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初春2月，料峭寒意裹挟着风的呼啸声，弥漫在山野田间，枯草杂树在风中飘摇颤动，触目皆是冬日的荒凉和萧瑟。在句容县的一次对敌战斗中，唐思庆不幸牺牲，年仅37岁。

　　八十载的岁月流逝，许多的人和事，已经渐渐模糊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但那些舍身忘死、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们，却是我们今天不能忘却、明天也依然要铭记，永远活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

　　唐思庆，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01

　　“只有民族振兴，民众奋起，国家才不会被世界列强欺侮。”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革命战争，犹如阵阵惊雷响起来。

　　从宣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唐思庆怀揣着忧国忧民的热血和激情回到了当涂，任城关第五小学教员。宣城师范教师恽代英、五小校长唐尚恺……这些身边的革命志士，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他们的教诲和熏陶，深深地感召、影响着唐思庆，在唐思庆的血液中日甚一日地浸润和沸腾。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齐欢唱!齐欢唱!”校园内，唐思庆带着豪情和活力，教唱《国民革命歌》，谱写少儿歌曲，让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种子在学生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校园外，唐思庆穿梭大街小巷，贴标语、发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开展抵制日货行动，迸发着血气方刚的慷慨斗志和蓬勃旺盛的战斗力。

　　唐思庆只为了一个在心中扎根的信念：坚决捍卫摇摇欲坠、时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

　　但不久，唐思庆就被县政府给盯上了，他们怀疑他是共党分子，不仅多次来到学校挑衅，而且扬言着要抓人、封校。

　　唐思庆没有丝毫胆怯和退缩，他是一名教师，他不能忘记自己所肩负的教育职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无论多大的困难和障碍、多少的威胁和逼迫，都阻挡不了他向学生们、向群众们进行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爱国宣传。

　　这是一份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事业，他要去做。

　　他要用大声呐喊来唤醒民众们的觉醒，不要再忍气吞声，任由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的欺凌和鱼肉，而要都站起来，勇敢地去和剥削压迫斗争。这是黑暗政权的县政府所不能答应和不愿接受的，他们恼羞成怒，开始了疯狂叫嚣，频繁扣押审查唐思庆和一些爱国志士们。

　　这时，校长唐尚恺率先挺身而出，一次次地与县政府口枪舌战，进行激烈有力、义正言辞的辩论，唐校长还不惜被撤职和调离，成功营救唐思庆脱险之后，又竭力掩护唐思庆转移。

　　无奈中，唐思庆离开了家乡。几经辗转，他来到爱国青年们向往的革命中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读。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摸爬滚打，继承和发扬黄埔军校的革命传统，实现着从一名有民主思想的爱国知识青年到一名忠诚的爱国革命者的质的蜕变。革命熔炉的生活，不仅淬打了他的政治品格，锻造了他的革命意志，而且更加坚定了他走向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道路。

　　军校训练结束后，唐思庆当即跟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九师投身北伐战争，转战在芜湖、当涂和南京等地，为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统一全国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慨然而上、义无反顾。

　　02

　　天空灰暗，乌云密布，转瞬间，如注的大雨就倾盆而下。

　　浑身湿漉漉的唐思庆落魄失意地行在大街上，时不时怅然地抬头望向天空。远处，被他丢弃的油纸伞孤零零地躺在那儿，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也在生发着许多难言的痛楚和无声的哀鸣。唐思庆任由雨水打在他的脸上、身上，灌进他的眼睛、嘴巴，好像唯有这大雨才能把他内心里所有的郁闷和一切的不如意都统统带走。

　　1927年4月12日，因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大革命惨遭失败。被迫回乡的唐思庆在江苏如皋县政府谋得了一份差使。然而无端端地，唐思庆却被人诬陷，遭受迫害。

　　踌躇满志却无法施展，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时间，唐思庆迷茫困顿，精神陷入到了崩溃之中，想说的话说不了，想做的事做不了，他在人生的低谷中徘徊、沉潜。

　　他无法承受无所作为、无中生有、恶意攻击、蓄意伤害带来的痛苦和压力，他在如皋县城是一天都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以生病为由又回到了当涂。

　　踏上家乡土地，看到曾经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唐思庆有了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他放声地恸哭了起来。那一刻，他似乎找着了一个内心郁结喧泄的出口，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随着泪水都释放了出来，不复存在。回到家里，他闷在屋子里想了很多天也想了很多事。回顾、思考，让他的心里更加清晰和明朗：他对革命成功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憧憬着革命成功后的新生活和新世界。

　　然而，回到当涂的生活是现实的，窘迫和难堪交织着。一家五口人的吃穿用所有的开销，全押在了街头摆手工小摊的父亲和替人缝补做针线活的母亲身上。他心疼父母，他也更自责自己。打小就清苦的家庭，不仅维持了全家老小的生活，而且还提供自己读书、上师范。然而，自己对新生活新美好的追求，因为腐朽旧势力的把持，结果却是接二连三的失业、逃离、失业。

　　唐思庆不甘心，也不灰心，他相信黑暗必将过去，阴霾必将散去。“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里传递出的革命思潮，无时不刻不在激励和鼓舞着青年知识分子唐思庆。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要有反抗和斗争。

　　1929年7月的一天，他和当涂一批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道，团结起来，冲进了县政府，向县长邓涵秋据理力争，要求从事教育工作。但强权傲慢的县长断然拒绝，还大声地呵斥他们“滚出去”。唐思庆义愤填膺，带头振臂高呼“打倒贪官，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群情激愤，一齐怒吼，呐喊声此起彼伏。面对手持警棍、刺刀攻击的警察，手无寸铁的唐思庆他们，终不敌警察的暴力殴打和袭击，被一一拘进了牢房。

　　两个月的拘禁后，没有磨灭唐思庆他们的革命斗志，却让他们的抗争精神更加激烈。他们没有退却和投降，仍然到县政府去示威游行，将斗争的锋芒直指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官老爷、地主和劣绅。面对唐思庆他们不畏权势、不怕牺牲的顽强斗争，县政府害怕了，不得不做出了让步：撤销劣绅汪伯陶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职务，增设一所新民小学。

　　斗争赢来了胜利，彰显了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们的团结力量和革命精神。

　　从新民小学教员到训育主任，唐思庆对旧势力深恶痛绝，他不图名不图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同事们，他顽强不屈、宁折不弯地和县政府做斗争，受到了大家的推崇。

　　但同时，他却被反动政府所痛骂和仇恨。他是县政府一心想除掉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一次次地被县政府拘禁，赫然在县政府执意要灭掉为快的黑名单中。

　　就在唐思庆的父亲刚刚去世的那一天，陷入伤心悲痛中的唐思庆还来不及操办父亲的丧事，却因为县政府对他的一纸通缉令，在母亲满脸泪水的苦苦劝说中，在父亲的遗体前磕下三个响头后，含泪又一次逃离了家乡。

　　03

　　在江西，在湖南，在异地他乡，唐思庆如一叶浮萍孤苦伶仃地流浪。独自在外的两年多，他始终牵挂着当涂的抗日救亡运动。

　　带着对抗日反帝斗争的澎湃激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深深思念，唐思庆又毅然回到了当涂。他通过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亭头农仓担任仓库主任。

　　短暂的安顿后，却是更大的风暴和更多的惊涛骇浪涌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兵分多路，侵略的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南京，并向我长江中下游地区发起了猖狂进攻。同年12月，在日军的迂回包抄中，当涂沦陷。

　　混乱的时局中，那些散兵游勇、土匪恶霸和地方劣绅，纷纷打着抗日的旗号，大肆抢劫和榨取人民的财物;而日寇施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肆无忌惮地铺开“扫荡”骚扰，他们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祸害着老百姓的生活。

　　白天躲鬼子，晚上防盗匪;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满目疮痍，不见天日。黑暗席卷在当涂的天空，人们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在凄凉悲惨的人间地狱中生活。

　　这一天，毕业于上海立达学园、卢沟桥事变后放弃教师工作回到家乡亭头的邵时安，找到了在农仓工作的唐思庆。他悄悄地附在唐思庆的耳边，神秘地说了句“晚上来我家，不见不散。”

　　同是教师出身，同是有着民主思想的爱国进步青年，唐思庆在邵时安回到亭头的没两天，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这是今天最后一班邮差送来的‘天书’。”邵时安兴奋地举着信封说着。“是我同为上海立达学园‘时潮社’成员的朋友寄来的。”

　　随即，他从信封里快速地抽出一沓纸来。原来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解放周刊》。在微弱摇曳的油灯下，两张激动的年轻面孔紧紧挨着，他们异口同声地念着上面刊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就是宝啊。”“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就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和日本侵略者干，顺民是做不得的。”念完，两人顿时心明眼亮，你一言我一语地倾诉着心声，两颗年轻的心贴得更近了。

　　“也许此件寄到后，日本铁蹄将踏上当、芜的土地……盼你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朋友附信中的几句话，让唐思庆和邵时安深感到了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但抗日游击战争如何进行?”唐思庆和邵时安是一窍不通，顿觉茫然。

　　“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足以谈救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光当做天书看不行，要物色、召集有志之士来共读、共议。大家团结起来，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不做亡国奴。”默契的共识在两人间达成。

　　随后，他们召集同在亭头的热血青年和在外地读书回乡的进步青年朱昌鲁、徐德建、曹真庸、黄承铭等加入了进来;紧接着，黄池、乌溪周边乡镇及农村的青年小知识分子也被他们联络而来。

　　在唐思庆他们的牵头下，1937年的冬天，以“十大纲领”为原则的“当芜青年抗日救亡团”(简称“当芜青抗团”)成立了。

　　“宁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成立会上，唐思庆率先喊出了这个口号，大家纷纷响应、呼应。“国破方知人种贱”，秋瑾的著名诗句，道出着大家的心情，激励着大家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串连起同学朋友，团结热血青年，积极宣传抗日;他们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按照统一战线的精神，与川军余宗陈部的武装力量合作，宣传全民抗战，救亡图存;他们号召民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坚持敌后斗争，不向大后方逃跑……

　　04

　　“新四军来了!”1938年的春末夏初，当涂人民奔走相告着这个好消息，人人脸上都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高兴。

　　这是由粟裕司令员率领的到敌后苏南进行战略侦察的新四军先遣支队，途经当涂。

　　先遣支队班班有轻机枪，人人腰束小皮带、佩戴臂章、身穿灰色军服，每到一处都给一处带来了变化。他们的随军服务团，不仅在家家户户的墙上，张贴起字迹工整、号召力强的标语口号;而且教唱起一听就懂的“游击队之歌”“国共合作歌”，无论男女，不分老少，乡亲们一学就会，歌声很快就四处响起。

　　树上的布谷鸟、池塘里的青蛙，也不甘落后地鸣叫应和着，庆祝着这大喜日子的来临。

　　“我们新四军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来到敌后南京城下，为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解放江南人民而战斗到底!新四军是保障人民利益的队伍，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希望各界人士大力配合。”1938年5月，在乌溪镇的群众大会上，粟裕司令员站在方桌上，掏着心窝子跟乡亲们说。

　　他的话语刚结束，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云霄。站在群众中的唐思庆和邵时安，他们更是振奋异常，抗日热情如熊熊烈火般在胸中剧烈燃烧，他们喊哑了嗓子，拍红了手掌。

　　连夜，唐思庆和邵时安就追随着粟裕司令员队伍，到了宣城杨泗渡。“我们愿站在先遣支队粟司令麾下，接受粟司令的指挥，请允许我们到先遣支队服务团做一名战士吧。”介绍、汇报完当芜青年抗日救亡团的活动情况后，他俩急切地恳求着粟司令。

　　“你们要求进步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抗日热情是高的、值得肯定的。但我希望你们回到大官圩，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战争时期，你们要留下来，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展地下工作，随时待命，做好抗日救亡斗争。”

　　粟司令的指示和嘱托，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唐思庆和邵时安在大官圩如何继续组织抗日救亡斗争的革命道路。他们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回到了大官圩。

　　革命人不负期待，言而有信。“七一”前夕，粟司令就派人来大官圩找到了邵时安和唐思庆。满满一屋子的救亡团成员，听着特派员发表的粟裕司令员指挥韦岗大捷的战报，人人深受鼓舞，个个坚信：有了共产党，有了新四军，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到东洋大海里去。

　　随后，特派员还告诉他们，根据粟司令的交待，要他们跟着他去小丹阳陈塘里的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接受新任务。

　　一路上的大雨滂沱，把唐思庆和邵时安淋得像落汤鸡，但心里却是暖暖的、热乎乎的。到了小丹阳，他们不仅又一次见到了粟裕司令员，而且参观了战利品展览，参加了庆祝党的十七周年生日晚会。在闭塞的当涂大官圩，唐思庆他们之前都不知道党的生日，现在竟然参加庆祝会，了解了党史。幸福来得是这么突然和意外，让他们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晚会上，新四军干部、战士们一首接一首，一个接一个地唱起了抗战歌曲，唐思庆他们也兴奋地一同唱了起来，沉醉在现场一片欢腾和热闹的气氛中。

　　05

　　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的当涂，地处宁芜交通要冲，在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地区。而大官圩作为“鱼米之乡”的腹地，土地肥沃，河湖成网，物产丰富，尤以铁矿石丰富、稻谷飘香、鱼儿肥美而著称，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8年7月，发生在新四军二支队对不抗日的余宗陈部的驱逐战，在大官圩地区打响。

　　时值抗战初期，日军正在作战略进攻，国共两党又刚刚重新合作，原本可以避免的战斗，却因为盘踞在此不抗日的国民党川军余宗陈部队的不听劝说，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是余宗陈部队的余部，他们负隅顽抗，屡次不听国民党上级来令，总是借故拖延不回，执意要侵占新四军作战地区，并阻止新四军二支队在大官圩开展游击战的行动。

　　新四军二支队毫不手软，坚决果断出击。他们在刘一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接连在薛津一带、大官圩中心区驱赶余宗陈余部，并从塘南阁、大陇、纪家庵一路追进，直至余宗陈余部从马家桥撤退到南陵，最终赶走了余宗陈余部。

　　从此，大官圩地区由新四军二支队驻扎防守，并被开辟为抗日游击区。大官圩人民，也从此迎来了新四军领导下的抗日工作开展。

　　这里是去年收上来的冬小麦和早稻，那里是还没脱谷的晚稻，还有玉米、地瓜、油菜籽……唐思庆打开了亭头农仓的大门，带着新四军的同志们，一一介绍。接着，他又拿出了农仓的账本，将现金都摆在了桌子上，一五一十地一张张当面点数。农仓的公物，他都仔细地挨个清点、记录在册，一个不少地全部交给了部队。支持新四军就是支持抗日。唐思庆提供的这些生活补给，可谓雪中送炭，为刚刚进驻大官圩的新四军二支队解了燃眉之急。

　　“我要参加新四军，请一定要接受我。”唐思庆足足走了几公里的路，一脸风尘地来到新四军二支队的马家桥驻地。他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汗水，就迫不及待地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

　　从宣城杨泗渡面见粟裕司令，到在小丹阳参加党的十七周年庆祝会，唐思庆每一天都在渴望着加入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一首流行的歌谣，唱出的也正是唐思庆的心声。多少次在梦里，他都梦见到自己穿上了新四军军服。

　　这一天，日盼夜盼的终于盼来了，唐思庆成为了新四军二支队民运科长彭冲在大官圩组织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芜边区总队”的一名队员，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名战士。

　　夜袭日军驻地，与突然“扫荡”的日本鬼子交锋，端掉日伪据点，打败日军发起的进攻，收缴枪支弹药……唐思庆和队员们不怕牺牲，在烽火硝烟中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大官圩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不久，唐思庆担任起了二支队某连的指导员。

　　8月，在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的主持下，唐思庆和邵时安、朱昌鲁、贾济民、黄承铭、徐德建等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一起，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大官圩地区抗日游击战中的冲锋者和坚强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官圩抗日根据地增添的第一批新鲜血液。他们为大官圩地区党组织——中共当芜县委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做足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06

　　秋天的大官圩，天高地阔，一派丰收的景象。成熟的稻子在田野上泛着金黄，在秋风下波浪般起伏。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不仅承载着“鱼米之乡”人民一年的寄托和梦想，而且蕴含着广大民众抗日斗争的热情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一山四水五分田”。大官圩人多、粮足，河网密布，田梗纵横，有着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先天优势。粟裕司令员指挥的韦岗伏击战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着大官圩人民的抗战积极性。

　　在大官圩，在当涂县各界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下，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青抗会(青年抗日救国协会)、妇抗会(妇女抗日救国协会)等多个抗日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二五减租减息和帮助贫雇农向地主借粮，动员青年参军、组织递步哨、送情报、当向导，青抗会师生演戏、贴标语，妇抗会发动妇女做军鞋……等抗日民主活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一个以大官圩为中心的巩固的独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蔚然形成。

　　这时，大官圩地方抗日武装游击力量也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壮大。继第一支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特务大队建立后，一支游击小队，在唐思庆、古传坤、杨永康等的牵头下，也迅速成立，投入到大官圩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

　　唐思庆他们利用地形熟悉、河网密布的特点，坚持开展游击活动，到处袭击敌人，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位于大官圩东梗中部的大王村日伪据点，建在苏皖交通要口，战略位置十分显赫，防守严密，戒备森严，很难轻易打下来。为震慑日寇，遏制日军的疯狂“清乡”“扫荡”，唐思庆决定就选择大王村日伪据点，作为打击敌人的突破口。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游击小队在唐思庆的带领下，悄悄潜入了大王村，在“内线”配合下，先行干掉了正在站岗放哨的日本鬼子。接着，又搭建人梯翻墙而过，闯进了日本鬼子住的南院。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包抄了正在睡梦中的日本鬼子，打得日本鬼子是措手不及、无处逃窜，当场就被我游击小队砍死、砍伤和擒俘，并缴获长枪十多支和一批弹药物资。

　　籍此战斗，游击小队运用里应外合的奇袭战术，一举端掉了大王村日伪据点，打开了高淳、溧水进入大官圩的必经之道，同时迫使乌溪、大陇口等地的敌人不敢轻易离开据点再胡作非为。

　　短短数月，游击小队就从最初的10多人发展到20多人，直至100多人。而后游击小队被调至金宝圩，成为宣当芜中心县委的警卫连。在1940年的春天，被扩编为“宣当芜游击大队”，属新四军二支队战地服务团和中心县委双重领导，下设3个排9个班，在以金宝圩为主，大官圩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07

　　以水阳江为界，宣城的金宝圩和当涂的大官圩隔河相望。

　　同样的物产丰富，同样的湖泊纵横、沟塘交错，金宝圩和大官圩在抗日游击斗争中，进可主动打击敌人，退可利用复杂地形作为掩护。得天独厚的自然有利条件，给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生气勃勃。

　　然而，1940年的9月，一起充满血腥的“金宝圩-大官圩事件”却在两圩之间发生，不仅给宣当芜游击大队以重大损失，而且使当芜县委遭受到了严重破坏。

　　那是一段令人刻骨和不堪回首的往事。顽军108师和大官圩地方反动头目鲁振五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对我宣当芜游击大队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六天六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宣当芜游击大队2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30余人突围。

　　在这危急时刻，在得知突围人员到达咸定圩后，唐思庆突然接到宣当芜中心县委临时负责人许道珍和指导员周峰的指令：“委派你通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庄景玉，将突围人员带到当涂大官圩交给当芜县委，以保存力量和整顿队伍。”

　　唐思庆当即出发，快速前往咸定圩。他知道，此时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极其宝贵的，都不能耽搁和延误，它关系到抗日游击力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大官圩地区党组织的前途命运。

　　唐思庆追寻庄景玉的一路上，充满了难以预料的不确定风险，随时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杀红了眼的鲁振五又纠集了顽军的一个加强连和土匪武装跟踪突围人员来到大官圩，他野心勃勃，势必要将宣当芜游击大队和当芜县委赶尽杀绝、一网打尽。

　　唐思庆将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他迎着危险而上，首先巧妙地避开了可能与鲁振五部发生的碰面。在从金宝圩进入大官圩时，他有意选择了三面是水、一面是陆路的日军据点，以打小在水塘河里练就的游泳技艺泅水通过。

　　风尘仆仆的唐思庆终于和庄景玉的突围部队会合，他及时将指令送达给了庄景玉，并利用对大官圩地形的熟悉，协助庄景玉带领突围人员到了当芜县委的所在地梅家庄。

　　谁知，由于反动士绅谷耀彰派爪牙的告密，突围人员又一次遭到包围，当芜县委书记侯光、当芜办事处主任兼游击大队长贾济民、县委组织部长唐永源、文化教员范士然英勇牺牲，其余人被打散。

　　得以艰难突围的唐思庆，在宣当芜中心县委撤回东南局的决定下，跟随大官圩抗日游击力量，转移进入皖南山区。

　　没几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在傅秋涛率领的分散突围中，唐思庆被敌人追赶着进入到了一个山凹子里。几户零散的人家坐落其间，看不见人，也听不到丝毫动静。眼瞅着后面的追兵就要到了，唐思庆已累得精疲力竭。当看到一堆足足有1米多高的玉米秸杆、堆积在不远处时，他随即灵机一动，赶紧跑过去，钻进秸堆里，躲藏了起来。隆冬时节，本就是冰凉刺骨。而山区的夜晚，就更加得寒冷，冷风嗖嗖地不断从秸杆缝里灌进来，如同在一个大冰窖子里。三天三夜，唐思庆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瑟缩在秸堆里。直到第三天的深夜，天更加冷也更加黑，万籁俱静，唐思庆冒死逃出了暂栖之地。

　　第二天的凌晨，在途中，唐思庆幸运地遇到了当地的一位老农。得知唐思庆是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老农拿出了放在怀里的一个山芋。又帮助唐思庆，伪装成一个进山卖牛的牛贩子，唐思庆这才得以逃出敌人的包围圈，逃到了宣城狮峰。

　　尾声

　　在宣城狮峰呆了几天，唐思庆探听到新四军的消息后，便急匆匆地回到了当涂大官圩。一番打听、寻找，许多的同志已经联系不上，终于，他和老战友杨永康接上了头。“我要回到部队上去，我要参加抗日战斗。”唐思庆斩钉截铁地和杨永康说。

　　经杨永康的牵线联系，几经突围脱险后的唐思庆被送到溧水，终于安全地回归部队。唐思庆毫不气馁又坚定地投入抗日斗争。

　　然而，仅隔十余天，在日伪为配合顽军阻止皖南新四军北上、对江当溧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驻扎式扫荡”中，在句容县的一次对敌战斗中，唐思庆顽强战斗，不幸牺牲。

　　唐思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宁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魄，他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经受考验、不畏艰苦、不怕牺牲、永不放弃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抗日军民坚决抗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