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民地区生活多年后，我才发现，在这里，回汉两个民族间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忌讳，大大低于我以前生活过的重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白崖，有时我和老回回间还能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在别的地方可绝对是不行的。也有可能是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久了，彼此信任了。从我在宁夏生活的近三十年间看，宁夏回汉两个民族的关系，在全国范围的各民族关系说来，绝对是最好的。

　　我毫不隐讳我的看法，西吉回民的确贫穷、落后，有时甚至是愚昧、无知。但是你只要不心存偏见、感情用事，理智地思考这一问题，就不难结论：这绝对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这一问题的产生，乃由许多因素，比如自然条件的恶劣，交通的闭塞，教育的落后，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响所造成。

　　有一例子很能说明点问题：一般人都承认，上海人就够聪明能干了吧。五六十年代，从上海移民了一些所谓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其实相当一部分是很能干，有一技之长者)到了西海固地区，当然到西吉的也不少。后来落实政策，其中大部分都回上海了，但有一些大龄子女，由于已婚或其他原因却留在了当地农村。这些上海人的后裔，多年后，许多人也就跟当地人差不多了。所以我说，环境的因素太重要了。

　　胡青天访贫问苦　革委会拒落政策

　　1973-1974年间，从中央下放来一个“大干部”胡启立当县委副书记。这个同志水平不比寻常，一来西吉，就上山下乡，访贫问苦，真正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给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一时间，淳朴的西吉老百姓就传开了，他是中央派来的“青天”，是某某人的儿子……找他的人不绝如缕。他的家属没有来宁夏，一个人单身住在县委。宿舍兼办公室则门庭若市。不管白天黑夜，他是来者不拒，一律接待，尽量解决问题。这就引起一些人的嫉恨。给他编造了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那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在作怪。这里暂不去说它。

　　就是这个副书记在他下乡时，特别到菜园子找我。可惜那天我不在。我意识到，好人来了。于是我去找他，向他报告了我的一切。不久，一件事发生了，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全体社员捺手印(因为许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自己的图章)，向上头打报告，请求为我摘帽子。又不久，在他主持下，县委开会为我先摘了帽子，然后再操持我的工作问题。可是一查我的档案，才发现我已经没有了“工作关系”。他也觉得莫名其妙。根据政策，右派，是要“给出路”的呀!他说，这里有问题，便派了两个人专门去天津了解。派去的人回来说，天津革委会认为是老市委办的案子，他们不管;再者，既然“转业”了，也就没有了公职。这两位年青同志愤愤不平地说，想不到大城市的政策水平还不如我们这个偏僻地区，比小地方更“左”。那位好心的副书记也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想为你重新安排一个工作吧，即使有指标，可你的年龄也过限了。等一等再说吧!”

　　他是在向我暗示：全国快有大的变化了，等等吧，没有关系的。

　　1978年，全国形势有了松动的迹象。宁夏大学的雷文高同志突然来访。相谈后才知道，原来是学校为了加强教师力量，遍查区内“有问题的人”的档案，在固原地区找到了几位，其中就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他们认为，如果我同意，可以到宁夏大学工作。至于做什么，可以商量。

　　我对他们的知遇之恩，真是感激涕零，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几乎同时，担任《天津日报》总编的石坚同志，给我发来一封长达数页电报纸的电报，简述了当前形势，主要是让我耐心等待，一切都在安排中……

　　《天津日报》派了我过去的好友、时任报社总编室主任(后来是报社总编)的鲁思同志，抱病千里迢迢来了宁夏，和我商量以后的何去何从。

　　形势的确发展很快，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改正右派问题的工作。我也回天津去办理手续。石坚(后任天津人大副主任)对我说：“回来吧!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还没结婚的儿子也能一起回来。这也是政策规定了的……如果你愿意去天津别的单位……回老家重庆、北京等其他地方，我们也都可以为你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