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我不叫江少宾，而叫李忆。

　　那个黑色的七月异常酷烈，我的中考成绩甚至没有够上普通高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那张手指一样细长的纸条上这样写着——“姓名：江少宾;学校：破罡中学;分数：365.5”——看了这张出乎意料的通知单之后，父亲不吃不喝地躺了两天两夜。两天两夜之后，重新站起来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岁，他久久地坐在椅子上，憔悴的脸上堆满了皱褶，阴得像块刚从水里捞起来的海绵。早在中考前夕，父亲就做好了送我上重点中学的经济准备，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使父亲的愿望瞬间破灭。

　　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一直早出晚归，酒气冲天。直到这年九月初，父亲终于拿回一张藕山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是：李忆。

　　父亲把录取通知书递给我的时候，手竟有些颤抖，脸也涨得通红，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看到“李忆”这个熟悉的名字，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所做的一切。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着二哥，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少年：栽秧、收割、锄禾和车水，在狭窄而潮湿的田埂上，扛沉甸甸的犁铧(它在我的小腿上留下了一道蚯蚓似的疤痕)和八九十斤重的稻把……我试图以苦役般的劳作来抵制内心的绝望。事实上，对于一个正在拔节的少年，这样的劳作更像是一种伤筋动骨的压榨——经年之后，我为这种近乎疯狂的劳作付出了“低人一等”的惨重代价。

　　那时候，我一直不敢和父亲正面接触，更不敢说服父亲让我再复读一年。

　　我只好埋着头，最后一个报到、最后一个缴费、最后一个领取教辅和学生证，一直挨到上课铃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如履薄冰地走进了藕山中学高一(二)班。好在每一道关卡都没有经过认真核对，尽管录取通知书上的照片已经被“偷梁换柱”，但并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谁知道我刚找到自己的座位，班主任就开始点名了!我如坐针毡，惶恐不安，小小的心脏仿佛钻进了一只兔子，很快便汗如雨下。终于叫到了“李忆”，我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听见自己的心脏“咯—咚”了一下。昔日的初中同学万分诧异地看着我，接着便开始交头接耳。那短短的几秒钟，长过整个暑假。

　　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提心吊胆于被老师点名，心惊胆颤于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李忆”这个名字像一道魔咒，让我陷入噩梦般的惶恐，无力自拔。许多个那样的时刻，我都盼望着太阳能够尽快滑向藕山，太阳一旦贴近山峰，放学的铃声便会敲响。我虽然总是最后一个走进教室，但时常是第一个冲出课堂。

　　没有一个老师注意到我的异常，也或许是注意到了，但谁都没有主动询问过我，仿佛是集体合计好了，等我主动投案。老师们这种“知根知底”的样子，加剧着我的不安，学校一旦发现我是个冒名顶替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是主动退学?还是等待学校的处罚?要命的是，当老同学叫我“江少宾”，而新同学却叫我“李忆”的时候，我总会陷入短暂的失语状态，——“江少宾”已经成了过去，而“李忆”则使我深感惶惑——脑子里空空的，一片白茫茫。

　　当“江少宾”终于一致被叫成“李忆”的时候，“李忆”在藕山中学的第一个学期终于在“江少宾”的逃避与惶恐中缓慢落幕。二十余年之后的这个清晨，当一个名叫江少宾的青年作家想写写“李忆”的时候，他依然听见了那个名叫“李忆”的高一学生的清晰的心跳。他无以复加的习惯性的紧张从此埋下了种子，他自卑、羞愧、胆怯，甚至，不愿意再亲近任何同学。他时常形单影只地出没在校园里，心事重重的样子，少年老成的样子，一辆“美奇”自行车是他唯一的伙伴。

　　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除了语文和数学，我的成绩一路红灯。我不敢把成绩单交给父亲，而是无师自通地撒谎说：“李忆”的成绩单，当然不会邮寄给“江少宾”。父亲显然相信了我的谎言，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长长地“噢”了一声。父亲失望的神色让我暗自窃喜，甚至有了一丝报复般的快意。轻松过关的谎言所带来的快意像一缕暖阳，长久地悬浮在我的灵魂深处，一片阴霾、暗无天日的心空因此有了一丝朝气。这样的谎言一直持续了三年，事实上，捍卫一个既成事实的谎言，比捍卫一个普遍的真理更加容易。而我的父亲，他绝对不会想到，也绝对不会相信：家长的一个决定，竟然可以改变孩子的性格。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父亲多次深入我的书包，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做“李忆”。固执的父亲总习惯性地认为他的决定都是对的，除了母亲和小妹，他和我们之间的感情沟通，几乎等于零。

　　重新开学之后，深藏在骨子里的骄傲在极其糟糕的成绩面前重新抬起头来，那时候，我是多么想证明自己还是原来的“江少宾”，而不是成绩糟糕的“李忆”啊!于是，我一头扎进一知半解的《英语》和《物理》，不厌其烦地向老师们提出诸多问题。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赢得了老师们对我的好感，他们一面耐心地解答我的提问，一面鼓励我多向同学们学习。然而，学习成绩的直线飙升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乐，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江少宾还是李忆——在家里，我是“江少宾”;回到学校，我又成了“李忆”。这两个名字像钟摆的两极，我就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了三年。对我而言，“李忆”这个名字仿佛是道天堑，我努力过了，但无法逾越。不错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为我铺起一道通途，天堑还是天堑。

　　一个左右摇摆的人，注定是半途而废的。尤其是高考之前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学期，诚如我在旧作《一九九〇年的乡下小镇》里所描叙的那样：“我整日像幽灵一样在小镇上游荡，仿佛那时候我就已经预见，会有写它的这一天。那段时光更像是一幅幅旧年的老照片，灰白的底色，映着一张颓唐的死人似的脸。而随着高考的日益临近，班级里的人数也在日益递减，小镇上一下子就多了些无所事事的不良少年。他们清一色地在呼朋引伴，招摇过市，把原本就不宁静的小镇搅得尘烟四起”那一年的高考，结果是毫无悬念、显而易见的。

　　父亲比我更为不甘，但他依然认为我只是犯了和中考时一样的毛病，有些怯场而已。父亲的自信没有任何缘由，即便我离中专录取线尚有近百分的差距，他仍然敢在村子里夸下这样的海口：“明年考个重点，一点问题都没有!”父亲对我的厚望像一座大山，许多年，我不能抬头。

　　应该感谢我的数学老师江双友，在藕山中学的第四年，他第一次在课堂上公开叫我“江少宾”，并且私下告诉我，我也可以用这个名字报考大学。他的那次提问简单到了极点，类似于“1+1=2”。今天想来，他不过是想利用一次提问，使“江少宾”这个名字重见天日、完璧归赵。这个雪藏了三年的秘密从此得以公开，吞吞吐吐地叫出“江少宾”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对我报以诡秘的微笑。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父亲，然而，父亲并没有为之吃惊，他纹丝不动地坐着，神情显得异常落寞。父亲的落寞加深了那个黄昏的阴影，他久久无言，时光飞速衰老。或许就在这个黄昏，饱经沧桑的父亲第一次意识到，时光在他面前画了一个圆，圆是终极的宿命，他当初为我推敲的名字，写满了宿命的味道。“人生是不会错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说。当秘密最终被揭开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对于那些制造秘密的人来说，秘密其实是个包袱，时常让制造者不堪重负。

　　当我又成了我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李忆。他白白净净，一身补丁，过早地戴上了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瞳孔像水洗过的棋子，抬头看黑板，两枚棋子不像是真的，左左右右地转个不停。初中三年，我几乎没和李忆说过什么话，传言里，他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在破罡街帮人做裁缝。我是“李忆”的那几年，我和李忆在街上邂逅了几次，每次他都主动放慢了脚步，两枚黑色的棋子闪烁着晨星一样的光亮，但我的冷漠像一团乌云，很快便使它们黯淡了下去。后来，听说，李忆招工进了县里的一家棉纺厂;再后来，我便考上了大学，从此，“江少宾”这个名字开始远走他乡。这个名字既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它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一个符号，没有这个符号，我便不知何去何从。一个失去名字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会直立行走的灵长类，除了人模人样的说话，恐怕再也不能干别的了。

　　之后，我一直没有李忆的任何消息，他仿佛是从这个世上消失了，没有一个同学知道他的去向。春节回破罡，李忆家的房子已经形同一座时光深处没落的废墟，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缝里织满了蜘蛛网。

　　我不知道李忆是否还记得我，但我，却一直记得，并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