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事中，就体现着人们对牛的种种感情。在这个故事中，牛不但从天庭来到人间，还从中做媒，促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当王母强行分开牛郎和织女时，牛又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主人。

　　说到牛，首先会让人想到俗称“二牛抬扛”的耕作技术。这一技术从春秋战国开始出现，在我国竟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就是今天，在我国西北的很多山区，还可见到。历史没有记载是谁第一个把牛套到犁铧之前的，传说这个使生产力迈了一大台阶的技术，应该是某个被称作草民或奴隶的人发明的，因为只有他们最熟知牛的脾性和力气。但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有谁会在意连孔夫子都看不起的种田人呢?更别说会为他树传立说了。

　　可不管怎么说，牛和土地从此非常牢固地结合在了一起，以前需要很多人才能承担的松土任务，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两头牛就能完成。牛走在前，人跟在后，牛的肩上是重扼，人的手上是皮鞭，人和牛就这样，靠着一条缰绳连在一起，相随相伴，走过了春春秋秋，一直从遥远的古代走到现在。这期间，中国诞生过多少位皇帝，朝纲更换过几次?但无论谁登基，喊着多么好听的政治宣言，都得张口要皇粮，这既是向草民们要，也是向牛要，理由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既然是依赖“王”的土地为生，当然该把最好的粮食贡奉给王者，否则就是不忠，被杀被剐都是应该的。王者不但权力很大，胃口也很大，为了能满足王者，草民们就不得不拼命地干活。只是那挨着鞭子的牛，并不知道皇粮的重要，更不能明白不断抽打着它的主人，实质上也是在鞭影下疲惫地活着。尽管不明白，它们还是像草民们忍受着残酷的剥削一样，默默地忍受着主人在它身上施加的一切。

　　这一切，也使草民们对牛的感恩之情胜过其他动物。中国的民间文化，也因此而赋予了它敦厚稳重、诚实善良、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时，也容易想到牛的形象，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村里，孩子名字里带“牛”的，就有十多个。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既表达着对牛的感恩之情，也寄托着对下一代的淳朴希望，希望子女们能以诚处世，以善待人、以苦立业。不但如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可以卸磨杀驴，却不忍心去宰牛，历代王朝也都有宰牛的禁令。只有当牛失去劳动能力时，才可以宰杀。而宰牛之前，就是那些靠杀生为业的人，也会用布蒙上牛头，怕面对牛那双迷茫而沉默的，总是流泪的大眼睛。有着吃人历史和殉葬历史的人类，缘何面对牛的眼睛会感到不安?更何况牛眼睛里的内容，可能根本就与人无关。解释只有一种，就是因为牛替人类承担了太多的苦难，吃着五谷杂粮的人类，无论是以农为生，还是以商为业，都会在意识深处对它有种愧疚之情。就连五谷不分的齐宣王，据说在祭天杀牛时，面对牛的眼睛也动了恻隐之心，最后不得不用一只羊来代替。

　　这很有意思，只是在战国那个你争我夺的时代，不知他是否也注意到了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的眼睛，那眼睛里一定充满着不堪重负的疲惫，流露着前途无望的迷茫，散发着妻离子散的痛楚。如果他没有注意到这些，那他的仁慈，只能是匹夫之仁。活着的牛，还得为苛捐杂税继续超负荷地劳作。事实上，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是不会真正关心一头牛的，他们眼里，牛仅仅只能是一种劳动工具或肉食来源。能对牛深怀感情的，只有那些与它们年年相伴、岁岁相依的草民。

　　在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事中，就体现着人们对牛的种种感情。在这个故事中，牛不但从天庭来到人间，还从中做媒，促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当王母强行分开牛郎和织女时，牛又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主人。这个故事流传之广，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有如此的魅力，不仅仅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纯真爱情打动了人们的心弦，还有那以男耕女织为理想模式的，悠然而快乐的生活图景，更让人们心生想往。

　　如果按阶级来划成分的话，牛郎只有几亩田和一头牛，年底所得也就够自己消费，连个富农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就是贫下中农里的“中农”。他也没招谁惹谁，只想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和妻子相恩相爱地度过一生。但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却还是不为现实所允许。在这个故事中，破坏他们美满生活的是王母(实为皇权)，诱引是违背天规(实为礼教)的男女关系，但就算牛郎不触碰这些，现实就能允许他们怡然自得的生活吗?这无须更深地去探究，牛就可以回答，牛不但曾被无数个牛郎放养过，为其耕过地，尽过忠，还曾被思想家老聃在胯下骑过，也曾被穷画家王冕在车辕上套过，如果他们甜美的小日子那么容易成为现实，老聃用得着骑着它躲到函谷关之外，王冕有必要赶着它隐居到深山里吗?

　　说到这，就可看出牛的功劳，就是把中国的千年农业文明，说成是在牛的累累伤痕中建立起来的也不为过，但我却并不想赞美牛，这并非我对牛没有感情，恰恰相反，我从小就开始放牛，也于每年暑假都套着牛犁地，并且我的属相是牛，我的乳名和我的官名里也都有个“牛”字，父母也从一开始就希望我能乐于做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走上正道。但正因为我刚出生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太熟悉它了，所以我不愿意去赞美它。

　　牛的劳动是被迫的劳动，牛的诚实是麻木的诚实，而任何赞美都含有鼓励的性质，我不想违心地鼓励任何一个人像牛一样活着。我们是得劳动，但必须是为追求个人和社会价值而快乐的劳动，我们是得诚实，但必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诚实，如果失去了这些前提，这劳动就是机械的劳动，诚实就是奴隶的诚实，是对自身的贬低，而并非是什么值得赞扬的美德。

　　如果硬说是美德，也只能是被篡改了的美德。而篡改者，首先应该是拥有特权的上层势力，因为他们需要草民们的供养，为了能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让草民们较为心甘情愿地拿出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只能采取哄和骗，而最高明的骗法，就是篡改已经被草民们认同了的价值体系，让他们深信不疑地认为劳动是光荣的(而不说是快乐的)，诚实是可贵的(而不说是无欺的)，奉献是伟大的(而不说是来自内心的)。

　　其次，草民们自己在篡改。假话重复的次数多了也就变成了真话，何况几千年专制时代，发言权向来被上层势力掌握着，在他们又是树典型又是立榜样的宣传下，大字不识或只会断句的草民们，意识也就被这种来自上层的声音彻底强奸了，慢慢地，也就有人接受了这种被篡改的价值体系。刚开始接受者也许只是少数，但当这少数的草民也加入到宣传者的行列，宣传者的队伍就壮大了，而宣传对象就渐渐少了，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体草民都接受为止。不同的只是，官方仅仅是宣传者，而草民们不但宣传，而且践行。

　　在这过程中，当官的会因为改朝换代或其他变故而沧落为草民，草民也会上升为当官的，而角色变换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大凡中国人，无论为官，还是为民，骨子里都具有了奴性。这过程是缓慢的，正因其缓慢，才不易觉察，也不会轻易受到怀疑。只有少数人觉察到了，比如鲁迅。鲁迅不但觉察到了中国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也觉察到了草民的麻木和奴性，因此鲁迅虽然以牛自喻，说自己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但他并不愿当有奴性的牛，他是有选择的，他能给自己做主，所以他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但在鲁迅死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牛已经从田地里解放出来的二十一世纪，在连皇粮都已不需要交的现代中国，在这个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从草民变成人民的国民们，真的已经抛去了牛的那副德行吗?我看不并见得，这只要看看很多人为各种利益上的目的，而溜须拍马、迎奸卖俏的样子，就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