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憨师傅，是我曾经工作了20年服装厂的一名老职工。他个子不高，面孔清瘦，经常喜欢穿盘扣的中式衣服。因为不苟言笑，脾气耿直，做事又爱较真，车间一些对他心存不满的职工，就给他取了“阿憨”这么个绰号。起初，这个绰号只是背后叫，主要是发泄一下私愤，到后来对他不满的事情多了，索性就敞开来叫。刚开始，阿憨师傅对有人给他取这么个绰号，很是生气，但后来叫的次数多了，人也多了，他也就慢慢麻木了，无所谓了，这好比身上的虱子一多，反而不觉得痒了。

　　蒋阿大，才是阿憨师傅的大名。听这名，就知道他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人，现在有谁会取这么个土里土气的名字?阿憨师傅1927年4月出生在浙江奉化一个小村庄，16岁就到上海进裁缝铺学手艺，用他的宁波话叫做“学生意”，21岁就学得一手好手艺。阿憨师傅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自吹自擂，说自己裁缝技艺如何如何好，但从他私底下给人做的西服来看，非常挺括，确实了不起。西服工艺最讲究刀工、手功、车功和烫工，还有制作过程中的胁势、胖势、窝势等“九势”，他不仅能完美体现出来，而且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尽管有不少人对他心存不满，但私底下都翘起大拇指，称他是标准的“红帮裁缝”。

　　正因为阿憨师傅不会自吹自擂，所以，了解他底细的人少之又少，我还是从厂长那里了解到他一些基本情况的。阿憨师傅解放前到上海“学生意”，学成后，便在杨浦区榆林路上开了一家裁缝铺，但开了一年不到，因打仗不得不关门歇业，后又转投到其他私人老板那里，做裁缝师傅。1960年，他被政府招收到人民服装厂工作。人民服装厂宁波人很多，他到厂里工作如鱼得水，很快适应了服装工业流水线生产，并且没几年，就担任了缝纫车间第三小组的技术员和产品检验员。

　　阿憨师傅姓蒋，又是宁波奉化人，因此，厂里的一些小青年，往往把他与蒋介石联系起来，闲得无聊时，常常拿他寻开心：“侬是不是和蒋介石有亲戚关系?侬会不会骂‘娘希匹’?”惹得阿憨师傅光起火来，一连串的宁波方言，戳得对方灰溜溜地自寻没趣。

　　阿憨师傅听得懂普通话，但不会说，只会说宁波话。譬如，他将“非常好”，说成“较乖好”，将今天吃饭没什么菜，说成“菜呒高，饭切饱”。叫小伙子“小歪”，称女孩“小娘居”等等。我祖籍是江苏扬州人，方言上一南一北，与他正好相反。我刚开始与他接触时，基本上听不懂他说的话，后来慢慢熟悉了，也就明白他那宁波方言的意思了。

　　二

　　我记得进厂的第三天，就认识阿憨师傅了，那时候，他被厂长临时抽调出来，担任我们新职工技术培训指导。新进职工共有26名初中毕业生，女生占绝大多数，上技术课时凑在一起，生产实践时又分成两个小组。听阿憨师傅讲技术培训课，挺有意思的，他满口的宁波方言，听得我们如坠云雾，不知道他在说啥，但又不敢提意见。后来厂长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及时派了一名老职工，来充当他的翻译，他讲一句，老职工就在旁边翻译一句。没想到的是，派来充当翻译的老职工是个苏北人，普通话里夹带着苏北话。于是，阿憨师傅讲一句宁波话，这位老职工就用洋泾浜普通话翻译一句，顿时笑煞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徒，不少女生都笑得抱着肚子喊疼。

　　尽管出足洋相，但阿憨师傅满不在乎，依然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课，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群学徒，而是一群刚从鸭棚里放出来的鸭子。

　　阿憨师傅只上过文化扫盲班，大字不识几个。他给我们上课，没有现成的稿子，也不会在黑板上写字，仅凭着自己的丰富经验，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着图样。虽然他没有什么文化，但他画出来的服装样图非常漂亮，令我们刮目相看，简直不相信他没有文化。大概过了几个月，我和阿憨师傅混熟了，才从他的口中套出实话。原来他当初为了给我们上课，一个月里没有好好休息一天，下班后就拼命在家练画图样，整理上课的思路。不会在黑板上写字怎么办?他就在香烟纸壳上写上几个数字，然后根据这数字来讲要点。听他这么一解释，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除了上服装技术课外，我们还要进行生产实践。原以为我们学徒期间的实践，是参与服装生产，熟悉每一道生产流水线的工序，可当领班师傅将一块块碎布料发到我们手里，我们这才明白，原来阿憨师傅，是要让我们先学开钮洞和锁钮洞，来作为半个月的操作实践，并且要考核。说开钮洞锁钮洞，是学服装技术最起码的基本功。

　　我原以为开钮洞和锁钮洞很简单，但真正上手时，心里不禁有些发怵。原因是开钮洞不容易，因为从未干过这一行，拿起剪子来剪口子，不是开大了就是开歪了。好半天开成了一个，再给领班师傅一看，嚯，竟开成了一个小“鸡爪子”。锁钮洞更难了，手工针拿在手里非常费劲，穿针引线，上下来去，眼睛都看花了。锁钮洞要求针脚均匀，外表美观，可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要求，针脚不是歪斜，就是锁了个泡线，完全不符合标准。检查作业时，阿憨师傅干脆给了我一个零分，我一气之下，索性甩手不干了。阿憨师傅知道后特地跑过来，瞪着眼睛，用宁波话训斥了我半天。他话的意思就是——“侬不做吓谁呀?不做还不是自己倒霉?父母把侬养了这么大，希望侬能早点立业，侬就是这种态度?我看侬就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不是做裁缝的料!”

　　刚开始，我听不懂他说的话，当其他师傅将阿憨师傅的原话翻译给我听时，我彻底被激怒了，心想，啥，说我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不是做裁缝的料?呸!我心里一发狠，跟领班师傅要了一包碎布料，晚上就在家里拼命练，一遍遍地练，练得手工针都断了好几根，手指也练戳出了血。母亲见了，不解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实话，只能编个瞎说搪塞过去。就这样，在家拼命练了5个晚上，最终，在开钮洞锁钮洞的考核中，我居然拿了第一名。赢得众人对我格外尊重的同时，也给我三年学徒开了个好头。事后，领班师傅告诉我，阿憨师傅就是这个脾气，他最看不起不努力不要求上进的人，常常用最狠最难听的话刺激人家，受不了的人会对他有意见，骂他，认为他是个怪人，听得懂的人会从心里感激他。

　　领班师傅这话说得非常对，事实也证明，在人民服装厂工作20余年，我从一个学徒工，逐步成长为经历各层次的管理干部，确实离不开工人师傅，尤其是阿憨师傅的“传帮教”。正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己第一步步子迈得好，也为下一步的人生道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三

　　阿憨，在上海人眼中，就是“傻瓜”“呆子”的意思，带有明显的贬义，一般是指智力障碍者。但对于智力正常的蒋阿大师傅，也叫他“阿憨”，我起初有些困惑不解。后来与他接触多了，才明白为啥车间那么多人叫他阿憨师傅，原来他真做过不少“阿憨”的事情。

　　譬如：单位里有食堂供饭，但车间里仍有不少女职工，出于节省，喜欢自带饭菜到车间里吃，天冷用电熨斗焐饭菜，吃饭时就在生产流水边上。这样很容易将饭菜渣子掉落在半成品衣服上形成污渍。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就是没人敢管，因为怕得罪人。但阿憨师傅始终看不惯这个现象，多次跟车间领导，甚至跟厂长反应过。车间后来也贴过处罚告示，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起不了多大作用，仍然有女职工偷偷地带饭菜到车间来吃。最终，阿憨师傅忍无可忍，索性自己来管。他常常最后一个到食堂吃午饭，留在车间里来回巡视，看见一个逮一个，然后叫来车间主任处理。这下可得罪了自带饭菜的女工，于是遭来一片骂声。

　　由于缝纫车间是生产重地，到处堆放着一筐筐的半成品衣服。平时午休时，车间不少职工都喜欢坐在箩筐里，或躺在箩筐里，认为这样休息才舒服。但气坏了阿憨师傅，只要他看见，牙根恨得痒痒的，都要上前严厉斥责一番。有一回，负责生产计划的王副厂长，临时来车间，召集各组组长技术员开会，不少人就自然而然地坐在了放衣服的箩筐里，王副厂长也“随乡入俗”，习惯地坐在了箩筐里。这下将阿憨师傅激怒了，他不顾副厂长的颜面，当场瞪着眼睛斥责他：“职工不懂，侬也不懂吗?侬是堂堂的厂长，应该比我更晓得，这衣服上面是不能坐的。侬这样一坐，造成产品质量问题怎么办?”一连串的宁波话，戗得杨副厂长面孔红一块白一块，非常狼狈，一时下不来台，一些组长技术员们，都捂着嘴巴“嗤嗤”直笑。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阿憨师傅曾经还做过一件、让全小组人都骂他“憨大”、“叛徒”、“猪头三”的事情。

　　那时候，我已经担任缝纫车间第一小组组长，而阿憨师傅是第三小组的技术员和检验员。大概是五月份吧，有一回，厂工会准备在我们缝纫车间，组织一次“上领”技术比赛，奖品丰厚，并且，凡获前三名者将代表全厂，去参加市服装公司组织的全行业大赛。这下可刺激了全车间的职工，不少会“上领”的职工都跃跃欲试，都想在比赛中露一手。我们缝纫车间，有很多职工都会“上领”，但技术佼佼者并不多，所以“良莠不齐”，然而，最终报名参赛者却达到了36人。

　　什么叫“上领”?简单地说，就是在衣服上按要求，完整细致地缝制好西服领子。在服装工业行业，管装领头叫“上领”，管装袖子叫“上袖”。领子和袖子，是衣服的眼睛与灵魂，一件衣服做得好不好，关键看领袖，大概政治领域里的“领袖”用词，就是这样引申过来的。如果一件衣服用料再考究，领和袖上得有毛病，这件衣服也就毫无价值可言。在我们服装工业生产流水线上，上领头和上袖子属于最重要的工序，担任这道工序的职工，工资也比其他工序要高半级，所以，不是谁都可以上领或上袖的。

　　我所在的第一小组，新职工占了三分之一，技术上跟其他小组相比，都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只有五个人报名参赛，比任何小组都少。起初，我们只是抱着参与和学习的态度，报名参加这项比赛的，对拿奖根本没指望。但即便这样，阿憨师傅还是不放心，没事就会来到我们小组东瞅瞅西看看，像丢了魂似的。我好生奇怪，便开玩笑地说：“阿大师傅，侬是不是皮夹子掉在我们小组了?”

　　阿憨师傅烦躁地朝我摆摆手说：“小歪，我真弄不懂，侬第一小组上领技术最不灵光，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报名?”

　　我朝他眨着眼睛：“工会又没有规定我们不可以报名?再说五个人报名又不算多。”

　　阿憨师傅见说不过我，忙将手一挥：“好了好了，小歪，莫烦了，这样吧!从今天起下班后，侬将侬小组报名的五个人留下来，我要对她们上领做些指导。”

　　一听说阿憨师傅要亲自对我们小组五人进行操作指导，我好不高兴，因为那是送上门的技术，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很兴奋地通知了组里五位女孩。

　　阿憨师傅在厂里，服装技术一直是名列前茅的，要不然怎么会有“红帮裁缝”这么个称号?他上的西服领子，松紧恰当、针脚匀称，手势如飞燕一般轻柔丝滑，五位女孩站在他身边，都看得赞叹不已。一周指导下来，这五位女孩上领的技术，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在接下来的上领比赛中，我们第一小组居然取得了一个第二名，两个第三名非常不错的成绩，让所有参赛的人都惊掉了下巴。

　　然而，正当我们小组职工振臂欢呼胜利时，阿憨师傅所在的第三小组却炸开锅了，吵闹不休。一打听，原来他们小组报名参赛的12人当中，只有6个人获得第三名，没有一人能进前二。于是，生产组长和技术员，带头指责阿憨师傅吃里爬外，是典型的“憨大”“叛徒”“猪头三”，并且愤怒地向厂部提出申请，要求调换阿憨师傅。我当时有点困惑，因为阿憨师傅为我们做上领操作指导，是暗地里进行的，第三小组的人怎么会晓得?后经打听，竟然是阿憨师傅自己说出去的。第三小组组长和技术员，当时也没有当回事情，很藐视我们第一小组，认为我们小组技术不行，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得好成绩。因此，龟兔赛跑，让我们笑到了最后。

　　可倒霉的是阿憨师傅。最终在各方压力下，阿憨师傅被调到裁剪车间工作，虽然继续担任技术员和质量检验员，但他为此事弄得灰头土脸，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四

　　比赛风波过去没多久，有一天下班后，我突然看见阿憨师傅独自坐在食堂，就着肉圆卷心菜在小酌黄酒，一边喝，一边在发呆。我还是头一回看见阿憨师傅喝闷酒，我问他为啥突然想起喝酒的?因为他平时难得喝酒。阿憨师傅连连摇头叹息道：“小歪，侬不晓得，我心里有讲不出的苦。”

　　我有些不解，就问他：“阿大师傅，侬有啥烦心事，讲给我听听怎样?”

　　于是，他一五一十地将上领比赛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他将筷子往桌子一摔，瞪着眼睛问我：“小歪，侬评评理，我到底错在啥地方?说我是叛徒猪头三……这个组长气量怎么会介小?我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厂里产品质量问题?侬想想看，万一西装领头上坏了，一件西装就要损失68块钞票，一个人要上3件领头，五个人就是15件西装。如果5个人上领，统统出了质量问题，厂里就要损失一千多块钞票，这损失找谁要去?还不是厂里倒霉?这是国家财产，又不是私人财产，我想想都要心疼……”

　　1979年时的一千多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可想而知。

　　我当时劝阿憨师傅到厂部，将自己的委屈跟领导说一说，完全可以重新调到缝纫车间来，但他连连摆手，说：“算了，到哪里工作都一样，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不要再找领导麻烦了。”

　　说真的，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可脑子又像过电一般，受到极大触动。真没想到，阿憨师傅指导我们小组5位女孩上领子，竟然是为了这个目的?

　　阿憨师傅接着跟我，又谈起了他解放前当学徒的那段经历。他说，他虽然16岁就跟师傅“学生意”，并且说好三年时间为限，但三年里，师傅根本不教他一点技术。他每天做的事情，不是给师傅倒夜壶洗衣服，就是给师娘买菜生煤炉，天天干杂活。他的裁缝技术，全靠自己“偷”来的，利用师傅睡觉时间，自己偷偷裁剪、偷偷缝纫……有一次，不小心踏断了一台缝纫机的皮带，他被师傅罚跪了一夜，并且扣没了一年的零用钱。阿憨师傅说到此，还感慨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小歪，同样是学生意，侬想想看，你们现在多幸福?师徒关系平等，师傅教技术，国家给工资，无忧无虑。这些待遇啥地方来的?我看都是共产党给你们的，你们要懂得知足，懂得珍惜，一个人最怕生在福中不知福。”说完，他起身收拾起饭桌上的残羹冷炙，然后拿起酒瓶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当时看着他瘦小微驼的后背，眼眶不禁有些湿润。是啊，阿憨师傅确实很“憨”，却“憨”得那么可爱，那么令人动情。他把企业当成了自己的家，真正体现了一个工人师傅爱厂爱国的真挚情感。他的心就像泉水一般清澈透亮，没掺半点杂质。

　　在阿憨师傅面前，我感到很惭愧，很渺小，至今，我还常常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