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属龙，1928年生，活到今天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遗憾的是，48年前就病逝了。

　　父亲在世的47年人生路，忧愁多于欢乐，高兴少于悲伤。8岁奶奶病故，9岁爷爷身亡。孤苦的父亲只得随四叔生活。那时国家还没有解放，社会兵荒马乱，百姓民不聊生，加之又是生活在极为贫穷落后的农村山沟里，经济的拮据，劳力的缺乏，生活的重压，生存的希望，逼着父亲小小年纪就开始放牛、割草、种庄稼和跟随其舅父到四川叙永当“背二”(从四川背食盐到贵州)。

　　1952年11月，24岁的父亲因思想进步，加之又有一年的私塾文化和村农民协会副主席的条件，由区委书记和区委公助介绍，由县长签批“同意介绍人及支部意见，批准入党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

　　一年后，又由县委组织部长在“上级党委审批的意见”栏内签署“同意支部大会的决议”的转正意见。至此，父亲成了中共正式党员，并于1953年1月在坝子乡公所正式参加工作。父亲参加工作后，先任坝子乡乡长，两年后任坝子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和区委委员。在任总支书记期间，管理区同全国一样，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中办起了食堂。1959年整个管理区庄稼不好，粮食减少，年底缺粮影响社员生活的现象日趋突出。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父亲在区委领导的指示下，与管理区干部职工一起，想了多种办法，采取了“每50人中抽出4个劳动力上青龙山挖蕨根，打野菜”等措施，但仍难以保证人们果腹。眼看每人每天少得可怜的0.25斤供应标准就要无粮可拨，整个管理区食堂将面临停火断炊时，父亲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特别是面对我们生产队已出现人员腿脚浮肿，走路东倒西歪的报告时，无法可想，无计可施的无奈，迫使父亲只好顶着违纪违法的压力，只得冒着革职查办的风险，毅然作出打开国家粮食仓库，分批拨粮给管理区各生产大队的决定。就是这个决定，大大缓解了缺粮造成的饮食饥荒，迅速减轻了断炊增添的心理恐惧，有力扼制了因饥饿引发的强病弱亡。但父亲却因为私开国家仓库分拨粮食而犯了错误，当即受到停职下放到生产队任小队长(半年后在整社整风中复职)的行政处理，1960年7月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纪律处分。对父亲所犯错误事实，当时县委监察委员会在处分决定中这样写道“由于王严重的地方主义，无视党的统一领导，不顾国家粮食管理制度，自今年2月至5月，公然打开国家粮食仓库，背走国家粮食达435034斤，造成国家粮食巨大损失。王本人也知道私开国家仓库是一种违法行为，借故以稻谷换苞谷为名，以一般粮食换取种子为名，公开组织社员背运。”即使现在看来，父亲的做法都是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所不容许的，受到处理和处分亦属应负的责任。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身为公社书记的父亲也没能幸免。一夜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红皮白萝卜的假共产党员”。那时，让父亲“低头认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字报贴满了公社街道两旁，“打倒”、“炮轰”父亲的大幅标语三天两头更换刷新。记得有一天早上，我提着玻璃瓶去供销社买煤油，门没有开就站在旁边看“战斗团”写的大字报，那上面说父亲“贪污国家钱，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将父母坟包成八大块”。那时人小对父亲贪污不贪污无从晓得，但爷爷奶奶的坟站在回家的路上就能清清楚楚看见，是用数十个极其普通的毛石砌垒，连錾子修边都没有，哪来的“八大块”。当时就想，“战斗团”为何睁着眼睛说瞎话?父亲为啥不带他们来看个究竟。后来才知晓那时的父亲只有“规规矩矩”的行动，没有“乱说乱动”的自由，白天要完成150斤割草任务，晚上要轮流到每个大队接受批斗。记得是一天下午三点来钟，在公社院坝里批斗父亲。刚开始一个个子比较矮小，但嗓音比较高，语气十分气愤的大队干部上场先斗，他站在父亲侧面约一米处，大声说父亲是“走资派，死不改悔，革命是反的，这样的人要打翻，批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时的父亲站在石梯上没有弯腰，只是低头倾听。矮个子讲完还没走开，立马上来两个30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个在公社工作，和父亲是同事。另一个是两里路外的生产队民兵。他们站在父亲身后，一只手将父亲的手拉起向后抬高，一只手下压父亲的头逼使腰杆弯至90度，手不停压，嘴不断喊“打倒”、“砸烂”。折腾了一阵后，“民兵”凶神恶煞说了几句粗话脏话，气势汹汹地问“59年私开国家仓库是不是为了你一家人?”父亲抬头刚说出“40多万斤”就被他从背后踢了一脚，手立即下压，嘴高喊“不老实，继续斗”。这天的批斗会，一直持续到天快黑才结束。当人们走散，我跟在父亲身后走回街上一老农家睡觉时，在一房屋转角处，会上说“革命是反的”矮个子，突然闪出递给父亲两包“蓝雁”香烟，一句话没说就快速离开了。那段时间，父亲一方面受尽了胡言乱语的精神折磨，忍受着戴高帽、挂黑牌的人格凌辱，承受着拳脚相加的肉体摧残。另一方面也得到许多类似“矮个子”这样的好心人的精心照料呵护。他们中有专门等候到深夜卖香烟的供销社营业员;有负责验收割草任务，称秤不认真、或者就根本不称的生产队老农;有深夜打着火把护送走完崎岖山路的生产队长;有过了吃饭时间不厌其烦热菜热饭烧开水的食堂孃孃;有名为监督劳动实则暗中保护，把自家最好床铺让出的农家大哥;有关键时刻出手救助的公社同事。正是这一个个好心人，帮助父亲度过了那段“峥嵘”岁月。后来，随着运动的逐渐消停，父亲得以“解放”，并在1970年5月任公社革委会主任，1971年7月换届继续担任公社书记，1972年8月毕节地委又批准为区委委员。

　　1973年10月，父亲突然患上疑似幽门梗阻的疾病住进县人民医院，我特地从部队请假回来看望。手术那天，医生打开腹腔，发现竟是胃癌晚期，无奈只好作胃肠改道。医护人员和知情家人都瞒着父亲，谎称“手术很成功”。父亲出院后，写信给我说，能吃能睡恢复很好。为了证实所说不假，还特意穿上我寄给他的一套的卡战士军装和一双高腰解放鞋，在房前屋后分别照了一张半身，一张全身像片寄给我。

　　并在信中还说，正在买瓦和请人扛木料将草房翻盖成瓦房。为此，我内心高兴不已，曾一度怀疑是不是医院诊断有误。谁知草房翻盖成瓦房仅仅两个来月，父亲的病就犯了，脸蜡黄蜡黄，肚子肿得老高老高，吃不下，睡不着，疼痛逼得他不停地大声呻吟。见此情境，家人到处寻医，四处找药。尽管请来医生有老有少10多个，找来的中药西药装了一大箱，但大家希望的奇迹并未发生，人们期盼的结果也没有出现。1975年2月21日6时，父亲在痛苦的折磨和折磨的痛苦中，凄凄切切走完47年人生路，永远地闭上了忧郁的双眼和我们作离别。

　　父亲逝世后，屋子里守灵的人每晚都是满满的，有寨邻，有亲戚朋友，有父亲生前同事，也有一生务农的社员。他们念及父亲生前所做的好事、善事，常常坐至深夜不肯走，家人只好拆下门板，铺上简陋的被褥让他们轮流休息。一天晚上，家人请寨上“姜哥”睡一会，这位当时50多岁、全村最穷吃救济的务农老人，神色严肃地说“老叔躺在地上，我咋能睡呢?再累也要陪老叔坐今晚”。当晚，他硬是坐了个通霄。

　　1975年2月26日，是出殡的日子。这天，接任公社书记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公社副书记(父亲生前同事、好友)代表公社党委、革委致悼词，对父亲一生工作经历作了“历任村长，农民协会主席，乡政府乡长，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区委委员”的全面回顾和“不愧为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的较高评价。县委、区委、公社、7个大队、40余个生产队分别送了花圈。房子旁边足球场般大小的坪子里站满了人，他们来看父亲最后一眼，来送父亲最后一程。他们中有的人为了能抬父亲一肩，或将木杠坐在屁股底下，或将其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正是在领导的组织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父亲才得以按时入土下葬。

　　安埋父亲的墓地是他病危时自己选定“瓦房背后靠县城那面”，这里埋着爷爷奶奶，距生前居住的房屋不到二里路程。父亲之所以选择这里，现在揣测，一是便于“魂灵”回家，二呢方便守护同样早逝的父母，除此之外，一个寻寻常常的黄土小山包，谈不上“风水”，更不是“宝地”。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人间千种悲欢，无声无息地流淌，看得见的是春秋暗转的风霜，看不见的是朝来晚归的模样。父亲一生短暂、坎坷，在生命转迹终了时，能够自己选择一处自己心意、自己心喜的地方长眠，离痛得息，去苦为安，对他来说，也算是对在世人生的最好告慰。

　　而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可回首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和掩映的云月时，心里总是满满的。因为父亲没有在自己清白的历史上留下任何污点，没有在子女们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丁点障碍。尽管在他20余年工作实践中，也有缺点，也有错误，也受到过处理和处分，但不是谋私，不是道德品质，更不是腐败。以致后人们工作中涉及政治审查，触及到他老人家生平时，总是平平静静，坦坦然然，没有提心吊胆，不会惶惶不安。所以，每每清明回去，都要在父亲坟头燃上香烛，摆放祭品，焚烧纸钱，并用手抚摸刻有父亲名字的石碑，让思念、感激的泪水顺着碑身，流进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