，一年四季窗户紧闭。夏天里，薄薄的楼顶被太阳晒得老透，房内摆放的一大盆水直冒气泡。晚上床上烫得睡不住人，就把老布单子往地上一铺，穿着裤头敞门睡觉。冬天里，冷风一吹，被子盖得再严，也像睡在大野地似的。碰上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地下、床上、屋内、屋外，到处摆满了能派上用场的接雨器具。

　　1983年组织决定让我去学校学习。盛夏之中复习功课，大太阳烤得树叶枯黄，花草打蔫，何况人呢?家中没有电扇，她就接了一盆自来水，让我把脚放在水中，手拿一把芭蕉扇站在我身后一扇接一扇地扇个不停，我虽然凉快了一些，她却热得汗流满面，我几次劝说：“不要这样，我有点‘地主老财’的感觉。”她笑着说：“夫妻间，这有啥?你是给咱考‘状元’我岂敢怠慢。”正是她的背后支持，激励着我入学后门门学业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上党校两年，她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每天天不明，她就提着两个水桶，去陈家堡子的巷西头排队接水，排呀排，等呀等，没有半个钟头，休想接上水。好不容易接上水，身单力薄的她晃晃悠悠地挑上两桶水，沿着房东砖混结构的碉堡式的转盘艰难地向上攀。她一手护着水担前边的水桶系儿，生怕溅出水来。不料有一次，前边的水桶磕碰在转盘的台阶上，水溅了周身。她身子一晃，连人带桶从楼梯顶端的台阶上滚了下来……

　　晚上，我回到家中，看到她走路一拐一瘸，忙问：“咋回事?”“没啥。”撩起衣服一看，见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要带她去医院看看，她坚持不去。

　　不管盛夏，还是寒冬，不论雨天，还是雪地，她都要骑自行车接送女儿上学。为能多挣几个钱，糊好这个家，她包揽了车间盖活的大布罩。夏天还好一些，到了冬天，要把脏布罩洗干净，洗衣粉总是把手蚀得很粗糙，手指头冻得像小红萝卜似的。

　　十多年来，她利用工作之余还帮着别人干修地图版的活儿。在简易的工作台上，一干就是一整夜。碰上礼拜天，连续干两个通宵，直累得直不起腰，落下了颈椎病和腰背疼。

　　“咱能不能不干这些事?”我生气地劝说。

　　“怕啥?年轻人就得吃些苦。”她不以为然。

　　一有空闲，她也喜欢转商店，直转得人心烦。为此，我俩还闹过几次别扭。不知道的人以为逛商店是女人的天性，而她转商店，目光总集中在布料摊上。你看她，眼瞧瞧哪块布好看，手摸摸哪块布结实，嘴问问哪块布有布头。布头一般是打折的。她盘算着，一节布头，够一件布料外，还能不能给女儿做件小衣裳?哪节布头能给兄弟送媳妇当料子，哪节布头能给父母做裤子，做过裤子还够不够双鞋面子?

　　而她自己呢?年轻时连一件便宜的裙子也舍不得买。

　　一次我上街买菜，远处一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徐徐入耳，低沉委婉，凄楚苍凉，我向围着的人群走了过去，人群中站着正在拉二胡的一个瞎子，身旁靠着一个头发蓬乱、精神恍惚的女人，腿上有疾，右手端着搪瓷碗向前倾着，碗中放了几张毛毛钱和一些分分钱，左边站着一个孩童，衣衫褴褛，一个指头含在嘴中，企盼的眼神显得呆滞，看样子是一家人。我有些心颤，不愿再看下去，快速从口袋掏出10块钱，放在碗中，扭头便走，回到家中，我把这一过程学给她，想不到她责怪我：“这样的可怜人，就应多给点。”

　　三十多年来，我俩总是相互扶协着。受她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木讷的我，变得干脆了一些;心小的我，变得开朗了一些;懦弱的我，变得坚强了一些。我有点名份时，很少有人直面谏言。回到家中，她见我得意时，常以“纪委书记”的身份扳着面孔提醒道：“你甭张，咱的父母都在农村，只有踏踏实实走路，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每当此时，我对她就有一种敬畏感。在亲朋好友的眼里，我俩可以说是夫妻恩爱，无忧无虑。但活在人世间，凡生活就有矛盾，凡交往就有绊磕。我俩的矛盾、绊磕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说来挺可笑的。一次工作应酬，为着多要一些钱，我喝高了酒，折腾的木门上被钥匙戳得斑斑痕痕，终于进了门，晃悠悠地想坐在沙发中间，身子却摊在了上面，带之而来的是一半清醒一半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