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洛佳：说到底，每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找准它在哪儿，在适当时机按下去：吱扭，门就开了!

　　清贫如叶莲娜的知识分子，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不是被自己的女学生当面怜悯。拉拉对叶莲娜说：“您自己看看您穿的是些什么……您是全校的笑料……如今有谁还像您这副打扮!”

　　盼望命运是一只挥霍的手，批发好运——我承认，屈服于庸碌，已经不能再像年轻时候，无知无畏地要求被锻打。记得在日记里曾写下：“我要在冬天的木屋里，燃起清寒的柴枝。”如今由贫穷制造的惊恐，在我脸上留下那么明显的痕迹，我无法克服对自己的厌憎。是的，真实的贫困恐吓了我。小时候，两家女子总在院子里的路灯下洗衣服。为了节约自家的一点点电费，她们忍受着被蚊虫叮咬，何况光线那么暗，她们不得不把领子一次次举得离眼睛很近，吃力地辨别衣服上的污迹……手里的肥皂经过长久存放，干得像木头片，这样用起来省。我那时已经怕穷，只是由于没有独立到对未来负责，才没有太多影响心理，可以放任文字抒情，把贫穷升华得和美德有关。今天，贫穷意味着频繁遭受侮慢，怎样才能宠辱不惊?我不得不承认消费主义的胜利，物质为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财富不是被灾难所剥夺的，正是被财富本身所剥夺的，如同一笔在两者之间不断兑换的外币所呈现出的递减。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对待物质的态度其实就是对待精神的态度，一个是另一个铺在镜子背面的水银。

　　我们到底要什么呢，财富，虚荣，还是隐藏在两者之后的安全感?为了治愈作为心理疾病的年少理想，我们不断在受挫中学习——来自牛排的半生的教养。高尚，等于一张殖民的脸和一口经过校正的语音。美国中产阶级的理想，正成为中国人的普遍理想，多么与国际接轨——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等于成为中国的上等人。为了也有资格向电视里的第三世界表示同情，我们付出了多少不可赎回的代价……努力还在继续，我们所剩无几的成本还要付出多久?

　　我怕自己有一个像叶莲娜般令学生怜悯的中年，有一个像叶莲娜母亲般寒苦多病的晚年，我怕到不要后代，以恐自己微薄的财产被剥夺。我只认养保险单当儿子，广告上这样许诺：“每月两千元，养他二十年，他保证孝顺，让你老而无忧。”我已经不相信人了，包括亲情和爱，我信任的是试管、机械和一张由我作为受益人的保单。我愿我活着的时候体面，即使老而濒死，手里也有象征性的权力。我承受不了身体弯曲所比拟的屈辱。我爱钱。存折上的阿拉伯数字替代了内心原来的密码——我曾经以此隔开外界的侵扰。现在一枚硬币，轻易撬动曾经紧锁的宝藏。我默许。我应该把变卖理想归咎于体力衰弱还是物质威胁?

　　叶莲娜必死。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或关闭她的整个世界，理想主义者依靠着一个无比脆弱的支点。除了精神，她没有另一端的物质让自己获得基础的平衡。瓦洛佳冷静地认识到，一个人一旦获得权力，那秤砣一样不由分说的权力，他就获得了对面巨大的对等物。叶莲娜却至死也没明白，那把钥匙，是留在她手中最后一点点权力，可以用来讲讲条件。即使她保全那把不断被磨损的钥匙又能如何?钥匙所誓死保卫的，是一个如此狭窄的空间：她的理想，她的避难所……仅容栖身，根本配不上幻想的翅膀。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同志，你的理想除了动人名称以外，其他的，全像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