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

　　茨维塔耶娃这样的天才，一生都将自己置于波的情绪上，不是波峰就是波谷，很难平息。在波峰上消耗，穷奢极侈，坠入波谷就抓救命稻草。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一个朋友，抓过去救命就变成了情人，变成了一切。她与他是天才遇到天才，时常互抓，于是才有了一段传世诗恋。

　　1931年的茨维塔耶娃可谓孤独，可谓走投无路，她跟娜塔莉亚·刚察罗娃、叶阿伊兹·沃里斯卡娅的关系冷却了下来，跟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及其女儿的关系也日趋淡漠。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从莫斯科来带给她一个伤痛的消息：帕斯捷尔纳克离婚了，又有了新情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为自己活着，偶尔跟茨维塔耶娃通信，自然没想过、也没有答应过要等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想，也只是她的幻想和期望。帕斯捷尔纳克新恋情的被证实，让孤独绝望中的茨维塔耶娃妒火中烧。她在2月13日给罗蒙诺索娃的信中写道：“我跟帕斯捷尔纳克秘密交往了八年(1923—1931)，彼此相约，活到见面，但是见面一拖再拖，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真是一场灾难……”她说得没错，彼此相约，活到见面，但并不是见面结婚，厮守余生。可以是精神的结合。茨维塔耶娃的内心复杂迷乱，叠加了多种情感，她时常把一时的想法当成决定。既然是抓救命稻草，就免不了自欺欺人。她天真地认为，如果能去莫斯科，或者帕斯捷尔纳克能出国，他们哪怕只有一次，便不会有吉娜耶达·尼古拉耶夫娜的汤喝。她一辈子都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想法。单靠灵魂或者单靠肉体，是托不起一个男人的。

　　1929年6月，柏林《舵报》转载了帕斯捷尔纳克发表在《红色处女地》第五期上的两首诗《瞬间雪飘，看得见鹅卵石……》和《翻过口袋，你有权利……》。两首都是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其中《瞬间雪飘，看得见鹅卵石……》是一首贯顶诗，共十五行，开头第一个字母连接起来就是“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两个人的关系开始于1922年6月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茨维塔耶娃从柏林寄给他的诗集《里程碑》。月底，茨维塔耶娃收到帕斯捷尔纳克从莫斯科寄来的他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茨维塔耶娃读后，写下了评论《光雨》。两位诗人对彼此诗歌的评价一下子达到了云端——真实的，应有的高度。之后书信往来不断，后来里尔克加入，便有今天我们读到的《三诗人书简》。

　　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外表有记忆的印象，更有痴情的幻想：“他的脸既有阿拉伯人的特征又有阿拉伯骏马的特征：机警、专注——仿佛随时准备全程驰骋……大大的眼睛(不是眼睛，而是明眸)，也有骏马眼睛的野性与警惕。给人的印象是时时刻刻在谛听，在关注，突然之间激情迸发化作诗句，往往具有超前意识，就像悬崖或者橡树开口说话。”

　　有了印象和幻想的催化，茨维塔耶娃虚构出了完美的意中人。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才也为自己增色不少。

　　茨维塔耶娃对帕斯基尔纳克不止有想象，还有想法。这个想法直到1935年两个人在巴黎见面后才熄灭。1922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准备访问柏林，茨维塔耶娃想去柏林会他。她想象两个人坐在“简陋的咖啡馆里，外面下着雨。像胳膊肘与前额的距离……”想见却又怕见。“生活中我不喜欢见面：迎头相撞。两堵墙，难以穿透。”可见，有想象和想法的茨维塔耶娃也很清醒，她懂得真相。两个人无论怎样避免，或者说阴差阳错，1935年还是来了。

　　罗泽维奇在她身上燃起的大火尚未熄灭，她便一下子把火烧到了帕斯捷尔纳克身上。茨维塔耶娃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诗人。1923年3月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折磨!看不见岸，不见路标/我要强调说，我为你/耗费了从来不曾耗费的心血，/从来不曾花费的力气!”她还说过：“对于我来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意味着神圣，他是我全部的期望，是覆盖大地的天空，是过去不曾有的，是未来将要出现的奇迹。”

　　由此可以看出，绝境中的女诗人期望的强度和过于的自信。事实证明，她没有未来，她的未来就是每一天的苦难，时时刻刻的折磨，和不断涌出的诗句。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她的未来和奇迹。其实她也知道。1924年11月19日，她在写给奥尔嘉·耶里谢耶夫娜的信中说：“我总是经历这样的分手(跟罗泽维奇)，唯一的例外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我和他的会面以及不可避免的分手都还在未来。”

　　1926年4月12日是两个诗人感情的一个分水岭。之前是茨维塔耶娃的单恋。这一次，帕斯捷尔纳克一定遇到了什么，才有了对茨维塔耶娃的需要。他致信里尔克，请他把他的《杜伊诺哀歌》寄给茨维塔耶娃。他在信中说茨维塔耶娃是“天生具有杰出才华的诗人，就其风格而论接近博尔德瓦尔莫”。与此同时，他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也迅速升温，并主动问及需不需要马上去看她。茨维塔耶娃不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但她对帕斯捷尔纳克有点叶公好龙了。她清楚帕斯基尔纳克不是罗泽维奇，他比罗泽维奇要复杂和深奥得多。她回信说：“你让我安心写作。那就让我们沉默，生活，成长……”

　　孩子们将来会说，时代

　　让诗人煤一样燃烧!

　　帕斯捷尔纳克把茨维塔耶娃归入了伟大诗人的行列，颇有预见性，也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首肯。就是这短短的两首诗，给了茨维塔耶娃力量，支撑着她活下去。

　　1926年岁末，里尔克病逝。为了不至于被这个突出起来的噩耗打倒，茨维塔耶娃本能地抓起了笔和纸，开始向帕斯捷尔纳克倾诉。这时候的帕斯基尔纳克就是一颗钉子一个木桩，茨维塔耶娃这只轻薄之舟必须得系在它上面。对于一个诗人，笔和纸是他们对付虚无和绝望的唯一工具。

　　再无与里尔克见面的可能了，她敞口问帕斯捷尔纳克：“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呵呵，茫茫人海，头上笼罩着死亡的悲哀的黑云，千里之外的肩膀，她多想依靠——她所希望的对帕斯基尔纳克的依靠是多层次的，也是更深层次的，包含了世俗和精神的全部可能，比对里尔克所希望的还要多。她在2月9日那封长信中对帕斯基尔纳克说：“现在你一定要活很久很久，长久到痛苦的程度，这是我也是你的责任。”

　　1930年1月25日，她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信说“我们注定不可能成为相依为命的亲人”。也算是对1935年夏天在巴黎的不欢而散的预见。

　　1935年来了。茨维塔耶娃的预见来了。这个预见十三年前便出现了：“我不喜欢生活中的会面：前额贴前额。”6月21日，保卫文化反法西斯国际作家大会在巴黎联谊宫召开。6月24日晚间会议上，尼古拉·吉洪诺夫正在演说，帕斯捷尔纳克走进了会议大厅。茨维塔耶娃目睹了这一瞬。会议的最后一天，帕斯捷尔纳克发了言。发言稿为他与茨维塔耶娃共同编写。茨维塔耶娃因为她“第五季、第六感、四维空间的兄弟”的到来而心慌神乱。他们在旅馆见面，一起去商场。帕斯捷尔纳克在商场丈量茨维塔耶娃衣服的尺寸，为妻子选购时装。茨维塔耶娃迫不及待地向帕斯基尔纳克展示自己的诗歌和散文，可是别人来不及读。这位“云端的兄弟”让她大失所望。在精神与想象中依恋了十几年的大师和情人，居然是个不幸的、心烦气躁的、神经衰弱的人。

　　两个人不曾完成任何一个诗歌的，或者爱情的细节。一个礼拜后，茨维塔耶娃在吉洪诺夫面前抱怨说：“鲍里斯——让我感情混乱。他是我的一道难题。在我看来，事情本来明明白白，在他那里，就成了弊端、病患……”

　　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两个人的宿命。上帝造就出诗人，就是让他们隔膜、误解，不让他们“前额贴前额”。或者只能在想象与诗歌中“前额贴前额”。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磁极，一个漩涡，彼此是排斥而永难贴合的。茨维塔耶娃从布拉格到巴黎，过着悲惨的生活;她的悲惨是日常生活的贫困，是个人精神的焦虑和欲望的失控。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内的悲惨，还包括丧失自由。茨维塔耶娃至死都不能理解——不是隔了世界不能理解，而是抒情诗的想象遮蔽了她的心智。

　　两个月后，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一封信，等到10月才收到回信。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回信是有期待的，虽然6月的会面让她很失望——可见诗人内心的复杂。读罢回信，茨维塔耶娃没有语言了。回信一点不关心她的家庭与生活，也没有对她的散文(6月从巴黎带回去的清样)有任何评价。茨维塔耶娃给气惨了，在笔记本上有失理智地谴责起帕斯捷尔纳克的硬心肠(6月的巴黎之旅没有借道去慕尼黑看父母)，表白起自己的心又是如何的软。她喃喃自语，思路含混，在批评帕斯捷尔纳克、普鲁斯特、里尔克的不近人情的同时，又承认他们不是平常的人。“里尔克至死也没有把我换作妻子、女儿或者母亲……这是一种心灵的煎熬。”她说，“将来我死的时候，来不及考虑死亡本身，全部心思都会集中在我的家人会不会饿死……我的手稿最好不要失散。”

　　茨维塔耶娃是否把这封信寄给了帕斯捷尔纳克，不得而知。书信保存在她的笔记本里。茨维塔耶娃不只对待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对待曼德尔斯塔姆也是如此。这说明她向来拿他们当自己人。她对自己人的苛刻和逼真，即是对爱的苛刻与逼真。

　　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苛刻与较真，在1936年初春达到了顶峰。她在《消息报》上读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发表的歌颂斯大林的诗行：“在古老的石墙后面，/日日夜夜深谋远虑，/那里筹划宏伟事业：/举世震惊的建设规模……/他做的梦豪放大胆，/这样的梦从未有人做过!”她还从2月24日的《文学报》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讲话《论谦虚与勇敢》。在茨维塔耶娃眼里，这些都是效忠的宣言，是对“君主的献媚”。可以想象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鄙夷之情。她认为他的行为已是对抒情诗的背叛。她写道：“你——太软弱，/你什么都不明白，鲍里斯，/俄狄浦斯，/被野兽吞噬你。”从此不再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信。

　　这件事情做得漂亮。我站在茨维塔耶娃一边。不宽容，未必不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软弱，茨维塔耶娃是摸透了。不过，软弱也成全了后来的帕斯捷尔纳克。如果茨维塔耶娃能活到《日瓦戈医生》出来，或许她会改变她的态度。谁又知道呢?也许是茨维塔耶娃的态度，茨维塔耶娃的死，成全了帕斯捷尔纳克价值与历史观的转变。

　　1935年6月，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艾夫隆和女儿阿莉娅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1948年阿莉娅从流放地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回忆了那个夏天的情景：“那里的橙子很多，天气很热，半裸胸膛的拉胡蒂在旅馆的走廊来回游荡，我们只好在书店和商场走一走。你无意去看什么，只顾想心事……”1955年，阿莉娅又给帕斯捷尔纳克写道：“你在旅馆里满怀忧愁(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房间——左边有窗户，靠近窗户是宽大的床铺，右边是阴暗的壁炉，一摞边页尚未裁开的书，上面摆放着橙子)。你坐在床上，我在一个角落里眨巴着眼睛，另一角落站着圆滚滚古铜色的拉胡蒂……”

　　茨维塔耶娃的不理解，女儿阿莉娅理解了。我愿意把阿莉娅与帕斯捷尔纳克后来的通信，当成了茨维塔耶娃血脉与灵魂的延续;把阿莉娅信中流露出的喜悦与依恋，当成那十三年爱的复活。

　　为什么要回苏联俄罗斯?

　　七十年了，热爱和同情茨维塔耶娃的人都在问，为什么要回苏维埃俄罗斯?

　　我也在问。

　　茨维塔耶娃在1931年写过一首叫《松明》的短诗：“我们看你们的巴黎\既不美丽又无聊……俄罗斯呀，我的俄罗斯，为什么你这样明亮地燃烧?”

　　6月她写道：“侨民没有读者。如果说有，最多不超过一百个文学爱好者。……”我的文学创作外在环境所遭遇的挫折——文学圈子排除在外……我在侨民界遭受的挫折——原因在于，我不是侨民，依照精神，也就是说，依据气质和举止——我来自那里，那个方向，属于那边。”

　　那里，那边，就是她的“明亮地燃烧”的俄罗斯。茨维塔耶娃错就错在把逝去的或者说她心中的俄罗斯跟苏共统治下的俄罗斯画上了等号。那边，那里，曾经是俄罗斯，现在不存在了。这个女天才，没有把她的俄罗斯装在心里的能力，没有把她的俄罗斯随身带的能力，也没有在不接触的状态吸收母根养分的能力，虽然她说过(在1927年给杰斯科娃的信中)“人不能单凭俄罗斯活着;俄罗斯在我心中，而不是我在俄罗斯”。

　　茨维塔耶娃舍弃不了俄罗斯，但她并不糊涂。1931年秋天，她写信给萨洛梅娅说：“我不能去俄罗斯!在那里(尽管我喜欢)……我会受到关押。在那边我的生命难以保全……”

　　然而，谢尔盖·艾伏隆要去那里。他不晓得，死亡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他。完全可以说，是丈夫艾伏隆把她引向了死亡。

　　假如她不回去，一直住在巴黎，结果会是怎样?会不会像后来的策兰?她没有爱伦堡那样的理性和世俗性。

　　最人性的心肠——怎样看待沙皇

　　茨维塔耶娃不接受布尔什维克，她不依主义来判断价值，也不依大多数来判断。她依她眼睛所见、心肠所感。1930年，她在长诗《沙皇一家的遭遇》里献出了她最人性的心肠。

　　据茨维塔耶娃所知，沙皇是个顾家的人，为人谦和，且明白自己并非天生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1917年3月宣告退位便是明证。他与皇后青梅竹马，感情颇深，彼此之间永不枯竭的爱情滋养着他们的小家。茨维塔耶娃还很年轻的时候便为他写过诗：

　　双头鹰陨落

　　失去荣耀。

　　你失去权力，皇帝!

　　后代子孙将记住

　　你明亮的眼睛，

　　记住拜占庭背信弃义……

　　一个好心肠的人写另一个好心肠的人，写他作为一个人的不幸。他的好心肠抗拒不了时代，抗拒不了人性恶的凝聚力。他及他的全家七口被杀了，二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他的活路，她想让他活在她的好心肠里，活在一首诗里。

　　1917年5月19日是沙皇的生日，他满四十九岁。8月12日是皇太子的生日，他满十三岁。8月15日，早晨6点，沙皇一家人被送上火车，去了西伯利亚。三天后到了秋明，再换乘轮船“罗斯号”沿图拉河驶往托波尔斯克。8月19日抵达额尔齐斯河左岸的托波尔斯克。对岸就是辛亥革命后乱糟糟的中国。一家人在轮船上过了七天，由于住处没有准备好，改换地点住进了前任省长的宅邸。一住就是八个月。

　　在这八个月里，沙皇喜欢做一些体力活，锯木头、劈柴。皇后体弱多病，呆在房子里，织毛衣，缝纫。沙皇(尼古拉)依旧写日记，心存获救的希望，有人暗中安排他们逃脱，他们因为不愿意一家人分开、不愿意离开俄罗斯而放弃了。沙皇夫妇都不同意出国的建议。

　　1918年3月红军来了，气氛一下子变得严峻。4月，一家人被拆散，沙皇和皇后，以及他们的一个女儿被押往也卡琳娜堡，依旧是坐“罗斯号”，走图拉河。5月23日其他人也被押到了那里，关押在商人伊巴齐耶夫的一栋楼房里。皇太子的病情加重了，沙皇还是每天写日记，再次闪现出微弱的获救希望。

　　7月16日深夜或17日凌晨，一家人被从睡梦中叫醒，命令站成一排，宣布说要把他们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一家人穿好衣裳，洗过脸，走到院子里。尼古拉把儿子抱在怀里，穿过一道门，走进了一个面积约摸二十平米的半是地下室的房间。十一个人都望见，高高的窗户上安装着铁栏杆。确实是更安全的地方，死的地方;死本身，再不存在什么危险了。十一个人受难。沙皇一家七口，医生、厨师、女仆和听差四人。随后把尸体搬上卡车，运往一个叫“四兄弟”的矿场，扔进矿井，再泼上硫酸，一把火烧了。

　　茨维塔耶娃重现了这一幕，也重现了俄罗斯的羞耻和布尔什维克的羞耻。好心肠穿过七十年，把颤栗传递给我们。

　　1925年圣诞节那天的《最新消息》报，登载了茨维塔耶娃1918年写的日记：

　　枪毙沙皇

　　我带着阿莉娅从一个食品供应站垂头丧气地回家，街心花园空荡荡的，景象凄凉，橱窗——修表匠的小窗户——在许多廉价的小东西中间有一枚带徽章的巨大的银戒指。

　　随后走到一个广场。我们站在那里等车。下起雨来了。突然一个野小子用公鸡一样的嗓子喊道：“尼古拉罗曼洛夫被枪毙了!尼古拉罗曼洛夫被枪毙了!尼古拉罗曼洛夫被枪毙啦!”

　　我看着那些等电车的人们，他们都听见了(那样的叫喊声!)。工人，衣裳破烂的知识分子，士兵，带孩子的女人。都无所谓，管他是什么人!管他出了什么事!买一份报纸，随便翻一翻，把目光移开——怎么电车还不来?……

　　我平静地大声对阿莉娅说(用这样的声音说过话的人必定知道)：“阿莉娅，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了。我们祈祷吧，愿他的灵魂安息!”

　　于是阿莉娅深深地弯腰鞠躬，很认真地划了三次十字。(我想，可惜阿莉娅不是个男孩，不然我会替他摘下帽子。)

　　这样心肠的一个女人，这样心肠对逝去的俄罗斯、对沙皇好的一个女人，有点感天动地。以至于得知她一向喜欢的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那首让他自己蒙羞的《皇帝》之后，情绪突然变得很愤怒。1926年3月读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散文《时代的喧嚣》亦然——她不允许她喜欢的诗人为了一时迎合布尔什维克违背一点点真实。

　　马雅可夫斯基

　　1928年10月15日，马雅可夫斯基来到巴黎。谢尔盖·艾伏隆办的《欧亚大陆》报第一期刊等了茨维塔耶娃致马雅可夫斯基的欢迎信：

　　1922年4月28日，我离开俄罗斯的前夕，大清早，在空荡荡的铁匠桥街上，我遇见了马雅可夫斯基。

　　“喂，马雅可夫斯基，你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

　　“真理——在这边。”

　　1928年11月7日深夜，我从伏尔泰咖啡馆出来，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听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朗诵，关于俄罗斯，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力量——在那边。”

　　力量在那边，不是真理在那边。力量也包括了暴力。这是她悲剧性的一个元素。她解不开那个俄罗斯的结。

　　早在1918年，在莫斯科采特林的住所，茨维塔耶娃就听过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他的长诗《人》。

　　茨维塔耶娃送了本她的诗集《离开俄罗斯之后》给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上的题词是：“送给像我一样——健步如飞的人!”落款日期是10月。出人意料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没有随身带走这本诗集，把它留在了巴黎，直到1970年才被列·尤·布里克和弗·阿·卡塔尼扬带回莫斯科。

　　没有资料记载在巴黎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这两个人有更多的交流，只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记事本上有茨维塔耶娃在莫顿的住址。

　　12月3日马雅可夫斯基走了，就在这一天，茨维塔耶娃发表了给他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里，她转述了因为她在《欧亚大陆》报发表了致马雅可夫斯基的欢迎信而声明不再使用她稿子的《最新消息》报说的一句话：“与其说她只是向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致敬，莫如说她是在通过诗人向新的俄罗斯致敬……”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销毁这封信，而是以在展览会上展示的方式“公开发表”了它。

　　第二年，茨维塔耶娃对马雅可夫斯基头年书写并发表了诗作《皇帝》表达了极度的愤懑。要是当时就知道，她还会给他写欢迎信吗?

　　1930年4月，茨维塔耶娃得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消息，说它是“纯洁的死亡”，还说“一切的一切关乎纯洁”。她说：“这一死亡带来的震撼力在于，他的命运与才华正处于顶点，他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期——而他却毁灭了。”

　　8月，她为马雅可夫斯基写了《安魂曲》。由七首诗编织成。她原谅了他的污点。

　　孤独的真相

　　茨维塔耶娃并非是喜欢离群索居的人，她最不堪忍受的就是孤独。其实她很喜欢出头露面，她有着超乎常人的与人交往的欲望。事实上，她也交往了很多的男朋友和女朋友。细看她的笔记、日记，细看她写给朋友的信，哪怕只是写给萨洛梅娅或者写给格隆斯基的书信，便可得知，她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空闲，不是看电影、聊天，就是开讨论会。孤独完全不是她的活法，仅仅是她的一种心理状态。她有离群索居的想法，但一旦远离人群她又极力逃避。她渴望为王，然而时常被冷落。她没有为王的物质条件，她有为王的精神高度，但高处不胜寒，没有人敢追捧。她的性格直率，为人处世较真，少能带给朋友愉快，只有真正看重她才华的人、心胸宽广的人才能接受她。她不幸中的万幸，是遇到了谢尔盖·艾伏隆——她有两位数的婚外恋，他也只是吃一吃醋。还有就是她生了阿莉娅这么好个女儿，简直就是她的帮手和寄托。

　　我们想象，假如她一生中没有这两个人，会是怎样?

　　有时候，她的孤独感其实是一种感伤。在她的感觉中，无爱的状态就是孤独——有爱又是煎熬。就像她1928年新年伊始的感觉：帕斯捷尔纳克远在天边，里尔克阴阳两隔。她要的爱都是悬空的，家庭、儿女都不是那种类型。1929年12月31日，她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回信中写道：“准确地说，没有一个人召唤我迎接新年，仿佛有预见性似的——把我留给了你。只有在莫斯科我经历过类似的孤单……”

　　她想为王，她身上有王者气，但她没那个命。于是她怨愤：“在任何圈子里，我都是个外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在人群聚集的任何场合我都不受重视，我只会破坏气氛，尽量自我收敛……我感觉像置身荒漠。”

　　在写给她最好的女友杰斯科娃的一封信中说：“我总想在世人面前崭露头角。”一旦不能在世人面前崭露头角，她就活不下去。

　　一个人想做主角，却找不到导演和观众。她忘了，主角也有错位的，灵与肉的错位，时代的错位。她应该想到，今天，在她的俄罗斯回来之后，她的作品登台成了主角，拥有了足够多的观众。她的传人——与她在这个星球上仅仅共存过两个年头的布罗茨基，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无比地推崇她与曼德尔斯塔姆，说他俩更有资格获得他手捧的桂冠。

　　1934年11月21日，茨维塔耶娃写信给杰斯科娃说：“这几天我很想写遗嘱。真的不愿再活下去了……我想让以后的人了解我：遗嘱就是说明书。”她接下来写道，“活到了四十岁，我还没遇到一个人，他最终爱我，在世界上爱我胜过爱任何人。我很想弄明白这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所有的人都有过对他忠诚的人。我却没有忠实于我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布拉格

　　1927年，对于茨维塔耶娃，巴黎好比荒漠。找不到人吐苦水，找不到地方去倾诉、去抱怨——抱怨最可怕的心灵迟钝。她怀念起布拉格。

　　当初在布拉格，她多么难受，多么向往巴黎!

　　布拉格!布拉格!永远脱不开的城市，永远心神向往的城市!我想去看你，在我眼里，布拉格的美好在你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我去看你，去看骑士像。

　　茨维塔耶娃给布拉格的杰斯科娃写信说：

　　有没有把骑士刻画得更雄伟、更清晰的版画呢?真想在雕像台座上吊死……(呵呵，还有什么语言!)

　　杰斯科娃寄来了“布拉格骑士”的版画。传说骑士布隆斯维克耸立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旁边，默默无声地见证了茨维塔耶娃1923年秋天的狂热与痛苦(也见证过卡夫卡的一生)。

　　这之前(一月)，里尔克死后，她就开始怀念布拉格，觉得那座城市很美，她在那里写作，那里的朋友很善良，而巴黎没有朋友，将来也没有。

　　在布拉格，茨维塔耶娃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遇到了康斯坦丁·罗泽维奇，一是生下了儿子穆尔。

　　跟罗泽维奇的爱情是又一次火灾，烧伤了自己，也烧伤了丈夫谢尔盖·艾伏隆。

　　罗泽维奇在茨维塔耶娃死后又活了四十七年，活到了1988年九十三岁高龄。1977年8月，罗泽维奇在写给萨基扬茨的信中说：“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应该珍惜我跟玛茨的关系，尽力躲避流言蜚语以及无聊好奇心的滋扰。可是这种关系已经被玛茨写进她的抒情诗和长诗，所以我从来也不把它当成秘密。”当一位女记者请求他讲一讲《山之歌》和《终结之歌》所涉及的“隐含经历”时，他断然回绝了。1978年11月，罗泽维奇在自传的结尾处补充说：“在布拉格，我有幸遇见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不管岁月过去了多么长久，我一直珍藏着对她的记忆。”茨维塔耶娃的一些抒情诗和长诗《山之歌》反映了他们的相爱与分离，罗泽维奇一直克制着没有作任何解释。最后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平庸的语言怎么能诠释已经成为诗歌经典的内容?”1982年在巴黎，罗泽维奇说，他没能跟茨维塔耶娃生活在一起，都怪自己轻浮、软弱——这也是导致茨维塔耶娃与他最后分手的原因。

　　高尔基

　　高尔基不只知道茨维塔耶娃，还托人带信叫她去意大利索伦托他的家里做客。时间是1927年。茨维塔耶娃想去没去，给高尔基寄去了在柏林出版的《少女王》和《忒修斯》的单行本，还写了封信。在信中，她回忆了小时候记得的“高尔基”。

　　1927年初秋，阿纳斯塔西娅从莫斯科来，到意大利的索伦托高尔基家里做客，顺便到巴黎见姐姐。两姊妹谈起高尔基就兴奋，因为她们已故的母亲喜欢高尔基。阿纳斯塔西娅比姐姐更喜欢高尔基，她在回忆录中说，在索伦托，她跟高尔基“一天要谈好几个小时”，她还把她写的东西读给高尔基听。

　　阿纳斯塔西娅回国后，跟帕斯捷尔纳克讲了姐姐一家生活的艰难，并一起想出个主意——请高尔基出钱，以帕斯捷尔纳克的名义转给茨维塔耶娃。高尔基听了很生气，弄得三方都很尴尬。据帕斯基尔纳克后来讲，高尔基不喜欢祖巴金，阿霞却带了他一起去索伦托做客。而且，高尔基读了茨维塔耶娃送他的两本诗集，也觉得不好，他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说：“你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天赋评介太高了，我无法认同，我觉得她的才华是扭曲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她跟安德烈·别雷一样，都受了语言的控制。她对俄语缺乏了解，对待语言缺乏人性，千方百计地扭曲它。”

　　高尔基说的“缺乏人性”，应该是缺乏世俗性，或者说是缺乏庸俗性。至于缺乏对俄语的了解，恰恰说的是他自己。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里，虽然这位“社会生活的大人物”光彩流溢，但他并没有去迎合他的观点，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为茨维塔耶娃做了辩护——他在回信中说：“我热爱别雷和茨维塔耶娃，您对他们的评价，我不敢苟同，就像过去有人批评您时我不敢苟同一样。”

　　这段话，也真实地呈现出帕斯捷尔纳克对待现实的一贯的态度——真实而又婉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