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徐渭因直接承学于浙中王门，兼收并蓄王畿、季本二人的学术思想，并融合个人经历、秉性形成其独树一帜的绘画艺术风格与文学创作观念。其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的创作观念与艺术风格也存在一定的暗合之处，并在交融与互动中深刻体现出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接受。
【关键词】 阳明心学;自然本色论;格物;禅机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36-02
明代书画家、文学家、戏曲家徐渭，以其苏世独立的文学创作观、独树一帜的绘画艺术风格和不羁个性为人称道。其涉猎甚广，可谓全才。文学创作偏爱俗文学，有杂剧《四声猿》传世。其绘画兼收前人精髓并融合书法笔法，近乎于抽象表现主义只求神似的“代草木花卉立言”，传达不同物事的本色、内蕴气质与精神，开创泼墨大写意画派，影响有清一代画风。徐渭对王阳明及心学思想的推崇、接受与发展，对其文学与绘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
一、阳明心学与徐渭“自然本色论”
徐渭于二十八岁时受业于季本，后曾向王畿问学。季本与王畿虽为王学同门，但理论殊异。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在论述“惕”与“自然”的关系上，季本与王畿存在分歧。王畿认为“天机无安排”[1]，“良知”原本就存在，至于要体悟到即可“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2]以自然为体、警惕为自然之用。季本则是从正统理学家视角出发，“语自然者,必以理为主宰可也”[3]“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徐渭论述“自然”与“惕”二者关系，兼收并蓄王畿、季本二者思想。他虽赞成季本“要在惕”，但“惕”仅能作为追求自然过程中避免堕入虚与浮这类误区的一个方式，其目标与崇尚自然的王畿是一致的，去伪求真，追求自然。
徐渭对季本、王畿两位老师的学术思想有所取舍，对阳明心学选择性接受与创新发展。其独特的自然本色论，对文学创作与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徐渭爱好俗文学，撰写了宋元明清四代，唯一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南词叙录》，在戏曲理论批评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可以使用口语和俗语，利于真实人物塑造。并提倡去除典雅的书面语言——骈语以及过多的修饰。这也深刻地体现其创作实践中，以徐渭所作的四部杂剧《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为例，祢衡因击鼓骂曹而被杀后，受阴间判官的邀请，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痛陈其罪恶。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抒发作者因当时奸臣当道政局混乱，积郁在心间求告无门的愤恨。明徐复祚《曲论·附录》说：“村老曰：‘余尝读《四声猿》杂剧，其《渔洋三挝》，有为之作也，意气豪侠，如其为人，诚然杰作。’”[4]曲词亦遒劲激越，祢衡击鼓痛陈曹操的罪并且质问，情节激烈，祢衡即作者之自况也。贴近人物强烈鲜明个性的唱词，将人物形象刻画更加惟妙惟肖，徐渭实为以祢衡自况。
虽然徐渭自中年才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绘画创作，但他对大写意画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把文同、苏轼以来的文人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一个笔墨纵横、气势磅礴的水墨大写意画体系。[5]并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派”。其以花卉见长，风格豪放，只求神似，无不展现着他追求自然本色的创作态度。例如徐渭的代表作《墨葡萄图》，鲜明体现出徐渭大写意花卉的绘画风格。看似即兴而作，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葡萄硕果累累，遒劲豪放。徐渭也曾作诗，简介阐发其绘画中追求描绘自然本色的主张：“我昔画尺鳞，人问此何鱼。我亦不能答，张癫狂草书。”[6]其浓淡徐疾的、富有变化的笔墨间也展现出不同事物其各自的特点，肆意挥洒，使人犹如身临其前，感受到不同物事不同的自然本色、内蕴气质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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