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二妞”是豫北农村老家一个邻居姑姑的绰号，姓王。老家方言吐字比较重，都把“猴二妞”的“妞”字念成了(niao)。时间一长，她的大名许多人都不记得了。

　　豫北农村爱叫绰号，显得亲切，因为她好说好动，性格开朗，喜欢上墙爬树，像个男孩子，人们就给她起个绰号“猴二妞”。“猴二妞”有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双胞胎弟弟，孩子多，父母从小就把她送到姥姥家养活。她姥姥家是个大村子，有小学、初中，还有个自发组织的豫剧戏班。“猴二妞”读完初中就进了戏班学戏。后来，因为打到“封、资、修”，戏班就关闭了，她也回到了我村生活、劳动。她多次炫耀：“姥姥村里的小孩几乎都打哭过。”她还特别爱开玩笑，有次刚看过豫剧电影《朝阳沟》，她就说某嫂子像“银环”，一大群妇女笑成一团。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两家开始合伙承包，经常一起干活，还合伙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她第一个学会了，经常开着耙地、碾场等，比个男人还男人。在戏班，她学的竟然是老生，最拿手的角色是包公。村里的诊所就设在我家，平时人多，一次在人们的鼓动下，在我家亮过一回嗓子：“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知热知冷结发妻。”我第一次听到银铃般的女声变成浑厚悠长的男声，还那么动听悦耳。多年后，学鲁迅先生的杂文，讽刺“中国最伟大的艺术是男人扮演女人。”的“反串”艺术，就不以为然。

　　“猴二妞”比较漂亮，算“村花”了吧，和我母亲很合得来，两家住的又近，就经常串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记事起我就喊她“二姑”。一场“恋爱风波”让“猴二妞”名誉扫地。那时偏僻的农村还很封建，主要是媒人介绍成婚，没有自由恋爱的。“猴二妞”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看上了同村高中毕业回村教学的杜老师。杜老师教我们算术，还用两块水泥板垒成了球台，教我们打乒乓球，很受学生喜欢。他是民办教师，也分有地，参加劳动。

　　当然，对漂亮的“猴二妞”也很满意。这场恋爱却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双方的父母嫌本村本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免不了生闲气，特别是自由恋爱更不能接受。“猴二妞”毫不屈服，和父母大吵了几回，竟扬言要和杜老师“睡”。果然，她说到做到，不久，村里爱“听房”的几个小伙子背后都在“津津有味”的窃窃私语：看到他俩睡一起了，“猴二妞”那屁股“真白”，叫起来像个小公鸡

　　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双方的老人也被迫同意了。杜老师家还送去了定亲礼——当时的“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那时一块手表就10多元钱。“猴二妞”“胜利”了，整天高兴地嘻嘻哈哈，动不动就唱几句“包公”。杜老师更高兴。那年全国恢复高考，全社会开始重视教育，县里的师范学校为培养更多的师资力量，扩大招生，杜老师幸运的被录取了，毕业以后就是公办教师，吃“商品粮”了。进入80年代了，我也进了初中。初中是几个村合办的联中，那时还负责几个村的信件收发。杜老师的来信都是我送到“猴二妞”手里的，她总是乐滋滋的。

　　杜老师走后不到半年，信却少多了，“猴二妞”经常催信。一次，天都冷了，忽然接到杜老师的一封信，我跑着就给“猴二妞”送去。正在厨房炒菜的她顾不上擦手，就撕开信看，眼泪却流了下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连锅里的菜糊了都不知晓。原来，杜老师来信要和她“吹了”。几年后，高中时读路遥的小说《人生》，我感到很熟悉，“刘巧珍”和“高加林”就在身边。“猴二妞”也没闹，但坚决的退回了定亲礼。按当时的习惯，男方退婚，女方可以不退订亲礼的。况且，他们已经“那个”了。

　　我奶奶的妹妹嫁在了几十公里外的黄河滩区，属另一个县的地界，给“猴二妞”介绍了个退伍军人。大家都担心她性格倔强，又那么远，不一定同意。谁知，陪她相亲的我母亲回来说，“猴二妞”爽快的就答应了，还定好春节前，就是一个月后成亲。出嫁前，她哭着对母亲说，名声坏了，还挑什么，嫁的远点就远点吧。

　　第二年，我看到她抱个男孩给奶奶、爷爷拜年。此后，我到了县城读高中，又去了南方读大学，毕业留在了城里工作，见“猴二妞”的次数寥寥无几，后来，爷爷辈的人先后故去，“猴二妞”回娘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听母亲说，她过得不错，还是风风火火的，像个男人，大儿子学习也好。

　　参加工作几年后，一次单位说要来几个大学生实习，吩咐我带一个。走进见面会场，一个大学生亲热的叫我“哥”。我有的面熟，他自报家门：“我妈就是你们村的，我走姥姥家还见过你呢。”我恍然大悟，他是“猴二妞”的儿子。但一时想不起来她母亲的大名了，便问：“你妈大名是?”他好像也知道他母亲的绰号，会心一笑，爽快回答：“王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