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真的难以预料到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会结识一些什么人。

　　2000年10月9日，一架波音747飞机经过8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把我和另外几名同志从北京“丢”到了莫斯科。一下飞机，广播里的柔美女声就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外”们耳朵里灌一个很好听的俄语单词——“莫斯科哇”。噢，莫斯科的大地真的已踩在我们的脚下了!从这一天起，我们来自好几个国家的军事留学生将在俄罗斯联邦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军事留学生活。

　　两年的军事留学生活，使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军衔，但却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的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各国学员赴俄留学的使命不同，但同学们都很珍惜在一起共同生活、学习的缘分。同学们在一起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国际上的一些政治性敏感的话题，为的是避免因意识形态和政见不同而不愉快。大家的心与心之间是真诚、友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息息相通的。也许，世上只有人心间的善良与理解，才能轻松地跨越严密设防的国界。

　　回国后，每当我翻看同学们在一起的合影照片时，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就会放电影一样清晰地在我面前重新“上演”。

　　瓦洛加

　　瓦洛加是白俄罗斯某高级军校的一名中校教官，个子中等偏上，身材稍瘦，但他总是给人以很有力量的感觉。瓦洛加的长相是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俄罗斯血统的青年，黄而细密的金色头发在头顶三七分开，无论上课还是休息，发丝总是纹丝不乱。他的一双蓝眼睛无论看什么目标，总是炯炯有神。和所有的俄罗斯军官一样，他很看重脚下那双皮鞋的“脸面”，每天早晨都要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把鞋子擦得锃亮，做到一尘不染。

　　瓦洛加双眼含着浅浅的微笑，天生一副很友好的样子，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会产生一种亲切感。他学习很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论是出于为自己的祖国、军队争光，还是为了毕业后给自己谋取一个好的前程，他的刻苦程度，绝对对得起国家的重托和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外军留学生们，星期六也正常上课。说我们觉悟高点，就是每人都想多学点东西，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说得朴素一点，谁也真不忍心“祸祸”国家为我们付出的巨额学费。而瓦洛加，不仅周六同我们一样学习，星期天也拿出半天去教室学习。这一点，着实让我心里很是敬佩。

　　瓦洛加在学习时精力超常专注，有一件事足以能够说明这一点。有一门“大课”临近考试前，教官布置完复习范围就让同学们自己去复习，三天后，院方组织闭卷考试和口试。同学们为了精力集中、互不干扰，大都离开教室去找一僻静处进行“和尚念经”式的背记。“加加林”地处莫斯科郊外一片大森林中，到处都是大树和草坪。我和瓦洛加不谋而合来到了森林边的一块草甸上，心照不宣地自动拉开距离，各自用功背记复习题。不知过了多久，一抬头，我眼前悄然添加了一道扎眼的“风景”——一位十八九岁的金发俄罗斯姑娘，几乎全裸体地躺在草坪上晒起了太阳。她在离我们三四十米远的草地斜坡上铺了一条浴巾，顺势一躺，悠然自得地跷着二郎腿“洗”起了俄式太阳浴。我没说她彻底“裸体”，是因为她还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阳镜。我用小泥块投向埋头用功的瓦洛加，努嘴指一指前方草坪。瓦洛加极短暂地笑了一下，嘟哝了句“尼契沃”(没关系)，继续埋下头去看他的复习资料。而我却怕被前方草坪上的那朵白云牵扯了去，分散精力，影响学习效果，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而瓦洛加依然岿然不动，仿佛眼前只是落了一只漂亮的蝴蝶。毫不惊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毕业考试时，瓦洛加以16门功课全优的成绩荣获了“优等生”称号。在俄罗斯，军队高等院校的“优等生”毕业证要由总统亲自颁发，和普通毕业证的颜色也有区别。我们外国的军事留学生与俄罗斯军官们在这一点上享受同等待遇。“优等生”们被总统召见进“宫”，在克里姆林宫宽敞的会客大厅里，接受时任总统的普京亲手授予的这份殊荣。他们的名字还要刻成白色的大理石光荣榜，永久地嵌在各自学校办公楼的走廊里，以励后人。瓦洛加以自己的出色表现为自己的祖国和军队争了光。我曾私下询问过瓦洛加的政治面貌，他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心里就有点纳闷，一个纯粹的“党外”人士，竟然也会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我在心里更加敬重他了。

　　金钟汰

　　金钟汰是和中国军事留学生长相最接近的一位外国同学。他是韩国空军某基地的少校军官，歼击机飞行员。我俩的个子差不多高，眼睛也差不多大，都是属于“缝眼”一类的小眼睛。金钟汰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神气儿”，表面上看，好像也看不出有多么精明，细察却分明能判定出他是个心中很有底数的机灵鬼，而且是那种在空中对敌下手狠的猎手。我甚至暗暗想过，若我们作为敌对双方在空中遭遇，我一定要拿出百分之百的本领来对付这个不好对付的对手，稍有失误和疏忽，就可能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测量一个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和战术意识高低，对于内行人来说，无需真的升空去与他较量，只需看看他走路时的精神头儿和不经意中射出的目光的硬度，就能对他的“状态”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金钟汰和我一样，也爱笑，但说话声音比我洪亮。他比起个别性格内向的大个子俄罗斯军官要显得精神抖擞，尤其是比那位呆头呆脑的兵种战术教官更显得有亲和力。因为，那位满脸刻板状的教官在一次考察课考试时，极不给情面地给我和金钟汰打了个“良好”。尽管，考察课是不计入毕业总成绩的，也不影响我们毕业时是否能评上“优等生”，但这位在“布夫耶特”(小餐馆)里喝过我们中韩学员多半瓶酒、吃过我们三张比萨饼的大鼻子教官，极其“不近人情”。他一反常态的较真劲儿出乎我们的预料。用我们东方人的惯常思维，简直不明白这“老毛子”教官为什么这样“不开窍”?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人与人交往总是要“投桃报李”的，可他们根本不按这样的套路出牌。你请他喝酒时，他与你热烈拥抱，与你友谊友谊再友谊;而考试时，却铁面无私，连一条走后门的缝儿也不给你留。所以，有一阵儿我们在背后都不怀好意地叫兵种战术教官“老板”，我还查了俄汉词典，用俄语给金钟汰把这呆板、死板的含义翻译一番……直到他体味到了“板”字背后的贬斥内涵。然后，我还教会了金钟汰“老板”的汉语发音。有一次，金钟汰对教官笑着说：“老板，你豪(好)!”说完，他自己竟憋不住先笑了起来。教官不明就里，也只好陪着讪讪地笑。教官以求助的眼神看着我，示意我为他当“别列沃其可”(翻译)，我幸灾乐祸地笑了笑，也学着教官平时的样子，夸张地摊开手，耸了耸肩——我也“听不懂”啊!这也许是我在俄罗斯留学期间所做的最“不厚道”的一件事。现在想想，真想对教官说一声：“依日维尼捷(对不起)!”

　　因为性格上很合得来，我和金钟汰就“无话不谈”。金钟汰是带着夫人和儿子来莫斯科的。金钟汰告诉我，想在留学期间再要个孩子。明年就该毕业了，他要在这个俄罗斯的夏季播种，赶在明年春天让夫人抱着两个娃娃回首尔——一个是生于韩国的老大，一个是生于俄罗斯的老二。金钟汰心里该有多美!

　　听了他的这个秘密，我向他表示衷心祝贺。果然，他的夫人几个月后走路时就开始向前“挺进”了，这时，他有时就来三楼敲我的门，让我们中国同学去四楼他家里喝酒，嘴上说是让我们品尝他夫人做的韩国菜，实则倒像是让我们再次羡慕一下他日渐长大的“俄罗斯儿子”。怕影响他夫人休息，每次我们都不敢久留，只简单地意思意思喝两杯就撤退。但每次，我们都要热烈地表示祝贺：“早生贵子啊!保重身体啊!”金钟汰听不懂中国话，但满脸的幸福笑容说明他已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智慧者，不喜欢呆头呆脑的电线杆。好在，飞行员队伍中几乎全是前者，而绝少遇见后者。金钟汰就是属于飞行员中“浓缩型”智慧的代表。

　　毕业前，我们几个不同国籍的同学去看金钟汰夫妇一件如期完成的“杰作”——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大得根本不像才一个月的孩子。我对金钟汰恭喜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大高个儿!没想到金钟汰马上当众否定，说希望他的小儿子将来也长他这么高，也去当“依思特列比吉里尼可”(歼击机飞行员)，而不想让他长成傻大个的“老板”!

　　我们顿时又哈哈大笑起来，金钟汰的夫人也跟着笑，还用有点生硬的汉语说，不当“老板”。看来，我和金钟汰共同给教官起中国“外号”的事，他早已吹枕头风泄漏给夫人了……

　　鲁斯澜

　　我知道鲁斯澜的故事最多，因为两年来我们关系处得最好。在“加加林”，鲁斯澜是哈萨克斯坦军事留学生的学员组长，我是中国军事留学生的学员组长，我们不仅经常去外训系主任朵不里科夫的办公室里开会，还一起组织节假日的活动。鲁斯澜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很好，用咱中国习惯的说法，就是他这个人很“正”——热情、谦和、真诚、规矩、果敢……这些词汇可以同时罩在鲁斯澜的头顶上，形成一副闪耀着军人阳刚之美的特殊光环……

　　鲁斯澜平时走路极快。早晨，在通往教学区的路上与他相遇，多半是他从背后赶超过来。我本欲与他一同前行，顺便唠几句闲嗑，权当练练我的俄语口语，可是，跟随他几步，我的两脚就倒腾不过来了。他也不减慢步速，只是回头边笑边催促：“贝斯特啦!贝斯特啦!”意思是让我走得再快点。从他走路时呼呼带风的急性格来猜想，人们会判定他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歼击机飞行员。可是，他的的确确是一名哈萨克斯坦陆军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他在空中驾驶的直升机的飞行速度，与他地面上走路的速度极不般配。

　　鲁斯澜在公众场合说话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鼻尖上爱冒汗。我原以为是他的心理素质不好，人一多，就容易精神紧张，所以才冒汗。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不仅办事很沉稳，而且每遇大事而不惊，是一位心理素质颇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外训系按教学计划组织我们去俄军某装甲部队参观见习，大巴车在教学楼前等候同学们上车。那天，不知什么原因，鲁斯澜在车门口转悠了一圈后又突然折回了教学楼。出发的时间到了，学员队长问：“到齐了吗?”也不知是哪国的哪位学员不负责任地随意答了一句：“伏肖日节西!”队长一听“全都在车上了”，头也不回，即对司机下令说：“巴耶哈里!”大巴车就开了。这时，鲁斯澜刚好从教学楼里跑了出来，一看车开了，急了，飞一般地跑步追赶汽车。他边跑边喊：“巴达日几吉!巴达日几吉!”

　　见状，我马上大声报告了队长。车停了，但已开出了三四百米。教学楼与主马路之间隔着一片生草地，也就是随意生长的自然草坪。我以为鲁斯澜一定会急中生智斜穿过草地直奔大巴车，可这家伙仍按常规路线绕着三角形的两个边奔跑过来。上车后，鲁斯澜一连串地说了好几声对不起，队长好像也并不生气，摁了一下鲁斯澜的肩膀示意他坐下。队长笑了一下，对着鲁斯澜也是对着大家说：“迟到是错误的，但你追赶汽车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句话被我听得真真切切，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忘记。当时，鲁斯澜的鼻尖是否又冒汗了我没太注意，我倒是觉得自己的脸上热辣辣地难受了好一阵子。队长是在赞扬鲁斯澜没有践踏草坪、爱护花草的文明行为?还是在肯定他作为军人在任何时候都没忘记“守规遵纪”的坚定原则?

　　另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真让人后怕呢!鲁斯澜五岁的儿子在公寓楼五楼的家里玩，不知怎么回事自己就从阳台上翻跟头栽了下来。俄罗斯的楼房建筑举架都很高，一个小孩子从五楼掉下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在公寓楼值班的老太太见状，大惊失色，叽里呱啦大喊大叫，马上打电话报告到了系里。由于居住得久了，连轮流值班的俄罗斯老太太都认识哪个小孩子是哪国学员谁谁家的。系主任闻讯从二楼办公室直奔一楼的教室去叫鲁斯澜。他正在课堂上被教官提问回答一个问题，他并没惊慌失措，硬是回答完了问题才向教官请假跑出教室。

　　这是我们在俄罗斯留学期间遇到的一件最惊险，也最富奇迹效果的事。这个生命力奇强的孩子几天后就活蹦乱跳地平安出院了。每每想起，我都感到不可思议!

　　大家为此非常高兴!鲁斯澜也高兴地在家里设宴，请帮助他们家的系领导和各国学员代表吃饭。鲁斯澜举起酒杯，脸憋得红红的，站起来向朋友们致谢辞。我看见他的鼻尖上又开始冒汗了，而且这一次冒的汗比以往每次都多!

　　尤拉

　　尤拉是我的斜对门邻居。他是白俄罗斯的歼击飞行员。少校。细高个。

　　尤拉是位勤劳的人。他到“加加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不太多的卢布买了一辆“二手”的伏尔加汽车。起初，我们还以为这个“老外”就是会享受，留学两年时间，还买个汽车来代步。后来，在一次周一早晨的全系例行点名时，系主任呼点到尤拉的名字，和尤拉一个国家的学员瓦洛加回答：“尤拉，拉波得!”这样，我们才知道尤拉原来在外边“工作”还没赶回来。系主任对此持很宽容的态度，极平静地自语了一声“雅斯纳”，表示知道了，然后继续呼点其他学员的名字。

　　尤拉买汽车，看来并不是为了节假日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出去旅行时方便。事实上，作为尤拉的近邻，两年间，我也没“发现”他们全家有过一次集体外出旅行。一到节假日，甚至平日的放学后，尤拉总是忙得让我们见不到踪影。他的车轮子总是不停地在旋转，他的眼睛也常常被熬得通红，每每节假日过后，尤拉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回到同学们中间，让人顿感有几分心痛。

　　谁也不便去询问尤拉为什么要这样地辛苦自己。大家又似乎都能理解尤拉，一名受人仰慕的歼击机飞行员，若不是迫于生活的极端无奈，他是绝不会起早贪黑地去做另一份“工作”的。尤拉的另一份“工作”，是用自己的汽车为别人拉“私活”。比如，帮人送站、送机场、运送货物，或顺便从莫斯科车站往军事学院的所在地莫尼诺捎客人。

　　尤拉的妻子从不多说话，脸色总是不太好，好像有什么大病。尤拉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不满五岁，小女儿还抱在怀里。尤拉的妻子对孩子管得很严，不让孩子到邻居家串门，更不接受小礼物。有一次，我看见尤拉的儿子在我的门口探着头笑，就招呼他进屋来玩。“嘎麻诺，麻嗄诺，乌极发!……发!……发!”我们正在玩得兴高采烈，走廊里突然传来了尤拉妻子寻找儿子的声音。小尤拉顿时被吓得屏气凝神，伸出的小手也僵在了半空不知如何收回。我牵着小尤拉的指尖将儿子“归还”给尤拉妻子时，解释说，你儿子真可爱，是我邀请他过来玩游戏的。尤拉妻子歉意地对我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可小尤拉的脸上分明还挂着犯错误后的沮丧表情。

　　因为留学期间要回国恢复飞行，我和另外一名飞行员买好机票准备赶往莫斯科国际机场。我俩商量，“肥水不流外人田”，尤拉是咱们的同学，就租用他的车送我们去机场。由于行李多，我们打算到机场时多给尤拉二百卢布。尤拉高兴地把我们准时送到了机场候机楼门口，停车后一边忙着帮我们搬运行李，一边说了许多祝福我们回国飞行顺利的话。待我们向尤拉交付七百卢布车费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我们多付的那二百卢布。削瘦的尤拉手里捏着应得的那五百卢布，连声对我们说“哈洼几特，哈洼几特!”(已经足够了的意思)我的眼睛感到热热的，拥抱了一下尤拉，叮嘱他回去时开车慢点，注意身体。

　　尤拉和他们家人在照片上一直对我微笑着。毕业分别后，也不知他们全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