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蛾》即将上演时，竟宣布更改剧名，因为剧团认为剧名中出现“金”字不吉利。不久，剧院管理部门决计跟迷信较量，仍用原剧名照演不误。剧场也许是英国最迷信的地方。仅次于跑道。跑道上实在太迷信，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在路上，如有人祝他走运，他就认为不吉利。你应当骂他，如说：“愿你摔断腿!”而不说：“祝你走运!”男女演员们不仅相信一般迷信，如捡到别针啦，打碎镜子啦等等，还相信某些数字不吉利，他们还有不少职业上的迷信。比如，谈话中用《麦克白》的台词，他们认为不吉利。男演员在道别时，相互间不敢说：“咱三姊妹何时再相逢?”好心的女演员也不敢对怯场的同行说：“鼓起勇气来。”在排演时，偶尔交谈中用了即将上演的剧里常用的妙语，不吉利。女演员像业余演员似的带个化妆盒子，也不吉利。有些剧院也被认为不吉利，迷信的男演员一想到将来不得不在其中一家剧院登台，就感到晦气。据说，只要改了剧院的名字就转运了。这可能是伦敦一家剧院改名的原因，改名以后，倒是一直很走运。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认为迷信的人不文明，但是，在有十三个客人已经就座的席上，第一个离席的客人自认为聪明之至，谁也不及他。就愚见所及，我认为划分迷信和不迷信的界线，完全不同于划分文明和不文明的界线。世界上有些绝顶聪明的人一直迷信。而世界上有些头号大笨蛋却不迷信。普鲁塔克，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算得明哲，而他所相信的迷信，近代的公共汽车售票员都会嗤之以鼻。很多人之讥笑迷信，是由于思想狭隘。凡是没有亲眼见过的事物，他们总不相信。凡是超出日常生活和足球赛结果以外的事物，他们就无法想象。他们不相信黑猫，不过是乏味的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我不是说，迷信的人比不迷信的人聪明。我只是说，不迷信不一定是智慧的一种形态，倒常常是没有头脑的结果。我相信，大智大慧完全不迷信，不过，也会相信许多在没有头脑的人看来是迷信的事情。

　　不妨想一想迷信是怎样产生的吧。最初，人类发觉世界上一片混乱，种种现象变幻无常，这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他连实物和影子都分不清。像小孩子不知道孩子怎么生出来的那样无知。朋友死了，他不知道朋友出了什么事。很多东西使他害怕，因为有些东西伤害了他，但不知道伤害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奇奇怪怪的事不断发生，可是，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按他所能看出的道道，而是千变万化，混乱已极，使他惊惶失措。然而，有一天他在森林里偶然捡到一根别针——倒不如说很尖的松针——紧跟着就碰上一串极好的香蕉，这样好的味道还是头一回尝到。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第二天他又在地上发现同样的松针，便捡起来。紧跟着又发现一串香蕉，比前一串还好吃。他脑子里转悠着发现这些东西的意义，他用那双长毛的能抓东西的手，拍着脑门子，因为他脑子里出现了对他完全陌生的事，正让他头疼。他叽里咕噜说：“我捡到松针，发现了甜香蕉!我捡到松针，发现了甜香蕉!”这样咕噜了好久，才把一个清楚的信息传给一个不习惯于思考的头脑。当他出神地翻来覆去讲这句话时，心里突然一亮，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等他把手从脸上拿开，他的样子看上去老了十年。可是脸上却挂着微笑，简直就像人类。他自言自语，又非自言自语：“我在宇宙中找到一种型式了。”但他已经向令人欣喜欲狂的伟大发现迈出了第一步。他已经不完全是类人猿了。一个孩子观察夜空的星星，那满天星星好像掉了一地的苹果似的，杂乱无章，他捉摸了很久，才突然看出一个星座的一种形式，他就像这个孩子。他也看出一种形式：星星对于他再也不是一张莫名其妙的符箓，而是用一种他为了更好地理解还在不断学习的语言，向他透露了消息。迷信的原始人类，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慢慢学习二加二的。要是二加二常常得五，有什么关系?加错了总比认为他们完全不会加强。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迷信何以盛行，但并不能据此为文明的男男女女信信迷辩护。如今掌握了发现生活形式的更可靠的方法。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外在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用智力测验的方式揭示真正的原因。抱在怀里的小孩也许会相信，那只表的表盖之所以会突然打开，是因为风大，如果成年人也相信这是表突然打开的真正原因，那他一定是个大傻瓜。这是千真万确的。大家一旦知道了因果的真正形式，就没有种种想入非非的解释的余地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鸡叫能把太阳叫出来，火车的运行，不是由蒸气，而是由挥绿旗或亮绿灯驱动的。“七星”座容或有怀疑的余地。但这些形式一经发现便确立了。另一方面，天空还有大部分未发现、未探测，宇宙亦然。我们的生活仍在偶然和混乱中航行，对很多事物，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跟最初的猴子一样，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人们也会继续相信迷信——对未知事物幻想一番，搜索征兆。因为迷信主要是相信征兆。迷信的人不相信把开花的黑刺李带进别人家里，那一家准会死人。他相信开花的黑刺李能报丧。用扑克牌算命也是这样。我们认为扑克牌除了能预卜而外，并不能左右将要发生的事件。我知道，迷信的人并不经常采取这种多少有点哲理的态度。例如，有些人收到一位朋友送来一束白花，没有搭配其他颜色的花，他就会把他的不幸归罪于这位朋友。这不近情理。我听到过这样一句为现代迷信辩护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话：某些征兆，像风信鸡指示风向一样，指出事件发生的趋向。

　　尽管如此，实际上要把不幸消息的预言者和造成不幸事件的原因区别开，往往不大可能。古时候，预言者被人用石头砸死，因为别人恨他们，像女人恨打碎的镜子一样。我听到过这种事，有些迷信的人对威尔逊总统下台是否跟他犯了十三的忌讳有关，这次犯忌讳是否他下台的预言，竟一本正经的展开争论。要记住，他抵达法国时，在招待他的宴席上之所以坐了十三个人，是因为他公开说过，他认为十三是吉利数字。也要记住，尽管他原来发表的是“十四点计划”，由于盟国反对“航海自由”，后来减为十三点。要让迷信的人认为这仅仅是兆头，很难。但如果说席上再增加一个客人，计划上再增加一点就能为了民主确保世界安全，对这一点，他们心里也是将信将疑的。

　　一般人对这类迷信的回答，都不爱讲道理。他只说声“胡说八道!”就完事。要是你告诉他，你听到他家后院的鸭子引用《失乐园》，他也不过说这么一句，绝不多费口舌。事实上，不管是抨击迷信，或是为迷信辩护，都不大讲道理。我们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因各人的气质而异。两个在智力和勇气上都相等的人，如果有一天在一个梯子下经过，或用点了两支烟的火柴点烟，他们的表现会截然不同。帕内尔以道德上勇气十足著称，可是他相信绿色不吉利，有一次一位过于爱国的女士送他一顶绿色吸烟便帽，他大为惊恐——不是由于审美的原因。在战争时期，身上带着吉祥物的人，并不太次于不带的人。由于可笑的嘲弄，正是这个确立了理性崇拜的国家，偏偏吉祥物最盛行。如果以理性主义增多必然自动导致迷信增多为题，可以写一篇很有趣的杂文。信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鬼怪嗤之以鼻，捡别针只是为了省钱，我怀疑他们未必有他们的后代那样迷信。人类的头脑毕竟不能满足于接受未知的事物是不可知的这种看法。生活是神秘的，但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像玩拼图游戏那样，坚持不懈地把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小片东拼西凑，就可以得出答案。迷信绝不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形式，可是，它试着把两三块小片拼成型的局部，这种尝试是可以原谅的。全部科学和艺术都不过是从混乱现象中拼凑形式的局部。如果生活于混乱中的居民从两只乌鸦或一只狗的叫声中听出什么意味，或从掉在地上、面朝下的奶油面包片上看出什么名堂，望勿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