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外，我是没有太大的兴致——所谓兴致不大，主要是指不主动积极地策划。对于外面的活动，如果有幸被对方邀请，又觉得地理位置不错，那就欣然前往。否则，明知某个活动很有意思，参加了一定开心不已，但对方不邀请，自己绝不会开口讨要。若说自由度舒适度，在家无疑还是最大的。
出外只能算是对居家的一种反向活动，对俗常人来说，居家日长，出外日短。如果反过来，很难想象会是怎么样一种生活。
波德莱尔的想法和我截然相反，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与港口、码头、火车、轮船、酒店相逢，这些具有陌生趣味的空间居然使他感觉比在家中舒适，他甚至认为只有到了外面，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呐喊。艾略特认为出外可以把现代工具的美感展示出来。如此生硬、冰冷、呼啸着穿过无垠空间的机器，在他富于情感的笔下，变得温暖和柔和了。每个人出外都自觉地借助交通工具，否则行之遥远是有难度的。交通工具从心理上分为两类——期待与不期待。早年高铁不被开发，我通常乘坐飞机。这个行程一开始就充满期待，人在空港，心在天上，期待着起飞的时刻。期待使人迫切。如果不能守时就会关系到此后的一些安排，让人茫然无着。飞机是看天行动的。遇上飞不起来的情况，空港用大巴把人运到城里的酒店安置，这时，和一个不明身份的旅客合住一个房间，真是沉闷之至。每一个乘机者都养成期待的心理，希望能如机票上显示的那个时间腾空而起，否则，时间被延误了，内心充满杂草。完全理解德波顿的金句：“生活中很少有什么时刻能像飞机起飞升空时那样让人释然。”期待就是负重，又有着希望的可能，所以还是被出外者高度运用。我乘高铁居多，高铁与飞机不同，不必腾空而起，而是匍匐行于地面，由于恪守时间，双方都形成一种默契，准时候车，准时开车。很少有人咨询高铁准时不准时，反而是担心自己不准时赶不上。在我的朋友中，周先生是习惯踩着时刻进入车厢的第一人。车子开动了，他和手下坐在位子上喘气，纾解一下刚才狂奔的激情。其实他如果早十分钟出发就不至于如此紧迫，但他总是不肯，认为时间就是让人遵守的，既然是这个时刻开车，那就在这个点数上车。这真是一位精于算计时间的人，如此这般地讲究严丝合缝。可是有几次，人还未到，车子已经带着呼啸远去，他的心情变得不快起来。他的计算原本无误，却忘了计算自己赶车途中的意外——比如堵车了、路改道了、车子出故障了这些未知因素。未知因素往往摧毁出外计划，这也使出行者比闲居家中的人多了几分警觉，不时地看看时间，算算时间，成为最关心时间进展的人。
坐在高铁车厢里，两边的平阔画面砉然而过，坐在飞机上的人则看到了立体景物。高铁上的人们有着不小的自由度，其中就包含了走动，至少不必用一条安全带把自己绑上几个小时。车在坚实的地上疾驰，这是自己熟悉的一种安稳状态，只不过是他人代替自己驾车而行。飞机在虚空中穿云破雾，有时抖得厉害，像要散架一般，比飞机大得多的气流把飞机推搡得摇摇晃晃，让人想到坠落的不祥——没有几个人知晓飞机在虚空中飞行的原理，觉得如此厚重之物能凌空蹈虚，真是内含神秘。空姐推着餐车来了，有的人根本不吃，几百个人一个样式，心想过几个小时落地了，马上能和朋友去品尝特色佳肴。更多的人还是接受了——人在空中就不能有太多讲究，要讲究到地面再说吧。空中行程培养了人们小心翼翼的动作，在自己狭小的位置上，在系着安全带的条件下，打开小餐桌，接过食品盒，把其中的番茄酱、辣酱、酱菜一袋袋奋力又沉着地扯开，浇在饭上，至于水果、矿泉水、小蛋糕、小面包，品尝时也需要几分斯文，否则汁水四溅。影视里总是渲染豪爽的吃肉喝酒场面，似乎如此放纵才是快意人生——酒往往倒得满桌都是，然后一饮而尽，动作粗放洒脱，不须规矩。几次在机上就餐，我都会想到父亲，他的手总是抖得厉害，有时一碗稀饭在手，汤汤水水都抖出来了。他的最后二十年就没坐飞机了，都在家中。家里范围不小，就是抖落一地，扫扫便是。机上无疑是一个很讲规矩的地方，如果不是出外，一个人不可能几个小时自觉困在这么一个狭长的盒子里。空间坐标的差异，使人的行为有所囿，为了到达远方，只能如此。在人生后来的日子里，出外会越来越少，远方与他渐渐无干了，没有什么会议需要他去参加，也没有什么活动非要他去主持。以前此类活动都会自然地想到他，现在都略过他了。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再也看不到他进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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