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

　　公元2020年，岁逢庚子，时疫染及地球。暮春，瘟神暂离长沙，可以摘口罩出游了。

　　南郊新开铺，本是长沙往湘潭古道上的驿站，宋元明清递嬗，驿站不存，地名留了下来。1949年后，此地多建工厂，其中一家湘江机床厂，简称湘机。

　　大门紧闭。是老门洞安装了新门扇。“湘机”两个红字下方，蓝色的铁皮严严实实，仿佛一个老人戴了口罩，衬得眉眼更加苍老。一看就明白，又一处拆迁工地，闲人如病毒，莫入。

　　转而去宿舍区，平缓的坡路，一路女贞花香。杂货店、彩票站、麻将馆，看上去都很香，走近了闻，各是各的味。本店已消毒，五个字只剩视觉意义。戴口罩的也已不多，各人各有戴法：只露眼睛的，也露鼻孔的，还露嘴巴的;更有露出下巴的，口罩戴在脖子上，似是而非，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臭气盖过香气就到了垃圾站。门洞内外，丰富而腐烂，垃圾的颜色是可以被镜头回收的。垃圾站旁边是废品店，门开着。门前一架老式磅秤，旧得像废品，久违的阳光落在承重台面上，似乎自有重量。真正称过重的东西在店内，大多是废铜烂铁。不用称重的是旧皮鞋，平跟高跟，都逃脱了人的重量。一只落单的高跟鞋，在门后红得抢眼。一只黑猫一闪而过。店主不在，磅秤倒像个守门人。

　　宿舍区无围墙，户外人少，树多。一栋栋三层红砖楼，朝西的山墙上长满爬壁虎，局部修剪，露出楼栋编号。西5栋，山墙边有电线杆，杆子半腰有高音喇叭，新的，用手机拍张照片，一个晒被子的娭毑说话了：

　　“是个大嘴巴呢，小心飞沫!”

　　“没事!”我笑了，“现在它又没说话。”

　　“一直张着个嘴!”娭毑说，“年前喊要拆迁，年后喊不要出门，喊得人耳根痛!”

　　“吵死人吧?”

　　“看怎么个吵法!以前也有高音喇叭，唱革命歌曲，吵是吵，好听!”

　　“拆迁怎么补偿?”我想转移话题。

　　“补偿?补补补，长长长，补短呢。”娭毑舌头打结了，双臂也在胸前挽了个结，“我搞不清，又不是补衣裳。”

　　“补衣裳?您眼神还这么好!”

　　“要问老张去!老张最清楚!”娭毑松开胸前的结，做运动似的，双臂往前一伸，然后慢慢转动上身，两根食指开始稳稳地移动。

　　山墙西边，隔着大路有一排水泥砖平房，一间间挨着，但又各自独立，隐着霸气，应该是楼房西头的住户强占空地，自建的杂物间。在娭毑两根食指最后指定的方向上，两个男人在晒太阳，身后是一排平房中唯一开着的门。

　　“您身体真好。”

　　我夸了娭毑，向两个男人走去。

　　不远不近，大概是发现了陌生人吧，两个人都站起来了。

　　“我是老张!他是老杨!你是何人?戴副眼镜!”

　　我小吃一惊，怕是遇见比娭毑更怪的人了。没等我答话，自称老张的人接着说：

　　“我是收藏家!他是收购家!你是什么家?”说完笑了。

　　“我是摄影家，手机摄影家。”我也笑了，晃晃手机。

　　“你从哪里来?”居然唱了起来，“我的朋友!”

　　“刚从废品店来。”

　　“有废品卖?”老杨两眼有光。

　　“没有。暂时没有。”

　　老杨失望，坐回了椅子。

　　老张仍旧兴奋，请我进门看他的收藏。

　　门朝外开，仅一人高，一人宽。我在映进门的光亮中大开眼界：不是老张的杂物间，是一座螺丝博物馆。除开有门的一面，三面墙都是木架子，一层层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碗。碗里各式各样旧螺丝，分门别类，多寡不一。

　　“为什么用碗装?”

　　“方便。”

　　口到手到，老张开始一碗一碗介绍螺丝：螺钉、螺栓、螺柱;螺钉和螺栓的头型、槽型;头型分为圆头、扁圆头、平圆头、平圆介子头、六角介子头、六角头、四方头、半圆头、球面中柱头、平头、杯头、棋子头、皇冠头……

　　“这是杯头内六角螺钉，规格M3……老杨刚送给我的。”

　　感谢老杨。他还在门外晒太阳。我和老张走出门，几步之遥，门内的旧螺丝已躲回光阴深处。老张请我坐，自己回屋搬出一个木箱子坐下，猛地又起身：

　　“要看看扳手起子不?”

　　“眼睛看花了。”我摘下眼镜，想歇一会儿。

　　“我看看你眼镜上的螺丝。”老张坐下，一只手伸过来了，只好把眼镜给他。

　　“没有螺丝?”

　　“没有。”

　　“奇怪!怎么会没有螺丝?落后了落后了，我真的落后了。”很不舍似的把眼镜还给我，“老杨!我们都要成废品啦。”

　　“我是废品，你老张，还不是。”老杨笑笑，“等你哪天，把螺丝当废品卖给我，你才是废品。”

　　“不卖!死了都不卖!”老张站起来，“死——了——都——要——爱——”

　　“这首流行歌您都会?”

　　“革命歌曲唱得更好。”老杨插话。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老张没头没尾唱了两句，是我小时候唱过的“雷锋好榜样”，革命年代的偶像。

　　阳光下，我有点恍惚。远处似乎传来锣鼓声，又似乎有斑鸠叫。不远处的高音喇叭沉默如铁，好像又有歌声渗出。晒被子的娭毑已不见人影。被子很阳光。一个少年在边上玩篮球。球慢慢反弹，没有一点声音。眼前两个七十岁左右的男人。一个灰西装，一个蓝大褂。脸上的老人斑好像皮肉生了锈。

　　“再给你看样宝贝。”是老张，右手伸入怀中，“不过你先看看我。”

　　我戴好眼镜，仰视着老张。

　　“看仔细啊。”老张站直了，右手离开胸怀，跟左手一样垂着。

　　自上往下，又从脚到头，我把老张仔细看一遍，除了皮鞋锃亮，好像再无特别处。

　　“三接头皮鞋?”我说。

　　老张点点头，又摇摇头。

　　“穿西装，没打领带。”我说。

　　“想象!想象!”老张高兴了，“想象成中山装。”

　　我打算站起来“想象”，被老张伸手示意，“摁”住了。于是我边仰视，边想象;老张肩上的蓝天让我走神，一声锣响，白云郁然而起……

　　“看头发!”

　　“全白了。”

　　“看发型。”

　　“往后梳。”

　　“没发现我像个人?!”

　　老张简直生气了，右手伸入怀中猛地掏出一个皮夹子。我解脱似的站起来，看他打开，展示：身份证、驾驶证，几张纸币;而通常放亲人照片的地方，是纸币上的毛主席像，隔在一层透明塑料下面。

　　“你像——”我忽然明白了，看证件上的照片，看纸币上的毛主席像，看老张本人，结果我却只说出了半截话。

　　“像不像?像不像?”老张得意了，收起皮夹子，然后举起双手往后慢慢梳头发，慢得像在梳理往事。

　　“老张!”我想把他拉回来，“我拍你的照片可以公开吧?你看看。”

　　“不看。不用看。”老张不看我的手机，看着前方和远方，“不用看，你又拍不到我年轻时候。”

　　“老张，我说实话。”老杨在一旁出声了，“莫生气啊，你其实，早就不像了。”

　　一时寂然。老张梳头发的手停住了。我坐下来，说不出实话，也说不出虚话。钱包是私密的，因为钱币上的大人物，私密的钱包得以袒露。有的人只跟熟人说话，有的人喜欢跟陌生人说话，老张一定是被熟人厌烦了，才对我这个陌生人如此热情。一个陌生人的认同会让他得到一次满足，一个个陌生人的认同会让他一次次得到满足。我有些不忍，不忍直视，老张，满头白发，留着伟人的发型就自以为像伟人，其实不过是仍旧活在旧时光里的小人物。

　　仿佛过去了很久，老张的手从头上掉了下来。

　　“前一向闷在家，用手机学了首方言说唱，赶个时髦。”老张开口了，两只手也复活了，有节奏有花样地一叉一叉，“新开铺的——疯子婆，不洗澡——有虱婆，一脸的——油螨痂子，一屁股的——坨!”

　　哈哈哈，老杨和我都笑起来，笑完，都站起来。

　　“走!称个重去。”老张抬脚就走，“今年肯定长肉了。”

　　“不锁门?”老杨问。

　　“不锁。除了你，没人惦记这些螺丝。”

　　“李妹陀不惦记?想当年，你偷偷用螺丝，给她焊了一朵花。”

　　“你还给她车了个苹果呢。”

　　“早就都成废品啰，说不定哪天……”

　　“哪天?那朵花早就退给了我!”

　　“没见你装在碗里?”

　　“那不是螺丝，是一朵花!”

　　想不到老张是真的文艺，想不到老杨还惦记着他的苹果;我听着这老哥俩的话，有偷听别人隐私之嫌，好在他俩各自陷入往事，沉默了。

　　走在宿舍区和厂区之间，我已不想问拆迁的问题。从一排平房的空隙看过去，位于低处的厂区已被拆去大半，工地围挡拒绝了闲人，不闲的是围挡内零星的工人，在疫情之后准备复工了。

　　到了废品店，一眼看见倾斜的阳光中间，一只红色的高跟鞋踩在磅秤的台面上。我瞄瞄店门后面，是那只落单的高跟鞋，不知被谁拿出来晒太阳了。疯女人?顽童?猫?老杨似乎习以为常，门里门外，反正都是废品。老张则很恭敬，一只手慢慢把高跟鞋提起来，两只手慢慢往磅秤顶板上摆：

　　“站稳，站稳，你站稳啊。”

　　摆好了，老张掸掸手，整整衣领，庄重而小心地站上台面;啪一声，皮鞋有光一闪，人已立定，看着前方和远方。老杨急忙加砝码，拨游砣，最后瞥了瞥秤尺：

　　“六十六千克，毛重!”

　　很久没有听到毛重一词了;如果是净重，要除掉衣裤鞋袜，手机，钥匙，钱包。

　　一 双

　　公交站是露天剧场，哪怕有遮雨棚，仍是露天的。遮雨棚当然也遮阳，阳光无须借风就能变换角度，堪比舞台灯光。如果碰到太阳雨，有人又偏偏离开遮雨棚，坦然欣然，金光溅身，那不是演员抢戏，是一个人走进了老天的杰作。

　　公交站的主角不是人，是车。一路路公交车离站而去，隔几分钟，又轮番而来。人就不同了，假设同一路车，同一个站，上一趟车载走的人从下一趟车上下来，即使很迟疑地下来，也是现实中万难上演的荒诞剧。

　　公交车来去匆匆，下车的人下得匆匆，上车的人上得更匆匆。坐车路过的人不用匆匆，不会在乎匆匆上下的人，在乎的是站台上不动的人，因为不是同路人，不妨自作一下多情。尤其是末班车，尤其是最后一个不上车的人。夜已深，路灯是浅薄的。

　　头班车到来之前，公交站已有起早等车的人，但公交站仍在贪睡，只有头班车来了，它才肯醒来。头班车停靠一个个站，就是唤醒一个个站。天慢慢亮，路灯悄然熄灭，晨光时时更新，每个站仿佛都是新的。其实站还是那个站，人也好像还是那些人，打哈欠的还是在打哈欠。

　　很难想象一个行走城市的人，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市长为体察民情，也会坐坐的。沿街拾荒的，拾得背不动了，也只好坐公交车。流浪汉，流浪汉也不是只靠双脚流浪;他们栖居在破旧的鞋子里，有的连鞋子也没有，偶尔借助公交车，把自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如果碰巧与市长同车，流浪汉不认识市长，市长也不认识流浪汉，但市长应该不会掩鼻，流浪汉身上的味道也是一种城市味道。

　　在公交站，无辜而有幸，漫游城市的我好几次闻到流浪汉的味道。有一次还隐约闻出，流浪汉的两只光脚散发着附近一个地下通道的气息。

　　除了流浪汉的一双光脚，我在公交站看见的都是鞋，各式各样的鞋，被各式各样的人穿着。也见过一只离了脚的胶鞋，孤零零，歪在马路边，那一定是有人上车时被挤掉的，不足为奇。记忆中足以称奇的是一双红色高跟鞋，超高、超细，不仅令女人脚下生辉，而且从脚往上，上升似的，整个人都生辉。

　　在公交站，为了打发等车的无聊，看人是一个有趣的选项。不过看脸是不方便的，也不礼貌，毕竟不是在前排看演出。公交站是互动剧场，人人暗中较劲，演员和观众随时偷换，何况是露天，还有一个上帝视角。所以我干脆避开了人脸，只看人的背影，乃至只看头部以下。渐渐发现，肩和背，腰和臀，腿和脚，也跟脸一样有表情，有时甚或为眉眼口鼻所不及。

　　初秋，星期天，晴美的上午，我坐在遮雨棚下的金属长凳上。上帝都休息的日子，天气又这么好，我竟然有了坐着观剧的感觉。左右两边，隔开一定距离，跟我一样坐着的也很有几个。站台狭长，前后无距离可言，坐着的人的膝盖前就是站着的人的膝窝。非礼勿视，古训在现代是容易失效的。一个姑娘的膝窝笑了，往前了，不是上车，是去迎接一个下车的小伙。膝窝很快笑成了窝，带动小腿往后一弹，双脚悬空，不用说，那是小伙把姑娘抱了起来。年轻真好，好在十七八岁，姑娘可以裸着双腿，穿粉色运动鞋。

　　感谢九点半的阳光，感谢遮雨棚的影子，感谢马路边的黄线，感谢车窗玻璃的反光，是它们把公交站变成了光影丰富的舞台。

　　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在光影中出现了，立即把其他的鞋子比了下去。不只是细跟的高度，更是鞋子起落的节奏和韵律，使之比其他的鞋子有生气;相形之下，别的鞋都是垮塌的，死的。我仔细听，人声和车声退远了，高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大起来。在人腿缝隙，在站台边缘，是这双高跟鞋撑起了整个舞台。

　　敲击声消失，红色高跟鞋停了下来，鞋尖朝向马路。细高跟立定，仿佛两根小巧的柱子，因微缩而微妙。有人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帕特农神庙的柱子上的，那何尝不可以说，二十世纪的细高跟撑起了现代女性。此前鞋子的高跟大多粗壮，男性亦可适之。又有人考证高跟鞋的出现与文艺复兴同步，那么，是高跟鞋带领欧洲人走出了中世纪。十五世纪，威尼斯商人想用高跟鞋防住女人外出，结果女人穿出去，走得婀娜多姿。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宫廷里的高跟鞋是权贵们的时尚，著名的矮个子路易十四最喜欢穿高跟鞋，他还开办了第一所皇家芭蕾舞学校……

　　“跟我回去!”

　　“不!”

　　突如其来，眼前的公交站有人成为主角，一个飞机头男人正在拉扯高跟鞋女人。女人肘击男人，男人不退，边上的人退了。红色高跟鞋已左右分开，扎根一般，不动。往上，黑丝袜在动，有光，有力量。中长款外套洒脱无比，腰间系带，无袖。皮肤，衣着，斜挎包，一时流光溢彩。

　　有车来了，不是我要坐的车，而无论哪一路车，此时都是高跟鞋女人要上的车。果然，红色高跟鞋迅速往前一步，冒险跨至低处马路边的黄线，抢在了正好停下的车的前门边。

　　“给我回去!”

　　“不!”

　　车门开了，女人抬起右脚，男人仍在拉扯，女人以左脚为支点，一个旋转，回身，右脚往下一踩，男人松手，蹲下了。

　　车开走了男人才站起来，瘸着一条腿走到金属长凳边坐下。众目聚焦，他一脸痛苦、尴尬，用手将伤脚搁在好腿上;还好，没有脱掉鞋子看伤处，否则时髦的尖头皮鞋也就不时髦了。

　　直到我乘车离开，尖头皮鞋男人仍坐在遮雨棚下，身上光影交错，人一动不动。此后我在这个公交站多次等车，再没看见这个男人，也再没看见那个女人。穿高跟鞋的女人当然无数，但那两根微缩柱子般的细高跟，撑着那个女人，早已无影无踪。

　　又一只

　　头戴安全帽，身上装了弹簧似的，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在跳街舞。不是在街头，也不是在舞台，是在大山里，土坪上。滑动、腾挪、翻滚，尘土扬起，山风乱吹;风声中有鼓声，敲打着男孩的肢体。一阵顿挫——托马斯全旋——又一阵顿挫。突然鼓点停息，男孩中了定身法一般直立不动。十、九、八……一个声音在倒计时……三、二、一，点火!闭着眼的男孩像个小火箭一样上升了，山脊矮下来，消失，蓝天白云……

　　镜头移过天空，从另一边降下来，又有山脊隆起了。等男孩再次现身，他已在地上扮僵尸，一蹦一蹦的;鼓声也一咚一咚，好像在驱鬼，又好像在招魂。随着鼓点缓急，僵尸开始俯仰。嘭嘭嘭，鼓声猛了，越来越猛，僵尸变成机器人，机器人变成活人，活人变成鸟，鸟飞旋起来……又一阵顿挫之后，男孩把自己倒竖在地上，依凭安全帽，开始高难度地“头旋”……

　　“土里嵌了块青石板。”

　　我猜也是。

　　鼓点密了，男孩并拢腿，收紧胳膊，像个拉长且放大的陀螺，定在原地疯狂自转。明显是大人戴的安全帽，衬得男孩瘦小，脸尤其小，已转得看不清眉眼。如果男孩睁着眼，周围的山就在反向旋转;如果闭着眼，他也许就看穿了山，看穿了一座座山……越过丘陵……看到平原上的城市……越过高楼……看到一座渣土山上的父亲和母亲。

　　但他看不到了，一滴泪溅在屏幕上，给我看视频的男人把手机翻了个边，鼓声隐约远去，视频暗中结束。渣土山上，风在我和男人，还有落泪的女人之间吹过。

　　“那块青石板，本来是我捶衣服用的。”女人说。

　　冬日午后，我路过一处拆迁废墟，偶然遇见这对夫妻。先看见的是男人：头上一顶安全帽，面朝太阳所在的西南方，一动不动坐在新鲜的渣土山上。不像来铺防尘网的，像个累了的拾荒人。在拆迁工地，我见过戴安全帽捡废品的人，但在拆迁遗留的渣土山上，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戴着安全帽，而且是红色的。

　　“你爬上来干什么?”男人早站起来了，脚边鼓鼓囊囊一个编织袋。

　　“爬上来，看看。”我有点喘，但已习惯渣土的气味。

　　“你以前住这里?”

　　“没有。”

　　男人松口气，扫一眼脚下的斜坡，弯腰捡起一截砖头。

　　“看到没有?”男人伸左手，食指指定一个地方，“那里有只老鼠。”

　　“只看到一截砖头。”我说，“斜栽在土里。”

　　“对!现在躲到，砖后面去了!”男人说着，手里的砖头已飞出去。

　　“嗬——”砖头砸中砖头，我和男人同时喝彩，一只老鼠同时逃命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人得意地哼唱起来，“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击壤歌?”我有点吃惊，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唱腔。

　　“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男人意犹未尽，“何～有～哉～!”

　　“何～有～哉～!”感谢祖先，我跟着哼一句。

　　男人不好意思了，东看看西看看，重新坐下，仍旧朝向太阳一动不动。安全帽的后颈箍拴得紧紧的。屁股下一块混凝土，早被他坐干净了。

　　风冷，我蹲下来，递给他一根烟，自己也叼上一根。他把烟往嘴唇一塞，掏出打火机给我点火，火苗一下被风吹灭了。再点，手遮不住风，还是灭了。我亮了亮自己的打火机。

　　“安全帽，捡的?”我把烟点上。

　　“不是捡的，偷的?!”他点烟，呛得咳了，“偷的?偷的!”

　　听话听音，我琢磨他的回答，并反省自己的问话，没想到他已“说来话长”又“长话短说”。十五岁，他从山旮旯去沿海城市打工，在建筑队当泥瓦匠，戴黄色安全帽。很快分清了安全帽的类别：黄色是苦力，蓝色是技术工，白色和红色喜欢指手画脚，红色还喜欢扣工钱。厦门、汕头、珠海，打工打到三十岁，他最后就偷了一顶红色安全帽，去海边待了半天，离开了深圳。

　　“海，都是一样的，还连在一起。”他笑了，下颏带系得紧，笑容有点怪。

　　我觉得他见过世面，对安全帽的类别有自己的概括;我也觉得偷一顶红色安全帽，虽然补偿不了他被扣的工钱，但也算一种心理补偿;只是不明白，他怎么现在还把这顶偷来的红色安全帽戴在头上。

　　“怕被砸死啊。”他叹气了，“我就是怕被砸死才不打工了。”

　　他最后见到被砸死的人，不是在工地，是在街上。那人也不是工友，就是街上的行人，突然就被跳楼的人砸死了。

　　“要是戴着安全帽，很可能不会死，你说呢?”他站起来，把烟头踩灭在刚坐过的混凝土上。

　　“不一定。”我站起来，也把烟头踩灭。

　　“我老婆来了。”下巴朝西南方抬了抬，“我老婆也说，不一定。”

　　一个系头巾的女人，低着头塌着腰，出现在几座渣土山之间的小块平地上。如果是在真正的大山里，平地就是山坳，山坳上就有村寨。在渣土山的“山坳”上，女人踩着碎土砖块，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得东倒西歪，左手上有什么东西，不时反射出阳光。渣土山是铲车推出来的山，是废墟上的垃圾堆，不仅难走，难闻，再想捡点废品，也是沙里淘金。女人一直低着头，走过“山坳”，开始朝山上爬，眼睛无疑还在找值钱的东西。

　　“只捡到一只。”女人爬到男人脚下才抬头，睃我两眼，朝男人晃晃左手上的红色高跟鞋，“跟新的一样，要是捡到一双就好了。你倒好，捡了个朋友?”

　　“是朋友。”我抢着说，“不是捡的。”

　　“是朋友，不是捡的。”男人马上重复我的话，笑一笑，“钱可以捡到，朋友捡不到。”

　　“钱也捡不到。”女人伸出右手，让男人把她拉了上来，弯腰，把高跟鞋使劲往编织袋里塞，同时侧头睃我一眼，“你捡到过钱吧，兄弟!”

　　“没有。”我老实回答。

　　“你看你看，这位兄弟都没捡到过钱!”女人似乎生气了，把高跟鞋往边上一丢，直起身瞪着男人，“你捡到过?”

　　“捡到过。”男人比我更老实。

　　“捡到过!钱呢?捡到过!自己偷偷花了?捡到过!你再给我捡点来?”

　　女人推了男人一把，男人稳立不动。我分不清女人生气的真假，觉得这女人好像在隐瞒什么秘密，而男人想透露这个秘密。

　　“在这里。”男人抬手把下颏带解开，“放心啊老婆!这位是朋友。放心!”

　　“放心!”我不明就里，但不能不够朋友。

　　男人迅速脱下安全帽，女人放心似的没有阻拦;原来秘密就藏在安全帽的帽壳和帽衬之间，包在一块蜡染的蓝底白花手帕里。

　　是一块银元。两株稻穗围着“壹圆”两个字。翻过来，一个秃头，四星肩章，“中華民國三年”。

　　“袁大头!”我说。

　　“晓得!历史课上学过的。”男人用脚拂掉混凝土上的烟头，弯腰把安全帽放好，站起身又将银元翻回“壹圆”，“袁，袁世凯，值钱不?”

　　“值钱不?兄弟!”女人睃我一眼，伸手去包手帕。

　　“值钱。看是不是真的。”

　　“真的!”男人迅速拈起银元，凑嘴边猛吹一口，送到我耳旁，“你听!”

　　我歪头，听到了一丝清亮的颤音。顺势看天，天开始变阴了。

　　“是真的。”我说，“可以去银行兑钱。”

　　“去过了，不值钱。”男人说。

　　“只按银子算钱，不按钱算钱。”女人说。

　　“那就去古玩市场。”

　　“去过了，不放心。”男人说。

　　“你看值多少钱?兄弟!”女人从男人手里抓过银元，亮到我眼前。

　　“我不收藏钱币。”我老实回答。

　　“你说值多少钱?你说!”

　　“我说了，我不收藏钱币。”

　　“那就算了。”女人用拇指和食指把银元拈好，凑到嘴边吹口气，迅速移至耳边，“真好听!银子的声音。算了，带回老家算了。”开始自言自语，“请银匠打个项圈，给二毛戴上，长命百岁。”

　　我明知一块银元不足以打个项圈，但也不好问他们是不是不止捡到一块，就问别的：

　　“二毛，大毛。有两个孩子?”

　　“是，两个孩子……”男人掏出一盒烟，本地的白沙烟，跟我抽的一样，“是两个孩子，二毛才怀上，大毛……”

　　“你怎么晓得?”女人突然带上哭腔，盯我一眼，蹲下，“怎么晓得大毛?”

　　我知道不妙，大概无意间碰到女人的痛处了，便和同样忍痛的男人默默抽烟。天更阴了，风大起来，吹得走烟，吹不走女人的哭声。

　　男人蹲下，用手轻轻拍打女人肩背;另一只手夹着烟，不断往嘴里塞。终于止住了女人的哭声，也终于把烟抽完了。

　　“把高跟鞋，给我收好。”女人嗓子哑了，“不卖，我要。”

　　“好。”男人乖乖的，把编织袋挤压一番，丢在一旁的高跟鞋就被顺利装进去了。

　　“大毛，这就是大毛。”男人站起来，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戴着黄色安全帽，瞪着两只大眼睛。

　　“眼睛好大。”我说。

　　“没见过吧?”

　　“没有。”

　　“没见过这孩子吧?”

　　“没有。”

　　男人接着给我看视频：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在跳街舞……一阵顿挫——托马斯全旋——又一阵顿挫……镜头隔得远，又有点晃，除了一双大眼睛，大毛的脸模糊不清了。

　　片刻，女人也站起来，一手攥紧银元，一手从男人手里扯过手帕。男孩“头旋”的时候，一滴泪溅在屏幕上。

　　“咸的，妈妈，海真的是咸的。”女人用手帕擦眼泪，“我一哭就想起大毛的话。”

　　大毛跟母亲到过深圳，看过海。别的孩子见到海都欢呼着奔过去，他却哇的一声哭了，扭头就跑。直到父亲走走停停，慢慢把他抱过沙滩，母亲尝了手指沾上来的海水，再让他尝，他才不哭。然后父亲将他放下地，母亲抓住他右手，他自己伸左手食指点了下海水。

　　“他一点，海上就起风了。”男人说。

　　“还没有!”女人说，“伸舌头舔手指，笑了，然后就起风了。”

　　本来没有一丝风，海面像块大镜子;有了风，就有了波浪，皱纹一样爬上沙滩。大毛不肯打赤脚玩水，戴着父亲的安全帽在沙滩上竖蜻蜓，又脱掉帽子让母亲把他埋在沙里，只露两个鼻孔出气。一同去看海的几个孩子，这时候都来玩大毛的鼻孔了。大毛就爬起来，抖掉沙子，和同伴一起在沙滩上疯跑。

　　当同伴都回到遮阳伞下，大毛不见了。父亲让工友分头去找。母亲们在原地守住孩子。

　　“我也去找。”女人说，“找到时是个光屁股，一个人坐在海边笑。好大的鱼!他说海里有好多好大的鱼!”

　　衣服鞋子没找到，大毛穿父亲的外衣，坐公交车回父亲打工的住地。一路上光着脚，但是戴着安全帽。中途，父母带他去商场，买了新衣，买了新鞋，都不肯穿，哭着说还要买个头盔。问他买头盔干什么，他说跳舞，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街舞，他在深圳街上见到好几回了。戴安全帽也可以转!转你的头!父亲发火了，没舍得花钱。

　　“我看见过外星人。大脑袋，戴头盔。”回老家前，大毛才说实话。

　　“在哪里?”父亲问。

　　“溶洞里。回家就带你去看。”

　　“瞎说!”母亲说，“你又瞎说!”

　　“没瞎说。妈妈怕蝙蝠，不肯跟我去看，就画在石头上。”

　　“哈哈哈，你画的吧?”父亲笑了。

　　三人回家过春节，大毛戴好安全帽，带父母去了半山腰的溶洞。母亲拿着手电，父亲举着火把，往洞里走了很远，走了很久，看到了黑蝙蝠，还看到了白蝙蝠，就是没有看到大毛看到过的外星人。

　　“我记得就画在这里。”大毛指着一块湿漉漉的大石头，“大脑袋，大眼睛。”

　　“莫非被水洗掉了?”父亲将信将疑。

　　“洗不掉!”大毛说，“跟长在上面一样!我爬上去摸，还摔了一跤。”

　　大毛说他摔得晕过去，醒来，黑黢黢的，火把熄了，找不到了，突然洞顶漏光，天上的光，好刺眼，把石头上的外星人都照活了，都是大眼睛，大脑袋，细胳膊细腿，一个个动起来，动画片一样，有一个还捡起了火把，朝天上一举，火把就又燃起来啦。

　　瞎说，尽瞎说，你尽瞎说。父母看着大毛，用火把手电照着大毛，都没敢说出口，都只在心里犯嘀咕：这孩子，想头盔怕是想出毛病了。

　　夏至日，大毛失踪;父亲买了个儿童街舞头盔，从深圳赶回老家。村里的人、乡里的人、县里的人，找了七天七夜，没有找到孩子下落。省里组织的一支民间探险队，后来在溶洞里找到了岩画，初步判断，至少已有一万年。据说探险队还在溶洞深处发现，一根长了几万年的石笋，就要和上面那根同样长了几万年的石钟乳长到一起了，最多还差三滴水，最少，一滴水。

　　“岩画去看过，跟大毛说的一模一样。”男人说，“洞顶漏光，照着石头上细胳膊细腿的人。”

　　“你说，兄弟!”女人睃了睃天空，“大毛是不是跟外星人走了?”

　　“会回来的。”我说得勉强，但又使劲点头。

　　天阴得快下雨了，大风已吹来潮湿的味道。一个塑料袋从空中飘过。又一个塑料袋从空中飘过。要是来个飞碟就好了。高楼林立，渣土山适合降落。我给男人一根烟，自己点上一根;瞄了瞄女人的肚子，“二毛”大概两三个月了。

　　“再见。”

　　“再见!”男人拾起安全帽。

　　“来玩啊，兄弟!”女人挥挥手帕，看看天，“外星洞!我们老家现在叫外星洞，记得来旅游啊!”

　　外星洞。大山里，地球边缘，一个可能出名的地方。我想我会去吗?去了也看不到我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街舞：弹簧——火箭——僵尸——陀螺。六七年后也许会去，去看溶洞里的大脑袋岩画……山坳上戴银项圈的孩子……如果是个女孩，总有一双高跟鞋在等着她……如果是男孩，一只废弃的高跟鞋可能是他“击壤”的玩具……如果抛上天空，高跟掉落如火箭分离，鞋身一瞬间就会变成飞船……山影如岸……何～有～哉～……男人扶犁而歌……女人蹲在溪边捣衣服，棒槌一起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