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的时候，读过一本叫《文天祥》的普及性读物，其中一个情节，成了我今日为“大先生”写事略的最早触发点。说的是文天祥的父亲引同乡庐陵贤达欧阳修、胡铨的事迹教育文天祥，激励他学有所成，报效国家。那时我就想，在我们这干山枯岭，可有值得奉为楷模的乡贤人物?及稍长，我从爷爷讲的乡村野史中知道了“大先生”这个人物，尽管我出世时“大先生”已辞世，两界暌隔，阴阳难逢，但我的注意力一直在冥冥中跟踪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乡间名人。渐渐地，一位呈病态面容、着一袭长衫的清癯秀士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

　　一条发源于六盘山支脉月亮山的小河东流而下，在一个叫蔡祥堡的村子前向南拐了个大弯子，形成北面一片平坦而又得灌溉之便的田园，这就是蔡祥堡。我到了知道思索地名含义的年龄，就一直怀疑这个村子该叫菜香堡，讹传为蔡祥了。绿树丛中，菜畦井然，阵阵菜香随风飘荡，是我们那一道河沟少有的农居乐园。本村殷实户主高连升的土堡子耸立在小河北岸高冈之上，这大概就是该村以堡命名的来历。又说，堡是清末民初的一种村落组织名称，相邻几村为一堡，相当于后来的保甲制。就我所知，一些以堡命名的村子其实并没有堡子。这是题外闲话了。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23日，高连升的长子出世。高连升请本地一位村塾先生给儿子起名高勤修，同时附庸风雅，起了个字：勉哉。后来高勤修有资格在地方史志留名，却被误写为勉斋。这实在是不该出现的遗憾。勤修，勉哉，名与字两相对应，足见出村塾先生的文墨和高连升望子成龙的殷殷苦心。高勤修的小学开蒙教育，是在我们杨明小学完成的，和我算是隔代校友了。高连升凭着水地、油坊以及全家人起早贪黑的劳作，供养长子考入了兰州中学(现兰州一中前身)，这是当时西北一所有名的中学。时任校长的水梓先生是名噪一时的硕儒，他的孙子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水均益。从兰州中学毕业后，高勤修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时当1921年，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命运的年代。在大学期间，高勤修接受了刚开始传播的先进思想的熏陶。朝阳大学是德国人办的一所著名高等学府，倡导西学，以法律专业见长。西学东渐，国人向往西方民主，探求以法治国的途径，法律成为当时的热门学科。

　　“大先生”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时被家乡人叫开的。排行老大，又是大学生，有知识，家乡人沿袭传统，称为大先生，有高看一眼的敬意，而高勤修这个本名渐渐被忽略了。年长者则多呼其字勉哉。

　　1925年，大先生经过四年寒窗苦读，从朝阳大学毕业。先从事教职，后被聘为律师。在此期间，他与北京富户小姐贾书箴自由恋爱，结为伉俪。穷律师常常断炊，多赖贾家接济。贾书箴是北京宛平女子师范毕业生，算是当时的新潮女性。我见到这位后来的县长太太时，她已是双鬓银丝的老妪了。包着金牙，一口北京话，举手投足，依稀可见当年丽影。不过她的晚景相当凄清孤单，三年困难时期，乡邻亲戚周济她一点洋芋干菜之类，她视为珍馐。据我岳母说，有一次她请贾老师来家吃饭，滴了几点稠油底子，炒了半碗洋芋丝，贾老师竟吃惊地问现在还哪里来的清油。当年富户小姐，追随大先生为进步事业奔波，终而蜗居西北一隅，落魄至此，恐为大先生所始料不及。

　　在北京奉职期间，大先生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海原同乡许青琪，私谊甚笃。许青琪思想先进，抱负远大，以拯救民族为己任，对大先生后来的人生选择起了导师作用。为了寻找大先生的人生足迹，我翻阅了一本《甘肃民盟简史》，知道许青琪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甘肃省政府参议员，是解放前甘肃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一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在北京十年，大先生打开了局面，律师声望日上，又有贾家的生活接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说可以乐不思蜀了。这时，他在兰州中学读书时的恩师、时任甘肃省教育厅长的水梓先生数函盛邀，请他来兰州供职。水梓先生赏识高勤修的人品和才华，想罗致这个人才一同走教育救国的路子。那时的人事调动没有现在这般复杂，主事者素笺一纸即为调令。大先生是极重信义的人，恩师金面难拂，1935年，舍弃北京基业，举家迁往兰州，任乡村师范训育处主任，兼教国文课。在此期间，时任酒泉地区专员的曹启文以海原同乡之谊高薪聘请大先生担任秘书，大先生与曹有过接触，却谢辞高就。后来大先生曾对人说，和曹说不到一起。我能想象出民国年间这两位海原人杰会晤时的尴尬场面。一个是国民政府官员，一个是满腹经纶的才俊。少不了便宴一桌，双方举杯畅叙乡梓情谊，渐渐说到对时局的看法和各人的抱负，气氛随即冷淡，短暂的静场后，双方都没有了再谈下去的兴致，碰杯揖别，各走各的道儿。解放前夕，曹启文追随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这件事就说明了大先生谢辞曹启文高聘的原因。

　　我在追寻大先生的人生踪迹时，发现他有过一次回乡隐居的经历。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局动荡不安。大先生辞去兰州教职，惜别十分赏识他的水梓先生，举家迁回海原蔡样堡故里，过着完全是农村特色的平民生活。我曾经替大先生设计过另一种壮阔人生：国难当头，戎马书生驰骋于疆场，慷慨赴难，青史留名。后来发生的事实令我为自己的设计汗颜，这是一种公式化的苛求。兼秉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出世与人世的双重品格，大先生那一个群体有自己参与国事的方式，毋庸我辈妄加褒贬。

　　清晨，有一阵户外健身活动，这是多年的学校生涯所形成的习惯。烫面烙饼或糜面甜馍馍，佐一杯清茶，简单的早餐过后，就读书或写字，偶尔也到田园里走走。据我三舅爷武仲杰老人(已辞世)和仍健在的大先生的堂弟高永修老人回忆，大先生读书写字时，是不容别人打扰的。尽管是归隐村居，他仍保持了独处书斋静地的传统习惯。我了解大先生的这一段经历后，一念之间就把他和《白鹿原》这部小说中朱先生这个人物联系到一起了。心系国家命运，面对民族存亡的不堪局面，对当政者深感失望，个人又回天无力，只得避乱全身，静观待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朱先生和大先生的生命运行处于低潮状态，不能兼济天下，就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这是旧式知识分子的惯常选择，于大先生，概莫能外。其内心深处的苦闷徘徊是不难想象的。

　　在大先生在回乡隐居的四年时间里，我爷爷曾以大先生表妹夫的亲戚身份看望过一回。我奶奶是大先生姑母的女儿，是高家外甥女，和大先生是姑表兄妹关系。我太爷那时候靠操持菜园有些零散进项，且又乐善好施，常有济困义举，在我们那一道河被称为“吃亏老汉”，颇有些口碑，再加上有我奶奶这一层姻亲关系，大先生破例在他的乡间书斋接待了我爷爷。我爷爷带去了自家园子里试验种成的香瓜，大先生一边品尝，一边说咱们这地方还能种香瓜子，要推广开来，添补乡民生计。这话的意思，颇类今日之培育特色产业云云。

　　我爷爷后来向我描述了大先生书房内的景观，我对这个话题很有好奇心，一再缠问爷爷。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个很有神秘意味的地方。土堡子里面的西墙根下，一间斜坡厦房，这是那个年代极普通的房屋样式。老式的木制方桌上摆着书籍笔砚纸张之类，毛笔搁在砚台上，黄铜镇尺压着未写完的半张纸。我爷爷印象最深的是地上铺着一领芦席，时当炎夏，大先生赤脚踩在席子上。我思索这一领芦席的作用，是防止土尘腾起，保持书案洁净。一间土房，一张书桌，一领芦席，一位从乡间走出去的饱学之士，赤脚踩在盛夏时节的席子上，是多么清凉滑爽啊。我到了开始关注大先生这个人物的时候，每每想起我爷爷描述的这一段情景，脑海里总会浮出一个称谓：山中宰相。

　　并非一定要位居宰辅才能安邦治国。这一段时间，大先生的乡居生活中有两项值得注意的内容。

　　一项是护佑地方乡邻。苛捐杂税逐年增多，乡民不堪重负，时有抗税抗丁事件发生，海原县政府就抓捕滋事者更行敲诈。这时候，乡邻就向大先生求助。大先生的救赎方法简单而有效：伏案提笔，蝇头小楷，洋洋洒洒，既是致海原县政府的信函，又是有礼有节又动之以情的辩护状。大先生是学法律专业的，所陈述的理由无懈可击，只得放人。当时海原县长孙宗濂惊羡于大先生信函中所流露出的才华和上乘的书法艺术，曾托海原地方开明绅士徐和轩先生捎话，欲聘大先生当县参议员，襄助公务，大先生一笑了之。解放初，徐和轩先生任西海固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开政协会时二人晤对，忆及这一段往事，俱感喟不已。

　　另一项是不断接触神秘的来访者。每当有远客来访，大先生总是闭门与之密谈。大先生以报国救民自许，不会就此销蚀抱负，他和外界保持着一条秘密通道。在乡居期间，大先生经吴鸿宾、许青琪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吴鸿宾是回族领袖人物，1927年在北京大学期间即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解放初任兰州市第一任市长。在北京上学期间，大先生与之成为挚友，常聚议时势，却不知道吴鸿宾的政治身份。西北民盟组织主要负责人吴鸿宾、任谦(解放后甘肃省第一任省长)曾去延安汇报工作，接受指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曾予接见并作出具体指示。这个组织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以盟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重要贡献。我所景仰的乡贤人物大先生在这时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

　　那么，来访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又谈了些什么?

　　1941年后半年，大先生的乡间书房里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这位来访者离去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多少可以破译上面的疑团。

　　2001年春节期间，我为了搜求大先生当年佚事，步行了十里路，专程到蔡祥堡拜访了大先生的堂弟高永修老人。八十四岁的老人仍很健硕。当年蔡祥堡和我们庄子联合办着一台戏箱，是乡间草台班子，以村社的名义募集添置些娱乐行头，箱主就是大先生的三弟高崇修。永修老人那时在戏班中饰演《二进宫》中的杨波出名，杨波是御前侍郎，我们那一道河的人称永修老人为侍郎官。其实据我看来，杨波是文官，在戏中属须生行当，而永修的嗓音沙哑且又洪亮，俗谓满口腔，更适宜花净唱法。倒是他扮演社火活动中的春官，思维敏捷，见物赋词，说仪程大出了风头。我也喜欢耍社火说仪程这类草民把戏，因此和我的远房舅爷高永修老人说得十分投机。永修老人不停地向我劝酒，且随口说了有关敬酒内容的仪程词。我一边举杯回敬，一边也说了几句祝健康长寿一类的仪程词。我的真实用意是借此激活老人的记忆，他是高家“修”字辈中唯一的在世者了。在我们借酒兴“过招”的过程中，话题渐渐转到六十年前那位神秘的来访者身上。

　　大先生的堂弟高永修当年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支应来客，迎来送往。每当大先生与来客密谈，永修的任务是在门外阻人入内，且站立的位置以不能听见房内说话声为度。经常干这个差事，来客中有的只是匆匆一面，过后就记不住了;有的来过数次，永修就记住了。这次来访的人永修认识：海原同乡、甘肃省参议员许青琪。

　　许青琪是西北民盟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因为有北京大学毕业这块响亮的牌子，当上了甘肃省参议员。这次从兰州到蔡祥堡，他是雇了牲口为脚程，秘密潜来的。与大先生密谈数日后，由高永修拉马送到海原兴仁老家，再辗转回兰州。许青琪离去不久，海原县政府(当时属甘肃省管辖)飞骑送来一张甘肃省政府的委任状，任命高勤修为甘肃景泰县国民政府县长。

　　我据此推测许青琪与大先生密谈数日的内容。许青琪是以地下组织负责人的身份专程来向大先生通报时局，部署工作的。大先生当上国民党政府的县长，如何配合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事业，这方面的内容是不便在省府兰州和景泰县衙交谈的，为避人耳目，故有密潜部署一事。那时候邮递条件不便，大先生乡居期间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信函都由海原县开明人士徐和轩先生单线转递，他们避开了官方途径。这一次的委任状由海原县政府派信使飞骑专达，不明就里的家人感到非常突然。高永修老人回忆，许青琪离去后，大先生即着手整理书籍手稿，做好离家的准备。接到委任状离家赴任时，照例由高永修赶着牲口护送照应。乡邻们都来送别，场面有点感伤。高永修随口唱了一句戏文：“此一去生死祸福说不定”，试图冲淡郁闷的气氛，却发现大家反而泪涌如泉，顿时缄口……

　　解放后，为了搜集整理西北民盟组织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史料，甘肃省政协召开了一次邀请知情者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兰州市长吴鸿宾，民盟省委组织部长许青琪在座谈中首次披露了大先生被任命为县长的背景。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势力强大，这是冲着延安而部署的。任谦、吴鸿宾接受延安的指示，要在国民党内部安插进步力量，开展策反、兵运工作，削弱其军事力量，为延安提供军事物资。共产党员容易暴露，安插的对象主要是民盟骨干人员。根据这一指示，任谦、吴鸿宾、许青琪等人利用在国民党政权内任职的便利条件，广泛联络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力量，开展了艰苦而细致的争取工作。这一活动曾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于右任先生的支持。终于在国民党军政内部打进去一批进步力量。军事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孙寿名(固原彭堡人，解放前夕在兰州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时任三十八集团军团长，后被胡宗南任命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副官处长。大先生当时的秘密政治身份是民盟盟员，甘肃省政府为了标榜民主政治，是以无党派代表人物的身份任命高勉哉为县长的，并不知晓其政治身份。

　　在这次座谈会上，吴鸿宾、许青琪都说过同样内容的话：勉哉去景泰当县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艰苦斗争得来的，实在不容易。

　　我注意到许青琪密潜蔡祥堡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时间差。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诞生，同年深秋，许青琪与高勉哉在蔡祥堡密谈数日后离去。随即，高勉哉被任命为县长，离家赴任。于我追寻“大先生”而言，这个时间差的意义是：高勉哉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盟员。

　　秋风萧瑟，北雁南归。大先生一袭布衫，和家眷乘骑老家的牲口，迤逦西去。国家多事之秋，一介书生柔弱的肩头，承载着怎样的分量啊。此一去，他还能回到铺着芦席的乡间书斋吗?

　　我曾试图搜集大先生在县长任上革除流弊、断案如神一类的传奇故事，于写文章而言，这是很出效果的。但年代久远，知情者渐少，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奏效。事实上，从1942年到解放前夕大先生在景泰、静宁连任两任县长，都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他担负着秘密使命，当县长只是一种职业掩护，不能过分显山露水，这是一种韬晦策略。我搜集到流传在静宁一带的一句民谣：高不言，尚不管，最后来了个王鞭杆。说的是高勉哉、尚佐周(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相继当静宁县县长时，实行宽简政策，不沉溺俗务，不严刑峻法;解放前夕派去的王汉杰是国民党的死硬分子，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罪恶累累，解放初被人民政府处决。

　　大先生在静宁任期，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静宁中学成为陇原名校。大先生举荐担任校长的王尔全是陇上名士，书法家。《民国静宁县志》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偕夫人(静宁人)视察静宁中学时，大先生和王尔全陪侍。晚上下榻在大先生的公衙，三人一道挑灯切磋书艺。这是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于右任先生是大书法家，静宁又是文人辈出之地，他此次西行，是偕夫人省亲闲游，视察云尔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的顺带姿态，而钟情于底蕴深厚的地万文化倒是出自真心。高、王二人当然了如明镜，草草走了一圈后，书案挥毫，三人都认真了。这是一段陇上书坛佳话。国民党行政院长于右任先生此刻岂能料知，眼前这两位下属兼书友，正在谋划推翻国民党政权呢。

　　解放初，大先生遗孀贾书箴女士曾对子女们说，你们父亲的遗物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所珍爱的于右任先生视察静宁时题名书赠的几幅字，在几次搬家时遗失了，估计是被搬家的人顺手牵羊了。重命在身，颠沛奔波，大先生无暇顾及检点，以至遗失墨宝，我为此深感遗憾。

　　1949年6月，大先生自知病将不起，强扶病体，为大女婿杨钦敏写了两幅字，笔力浑厚遒健，一如往昔。写好后，先生命长子高膺送往杨钦敏家。这两幅字至今由杨钦敏的儿子杨耀陇珍藏。这是现在能见到的唯一手迹了。据高永修老人回忆，在景泰、静宁任上，大先生经常应邀为友人题写中堂;大先生的乡间书斋里，也保存着一些酬唱应和的诗词字画，可惜“文革”中风流云散，不知去向。如此说来，寻访大先生遗墨，一睹手泽，又成为我余生的夙愿了。

　　1989年国庆节期间，静宁县四大班子的领导齐集兰州，在友谊饭店举行了两天的静宁籍同乡会。当时正兴起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潮。静宁是出人才的地方，各界都有头面人物。静宁县此举的意图，是联络同乡感情，争取社会力量支援家乡建设。在被邀参加活动的人员当中，有当年静宁县长高勉哉的长子高膺。高膺也是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兰州市城关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兰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在同乡联谊会上，主持者介绍高膺是高勉哉先生的长子，与会的各界名流以掌声欢迎。高膺忙站起来声明：我不是静宁人，我是海原蔡祥堡人。知情者都说：令尊当年在静宁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作出过贡献，静宁人有口皆碑，称为“高青天”、“高善人”。卸任离境时，静宁各界赠以“清正廉明”的牌匾。你们早就是静宁人了。

　　这次会后高膺应邀走访静宁。时隔四十余年，旧地重游，感慨良多。在当年危难之际租民房蜗居的永福巷旧址，高膺徘徊流连，热泪盈盈。他对陪同的静宁县领导说，静宁发展得这样快，建设得这样好，正是父亲当年的心愿，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我有机会翻阅《甘肃民盟简史》时，我奶奶的三弟、我三舅爷武仲杰老人已辞世。这本书中的一些记载，勾起我对我三舅爷说过的一些旧事的回忆。我三舅爷是高连升老先生的外甥，大先生的姑表兄弟。为人豪侠仗义，胆子大，人称“武苕子”。大先生在景泰、静宁当县长时，我三舅爷受高家委派，赶着牲口给大先生一家送过吃食和钱两。《甘肃民盟简史》载：“民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会委员高勉哉等因贫病交加，在解放前夕不幸逝世。先烈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功昭日月，将永远为后人所崇敬、所怀念。”一县之长要老家接济生活，这话在今天令人难以置信。高永修老人回忆，当年他也经常赶着骡子往景泰、静宁送白面清油洋芋一类吃食，还送过银元。老家送去一只羊羔肉，县长一家就像过年。那时高连升老先生已辞世，由大先生的三弟高崇修当家，四弟高培修为人吝啬，对家里接济大先生颇有牢骚，说老大在外面当官，家里沾不上光，还要吃家里拿家里的，把一份光阴都踢踏了。长兄如父，又是老三当家，老四虽不满，也莫可奈何。大先生吃着老家蔡样堡送去的饭食，当着国民党的县长，干着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省民盟支部委员，大先生分工承担的工作任务是军事联络和后勤供给。其时三十八集团军内部已有民盟骨干担任军官，组织暴动，截留军火，斗争如火如荼。截留的军火分解隐藏在盟员的床底下，通过内线组织转运到华阴庙，由黄龙山游击队向陕北转移。说来令人头皮子发麻，那可是整火车皮的军火，真不知大先生他们当年是怎样隐藏的。

　　我现在推测，大先生当年经常向老家要钱，与他的工作任务有关。他分工负责军事联络发动群众组织后方供应等项工作，需要经费保障。国民党县长高勉哉是在毁家纾难。

　　大先生在静宁县衙的家成了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吴鸿宾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平凉专员公署秘书，与延安有秘密联系。每次由平凉经静宁去兰州，总是住在高家。然后由大先生秘密通知地下组织负责人来听取指示。大先生安顿家人：不许说家里来了客人。大先生的长子高膺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后来看了样板戏《红灯记》，对“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这句唱词印象尤深。

　　1947年，解放战争进人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根据工作需要，由地下组织安排，大先生辞去静宁县县长，在静宁县城永福巷租民房简单安置家眷后，只身前往兰州，全力投人地下革命活动。历来赏识他的水梓先生时任甘、宁、青三省考铨处处长。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负有考察铨选官员的重任。水梓先生听说他的得意门生高勉哉卸任回兰，即时聘其为考铨处专员。这是个闲职。名义上，要协助考铨处长铨选推荐官员，实际上由掌权者说了算。水梓先生的善意，是为他的门生提供生活条件。这件事情的直接意义是，大先生有了职业掩护，实际上成了职业革命者。

　　这时，多年颠沛不定、饥饱无常所造成的胃溃疡加重了。

　　1949年1月，高勉哉经中共地下组织兰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长罗扬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人对此一概不知。

　　1949年3月，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郭寄峤眼看大势已去，欲席卷巨资逃走，便巧立名目，强行发行三百万银元建设公债。此事在省参议会刚一提出，即遭到省参议员许青琪、祁鼎丞(固原黑城乡人)等人的强烈反对，并透漏了这一情况。高勉哉参与组织策划了兰州各界反对三百万建设公债游行示威。

　　春寒料峭，大先生强忍病痛，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队伍的最前面引路者，是民盟盟员、省参议员祁鼎丞。

　　我读到这些史料记载，联想起电影上五四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国家有难，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方式总是如此悲壮感人。不知大先生他们手中可擎着一面旗子?

　　截留军火，开辟地下联络站，向延安介绍输送进步青年，策划组织兵变，发动兰州各界举行游行示威……甘肃民盟组织彻底暴露了。行将崩溃的反动政权做垂死挣扎，疯狂报复，民盟优秀盟员孙寿名、祁鼎丞就是在胜利的曙光中被捕遇难的。

　　中共地下党员、省民盟支部委员高勉哉的身份已被特务告密，不宜留在兰州。1949年4月经地下组织负责人许青琪安排，高勉哉乘内线军车离开兰州，潜回静宁家中，一面躲避大捕杀的风头，一面养病。他深为遗憾的是，离开兰州时来不及向他的恩师水梓先生告别。这事只有许青琪一人安排，严酷环境中的纪律不允许通知他人。

　　全家生活拮据，大先生病势渐重。1949年8月，给老家带话，让来人搬全家回海原蔡祥堡故里。这时，大先生已处于病危状态了。

　　我三舅爷武仲杰老人当年受高家委派，是这次搬迁行动中的得力人员。他和大先生的堂弟高永修老人都是魁梧大汉，胆识过人，多次给大先生一家送过粮食钱两，类似于镖队头领一类人物，这次搬家，自然少不了他二人。

　　那时候是没有车辆通行的。大先生已骑不住骡子了。我三舅爷他们就绑了一个担架，乡里俗称“软挑”，陡峭处人抬，平坦处驮在前后两头牲口的鞍架上，由人帮扶照应，慢慢东行。迤逦行至西吉县城，有知道消息的地方友好前来看望，并请大先生向西吉县衙讲个情，释放因抗粮抗税而被关押的乡民。大先生一句一顿地说：现在他们顾不上这些事情，正忙着逃跑呢;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知道的，一说，反而提醒了他们，乡亲们恐有不测，过不了几天，自然就都出来了。

　　这是1949年8月7日，大先生在返回故里的路上发生的一小插曲。重病中的大先生，对时局变化洞若观火。

　　8月8日(古七月十四)薄暮时分，搬家的队伍登上西吉与海原的分界石岘子梁，稍作歇息。夫人贾书箴凑到先生的耳边轻语：勉哉，前面就到海原地界了，咱回家，啊!躺在担架上的大先生强抬了抬头，遥望了一眼家乡，即溘然长逝。他竟没有回到铺着芦席的乡间书斋。时年四十九岁，正是人生的盛年啊。

　　石岘子梁上，西风传来远处隐约的枪炮声，那是彭德怀的大军正向兰州方向挺进。

　　我们那一道河的老年人都传说，是夜，蔡祥堡城隍庙里的法器洪然作响，那是地方神灵在迎接一缕英魂回归故里。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1949年8月26日，大先生辞世不到二十天，兰州解放，9月，宁夏全境解放。是时，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后任副省长)陈成义、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等受组织委托，专程来蔡祥堡祭奠大先生，并嘱平凉专署负责人及地方领导要善待勉哉同志遗属。中共海原县委统战部高部长多次到蔡祥堡慰问，对家人的生活作了安排。

　　蔡祥堡的坟茔里，大先生可以安息了。他可是太累了。

　　近六十年的历史风云可以冲淡许多记忆。我开始关注大先生的时候，许多知情者都不在了。1997年，大先生的长子高膺作为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代表，在北京盟中央开会时，曾和宁夏代表交谈，说起父亲的情况，宁夏代表不甚了了;2000年8月，高膺在贵阳市参加西部八省区民盟负责人会议时，又和宁夏代表交谈过父亲的情况，宁夏代表对大先生没有什么印象，说是没有比较系统的生平记载。我也查过新修《海原县志》，在人物篇中只有寥寥百余字的记载，且注明“生年不详”。看来，大先生被忽略了。作为大先生的同乡后辈，又忝附文化人之列，我就有了一份责任。知情者还将继续少下去，我的追寻工作带有抢救的急切。

　　现在，我可以把近二十年来一直追寻的乡贤人物大先生的生平列出一份轮廓式的年谱：

　　1900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一)出生，肖鼠。

　　1918年—1921年，在兰州中学读书，以其优异的学业受到校长水梓先生的赏识。

　　1921年—1925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与吴鸿宾、许青琪等进步人士接触，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

　　1925年—1935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谋职，受聘为律师，热衷于效法西方民主，走法治强国的道路。

　　1935—1938年，受恩师水梓先生盛邀，回兰州从事教职。

　　1938年—1941年，回海原蔡祥堡故里隐居读书，静观时局。期间与兰州地下进步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加入民盟组织。

　　1941年—1949年，经中共地下组织斡旋争取，相继任甘肃景泰、静宁国民政府县长。秘密身份是甘肃省民盟支部委员，以县长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斗争，贡献突出。

　　1947年—1949年，奉调卸任，赴兰州专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积劳成疾，悄然身退，魂归故里。

　　这篇纪念文章杀青之际，适逢大先生五十二周年忌辰将至。届时，我将以此文为祭，在大先生灵前表达一个同乡后辈的追慕与哀思。

　　附记：撰写本文时，得到民盟固原总支名誉主委韩溥老人、先生堂弟高永修老人、大先生长子高膺等人的鼎力协助，提供史料，讲述旧事。在此一并附笔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