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据说，吃了冬至饺子，不冻耳朵。

　　记忆中儿时的冬天很冷。秋天往往是前脚跟刚走，冬天就后脚跟撵了上来。几场北风掠过，路边、田头的野草黯然失色，俯首称臣;河堤、村里的树木纷纷“丢盔弃甲”;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颤巍巍地伸向空中，迎接寒风一次又一次鞭子似的抽打……那时的雪也很任性，连声招呼都不打，说下就下，而且洋洋洒洒，没完没了，好像每年不下三两场大雪都不叫冬天。雪过天晴，屋檐上挂满了一排排一尺多长粗如大拇指的冰溜溜。河沟、池塘，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全都结了厚厚的冰，甚至可以跑马车。路面冻得硬邦邦的宛若坚硬的石头。

　　为了御寒保暖，妈妈翻箱倒柜，火车头棉帽、棉袄、棉裤、棉袜、棉鞋、套脖……全部派上用场，把我从头武装到脚，臃肿得像个套中人。

　　即便这样，每年的冬天，我的耳朵、手和脚都会生冻疮，严重时溃烂化脓，奇痒无比。抹过冻疮膏，涂过麻雀热脑子……什么办法都试过，依然无济于事。每年的冬至来临，我都会拽着母亲的衣角晃来晃去：“我要吃饺子，人家都说啦，吃了饺子，不冻耳朵。”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苦笑着说：“好好好!冬至咱吃饺子，以后再也不生冻疮了。”在那个生活贫困、缺少油水的年代，小孩的心思无非就是找个借口吃顿好的解解馋，至于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了。

　　我7岁那年，妹妹5岁，弟弟尚在襁褓，家里负担重，再加上我体弱多病，父母无法更好地照顾我，考虑再三，打算第二年把我送到姥姥家的村里上小学。姥姥家生活条件比我家好得多，大舅又是村医，学校离姥姥家一路之隔，教学质量还好。

　　那或许是我在家乡过的最后一个冬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漫长的等待中，那年的冬至终于来了!

　　父亲一大早就顶着薄雾，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余都叮当响的大轮自行车去集市上割肉去了。

　　我早早地告别暖和的小被窝，扒拉几口早饭，一溜小跑来到村头。我缩着脖子，两手抄到棉袖筒里，整个身体像被浇了凉水一样， 两眼却直勾勾地望着通向集市的马路的方向。也不知过了多久，自行车吱吱扭扭的声音由远及近，身影越发清晰，是父亲!一捺多长的细尼龙绳系着一小长条五花肉，挂在车把上，晃来晃去。父亲的帽子上、围脖上，甚至眉毛上都挂满了霜雪，嘴里不停地哈出雾气 。

　　“给俺家国子(我的小名)包饺子去了。”

　　父亲左手抓着车把，右胳膊斜夹起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

　　磨刀、剁饺子馅是父亲的活。父亲磨的刀锋利无比，刀起肉落，在宛若打击乐器有节奏的“咣咣咣……”的声音中，很快就大功告成。

　　调馅、和面、擀皮、包饺子、下饺子全由母亲承包。母亲调的饺子馅香而不腻，咸淡适中，和的面劲道，包的饺子皮薄馅多耐煮。

　　我的任务是烧锅。冬天烧锅好呀!火光烤的脸蛋红彤彤的，像喝了几两烧酒，全身都暖洋洋的。

　　水开，饺子下锅，浮起来，加上两遍凉水，饺子特有的香味毫不吝啬地钻进鼻孔里，然后向厨房、院子里飘散……

　　“国子，尝尝饺子熟了不?”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用勺子舀了一个饺子伸到我的面前。我一下子抓起饺子，捂进嘴里，囫囵吞枣般直接下肚。

　　“熟了吗?”母亲哈哈大笑。

　　“谁知道?”我面露羞色，含糊其辞。

　　“小孩子，懂个啥?”

　　父亲在院子里搭腔了。

　　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上桌了，我手中的筷子夹个不停，饺子排着队往我嘴里钻……父亲坐在一旁眯缝着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不时提醒：别噎着了!小小心撑坏了肚子!

　　那天，我吃得小肚子鼓鼓的，像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连晚饭都没有吃。

　　8岁那年的秋天，我被送到姥姥家上小学。姥姥像母亲一样对我精心照顾。在姥姥家，顿顿有菜，除了冬至，平时也能吃上饺子。我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只是每年的冬天冻疮还会自动找上门来，直到小学毕业。

　　后来，我去乡里、县里、外省求学。毕业后在城里上班，再也没有在家乡过过冬至。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家里有暖气，外出有羽绒服，车里有暖气，再也不用担心“冻手冻脚”了，水饺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但我总会想起7岁那年在家乡过的那个冬至，想起我的父亲……

　　遗憾的是，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