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少年，他和他鲜艳剔透的感觉刚刚离开。我小院子的门，还在忽闪。

　　少年从内地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高，就在深圳这种喧嚣炎热的环境中长大，一直长到了十七岁。七、八年前，我认识他父母的时候，他正在住宅区西北角一片芜杂的茅草中飞跑着，扑着青绿的秋蚂蚱。

　　这中间，横着穿过了持久的高温和吵闹、升迁和陨落。石头水泥都没有变，只是生命们，衰老着，新生着，频繁交替，改换着脸面。

　　春节前几天，我的门被拍响。一个细高的少年，站在污浊朦胧的淡弱阳光之下。他从耳朵里取出耳筒机的两条黑细的线，弯下腰解着黑的鞋带。我不能想到，当年捉虫的孩子长到了门楣。晒的是深圳的太阳?吃的是深圳的食物?

　　他问我：“什么是职业。”

　　“职业?一个人付出了时间和劳动，换取报酬的方式啊。”

　　他又问：“现在这报酬就是指钱吗?”

　　“差不多。”我回答得相当含糊，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

　　他说：“职业是可以不计报酬的。这报酬完全可以是别的。比如快乐本身。比如我，将来要做一个“摇滚”歌手，这就是我选定的职业!不管我爸爸妈妈怎么反对。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幸福代替我的幸福。我这一生绝不像他们，平庸、单调地活着。当个摇滚歌手，灯光“唰”地打在你身上。台下的人像海潮涌起一样为你疯狂，不比赚钱更神圣吗?那种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的辉煌，不值得一个人为它付出终生的代价吗?”

　　一个人可以怀疑一切，断不可以怀疑一个人十七岁时候的理想。我定睛地看着这个进了门以后，连茶水都不喝的少年。

　　我非常惊讶，甚至怀疑这个孩子是否真的吃了十年深圳这稀淡没味儿的肉菜，晒了十年全无理性的深圳骄阳，看了十年隔着界河发射电波来的香港电视。在这个焦灼不安、手脚发烫的城市里，也能凭着自然的雨露长出这样的孩子!是什么内心素质和不可见的力量，使他倾心于远离中国当代艺术主流的摇滚乐?

　　我看见，在我身旁充塞了痴迷于搬运具体物件的人们，仿佛金块堆积的金山就在眼前。不管道路险阻，血光之刃已经横挡在脖子上，仍旧有人舍弃不掉那沉坠耀眼的吸引，日夜地奔忙上路。社会，它的主体流向和强壮的精力，使它只忙于培育着一代代殊途同归的人群。

　　就在那同一天，少年进门之前，我送走了两个旧同学。他们用过的茶杯还在桌上，杯壁还触手可热。他们在我这儿，照样谈论着怎么想办法把别人包里的钱逗到自己的口袋里，怎么逗得高超，怎么神鬼不知。

　　最值钱的是点子，好项目。再想绝一点啊!他们分手的时候还在远处互相比划着喊。

　　终于，我明白了，为什么神明经常弃下一群群迷途的羔羊。神又一贯以崇高的光映照着某一些孤单独立的人。

　　少年走的时候，天空开始透明。原来消失了的树影们，突然又出现在绿地上。少年说走便走，他反正也不会寒暄，不回头地站起来就走回世界中。带着他心里那些有光芒的幻想。其实，天空的晴朗和暗淡，与人无关，它不能浸透到人的内部。

　　我好像是带着一层心里的明亮，走回了屋子。

　　收掉两只残杯，我到外面去买菜。岁末的气味弥布在街上。小摊贩在我门后摆卖送人的红包，烫金的字写着张宅王宅李宅赵宅。他还吆喝说，这种红包好，送人也送个明白。

　　有人形容金钱是准暴力。事实上，金钱甚至超过了暴力。

　　它不用动员就发动了全民，全身披挂起来，成为它的战士。全民为它付出的，是比战争更恐怖的耐心和更庞大的代价。人类历史上，子继父业、世代因袭不绝的战争是为数极少的。而对金钱的追逐，什么时候间歇过?

　　在西方资本积累时期，曾经有无数人迷恋着发明“永动机”，一种不依赖外动力而永动的机械。其实，不论人类最初奔向金钱之门的时期，还是从一个门向另一个门苦苦蹬爬之际，金钱，都真正成为怂恿人为之前赴后继的永动之力。

　　在众多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必定要有人那样想。这是全体人类都具有的一种权利。比如来作客的少年。

　　完全可能，他的幻想破灭。他赤手空拳，他徒有热情，最终共鸣寥寥。但是，他的抉择，使我看到了另一种只萌生于人内心深处的永动力。

　　艺术的不灭绝，像泉，无论海里、湖里、山里，都有它源源涌出。艺术是活的，它使一代代的人们看到，它是一颗比王莲之籽还旺盛不衰的坚果。它对外在的环境绝无要求。它要生长，它自己就发生了，正像那已经走远到人群之海的少年之心。

　　我们的十七岁是无可选择的。我们唱京剧，我们爱军帽，我们同情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年代，这么快就成了舞台荒诞剧。旧的痛苦，现在开始被不断地描述、强调、夸张和演绎。

　　然而，很少有人留意到，正在人们摆弄旧年代西洋镜的同时，一个更加无可选择、无力抗拒的年代正在潜滋暗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从会走路到会唱歌。由新的风雨裹挟来的激动、疼痛、荒谬、纷乱和强暴，还没有人去正视与回味。人们似乎正自觉自愿地为它经受艰辛，强暴年华。

　　脚下，被我们所踩着的道路，你就是无可争辩的吗?难道，河流向前的涌动就是真理，而有了众多汹涌的水的加入，就是未来端正无邪的航道吗?

　　终于有另外的人。他活着，就挑战潮流。这样的人任何年代、任何地域都会发生。

　　对于公众来说，他背离群体，主动地选择了“放逐人格”。

　　这种放逐，完全不同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超过一千万的青年，被强行散布到落后偏远的农村去。这是另一种心的放逐。

　　没有人遣送，没有人驱使。在深圳，终于也有细高的影子，自己走出喧闹，向着漫漫无际的荒凉，向着他内心的那束初光。

　　我终于看见了我以后的人，在我以后应该出现的人。

　　晚上，少年的父母打电话来。他们深怕生下一个露宿街头的儿子。我清楚，我正站在“异端”的一方，站在未来不可测的这一边。但是，我要措辞婉转。我先说，你家里真的出了个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