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开汽车

　　在纽约买到几本偏门的旧书。其中之一是艾琳·摩斯比的《人民大街13号》。作者做过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新闻，自己也客串新闻人物(可以google到她在好莱坞裸体采访的照片)，上世纪60年代被该社派驻莫斯科。

　　本书开始，摩斯比开车去莫斯科郊外的普雷德尔金诺村，参加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的葬礼。那里是苏联作协的别墅区，轻易不对外国人开放。

　　作者沿途看到不少有趣的景象。先是一个村头的大幅标语：“多产牛奶，超过美国!”由此你能一下嗅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气息。那时候俄国有才气的人被斯大林清洗得差不多了，否则让马雅可夫斯基之流编点儿口号，肯定精彩得多。接着作者看到很多路边摊在卖冰镇格瓦斯。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啤酒供应紧张，国营副食店也拿这种饮料糊弄中国人。书里说格瓦斯是用过期面包发酵酿制的，看得我心里一阵添堵。

　　就像每个初到东方国家的西方人，女记者事前对俄国有过不少想象。那些先入之见来自1956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根据苏联展馆向观众分发的宣传画，摩斯比猜想那是一个面貌崭新的国家，拥有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公民们都是拿着锤子和镰刀的施瓦辛格式人物。可惜，那只是一个国家尚未实现的观念;或者说，那是他们国家致力的方向。

　　在莫斯科，很多西方记者喜欢那些老式木结构房子，每家门口都有一个手压水泵。他们觉得那是俄国建筑最可爱的部分。可当地人不那么看。他们向往有朝一日搬进厂房似的单元楼。至于那些旧时代的遗迹，最好全部拆掉，好给新的苏维埃化城市建设让路。

　　很多人有了住处，可冰箱却是空的，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民喜欢把果菜和肉类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那里的价钱比国营菜市场高。冬天，暖房培植的蔬菜价格几乎就是“沙皇的赎金”，而且有价无市。除了食品，各种日用杂货也都供应短缺，包括卫生纸。结果公共厕所里，到处丢满裁成小块的《真理报》。

　　不是所有苏联人都这样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所谓“新阶级”。他们是革命后代，占据了体制中的要津。他们习惯于都市生活，说英语(不再是法语)，出入涉外餐厅，以接触外国人为荣;男的穿套装，打领带，女的烫发，穿百褶裙。他们管警察叫垃圾，而高尔基大街在他们嘴里成了百老汇。流风所及，基层一些年轻人也起而效仿，而且干起卖淫、倒卖外汇这类非法营生，就像20年前，北京那些出没于宾馆饭店的烂仔。

　　摩斯比观察了很多追求西化的俄国男人，发现他们内心都有一块“东方自留地”。比如他们参加狂欢派对从来不带妻子。不止一个人对她声称：“亲爱的艾琳，我要像美国丈夫一样获得解放。”作者听了苦笑——要是哪个美国男人社交不带老婆，那他死定了。那些人还会醉醺醺地声称：“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破烂货，可我们的女人需要。”

　　让摩斯比在莫斯科大出风头的，是她的MGA跑车。“几缸?能跑多快?”街上的行人围着她问。他们摸摸车头的保险杠，或是轻轻踢一下轮胎，赞叹说：“这小车造的，看着都养眼。”认识她的人会说：“这回安全部门不用盯梢，就能知道你在哪儿。”还有些人政治敏感觉悟高，抱怨说：“你不该让苏联人民看到他们还没拥有的东西，这会动摇他们的建设热情。”说这些话的都是男人。他们关心资本主义汽车的热情，绝不逊色于他们的女人。

　　美国史学家西格尔鲍姆在新书《同志们的汽车》里，把苏联人对待汽车的矛盾态度讲得很有趣。根据他的叙述，苏联汽车工业的创立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这项巨型社会工程在技术上依赖美国，却又要在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简单的解释就是，“要底特律，不要亨利·福特”。假如换成乔治·奥威尔笔下那群农畜，它们或许喊出这样的口号：“大企业好，企业家坏!”

　　和美国不同，苏联急需的是卡车和拖拉机，这样才能建设公路和厂房，然后是一个工业社会。直到赫鲁晓夫时代，私人汽车的问题，才被遮遮掩掩地提到议事日程。官方的说法是，对汽车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而对汽车的欲望是资本主义的。汽车允许人在公共空间中拥有一个私人空间，而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拥有汽车，又使人不得不光顾黑市，才能获得汽油和备件。舍此，苏维埃的优越性又无从体现。也许这就叫修正主义吧。

　　当年我爸有一套苏联唱片，里赫特弹贝多芬的五首协奏曲。玫瑰红的唱片封套上印着莫斯科的结婚蛋糕式建筑，街上有几辆伏尔加，翘着脑袋在跑。我就管那套唱片叫“红汽车”。斯大林式建筑加伏尔加汽车，这幅场景，也是不止一代中国人想象中的“玫瑰色人生”。

　　(《财经》2008年7月7日)

　　叙事中的“拐点。”

　　奎奇顿的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上来就是一串大场面，从蒙大拿山区的化石挖掘现场，到中美洲热带雨林，再到恐龙主题公园，十分震撼。一来为电影改编预埋伏笔，二是不给读者喘息之机。诚惶诚恐之余，你会忽略故事中的一些漏洞，比如那些科学家复制动物的同时，忽略了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首先，氧气在中生代大气中所占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而在现代大气中则为百分之二十一，只有恐龙当中的登山健将，才能苟延残喘。

　　单靠场面宏大，并不足以保证故事的吸引力。这就需要作者设计一个关键性的“拐点”，把情节的过山车推向轨道最高端。没有这样的势能储备，再多的场景堆砌，也只能是毫无动感的平铺直叙。这样的小说(电影亦然)，就像设计平庸又不能退票的游乐场，缺德透顶。《侏罗纪公园》的拐点出现在基因工程专家吴博士的实验室。他在琥珀矿中拣选叮咬过恐龙的中生代蚊虫，再从吸食的血液中提取DNA，然后进行克隆。对于我们外行读者，这个构思极富创意，虽然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只有在虚构文学中才能成立。

　　很多恐龙生性凶猛，必须置于人工控制之下，因此主题公园圈养的动物均为雌性;各个种群的数量短缺，要由无性繁殖的个体补充。为了接补DNA的残缺部分，吴博士借用了一种蛙类的基因。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繁密分工，这个生物工程高手对于蛙类毫无了解，更不知道自己经手的两栖动物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变性，结果克隆出的恐龙有一半变成了雄性。恐龙们开始自然繁殖，数目激增，最后系统失控，灾难降临。

　　另外一个例子出现在意大利作家艾柯的《傅科摆》中。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里，三个出版社的编辑把自己想象成智力上的三剑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一份中世纪加密文件，据说出自神秘的圣殿骑士团。这是十字军时代的一个武装教团，为朝圣的香客提供保护，在圣地承包工程，替参加东征的贵族管理财政，为此还建立过一套类似古代中国“飞钱”的信用体系。1407年，深陷财政危机的法王菲利普四世见财起意，借口协助教皇调查骑士团崇拜异教偶像，把教团首领悉数捕杀，将其财产抄没入库。

　　关于圣殿骑士团，历史上众说纷纭，成为一大疑案;前些年爆红一时的《达芬奇密码》，对此也有猜测。于是三个编辑炮制了一个阴谋理论。在他们虚构的故事里，骑士团有众多成员逃过清洗，藏身于欧洲各地。这些幸存者发现地球表面环绕着一种神秘电流，而控制它们的装置，就是盛过基督之血的圣杯;只要找到它，就等于掌握了和整个世界讨价还价的筹码。每隔120年，他们都会离开隐身处一次，按照事先约定，和其他分支的成员会合，交换研究信息。

　　16世纪末，藏身法国的骑士团成员渡过海峡，北上密会英国同袍，但接头未果。此处正是《傅科摆》中布设拐点的地方。这位思虑缜密的作者，想起教皇贵勾利曾于1482年颁布历法改革敕令，废除误差明显的儒略历。对罗马教廷深怀戒惧的英国王室怀疑其中另藏机诈，执意不改正朔;迟至1752年，他们才接受了沿用至今的格列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历。结果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两拨人，根据各自国家的历法安排接头时间——其中相差整整10天——结果失之交臂。

　　当时文艺复兴进入高潮，西方人正陷入历史性的知识狂热。讽刺的是，圣殿骑士团的知识研究计划，却在此时阴差阳错地陷入绝境。艾柯的故事并未就此打住：三个编辑说鬼见鬼，歪打正着，发现阴谋统治世界的地下社团就在身边，甚至威胁他们交出已经发现的秘密。这些文弱书生不是电影里的印第安纳·琼斯，灾难临头他们只有任人宰割。

　　《傅科摆》的故事背景是1968年后的米兰和巴黎，学运风波余响宛在，一些人开始批判西方文化中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传统。这是历史的拐点，也是历史叙事的拐点;知识分子不但要改写文化的历史，还要改写自然的历史。这一时期，美国古生物学家巴克通过一系列异端言论，引发了波及至今的“恐龙复兴”。他一反前辈对于生命演化史的达尔文主义解读，把恐龙描述成聪明而敏捷的热血动物，彻底推翻了它们笨拙呆滞的传统形象。于是，《侏罗纪公园》里的速盗龙蹿房越脊，跟人类打斗，活像一群古脊椎动物版霹雳娇娃。

　　下个月就是巴黎“五月风暴”40年。上述两本小说都是那次运动的遥远回响。40年后，我们这里也普及了奇装异服、摇滚乐，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各种正确和不正确。

　　(《财经》2008年4月14日)

　　潜水钟与蝴蝶

　　当年我在北京一家野鸡大学混日子，刻意培养种种怪癖，以便让自己的言行按部就班地失常。后来上边派来一个受到富布赖特奖金资助的美国教授。他喜欢我用英文写的短诗，却不能忍受我低俗的阅读趣味。一次课后，我聊起爱伦·坡的悼亡诗《安娜贝尔·李》，教授听了十分不屑。诗中有这样一段，大意如下：

　　那时我是孩子，她也是孩子/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我们用爱去爱/而那不止于爱。

　　1947年，流亡美国的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给当时尚未交恶的朋友、评论家威尔逊写信，说他想写一部小说，关于一个有恋童癖的中年男人，标题就叫《海边王国》，还有一部题为《问题中人》的自传。两个构思耗时20年，终于成书。前者就是惹出过道德风波的《洛丽塔》，有点像法国人所说的“丑闻的成功”。我们知道书中的男主角有个终生未解的心结，也就是他的初恋情人的夭折，以及他们在海边初试云雨的失败结局。这里，作者使用了18世纪那种浮华而夸张的辞藻，而且引用了上述爱伦坡的那首诗，很有一点恶搞的意思。海滨假期、失落的爱情，这些都是叙事俗套的最佳养料，而恶搞往往是免于流俗的有效手段，至少在我们这个失去真诚的时代。

　　这个情节还有一段本事，出现在纳氏的自传《说吧，记忆》的第七章。这个章节原来有个小标题，叫《初恋》。作者早年随父母去欧洲度假时，在法国南方海滨遇到一个长着美人痣的巴黎女孩。由于对方出身市民，还有一些卑俗的生活习惯，社会地位远低于纳博科夫一家，这段感情自然无疾而终。这个女孩的影子，似乎始终在作者记忆中作祟，并最终通过洛丽塔这个文字形象借尸还魂。这个形象后来被制作成电影和时尚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模糊理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蝴蝶效应”。

　　搜集研究蝴蝶，占据了纳博科夫一生中的大半时光。作为鳞翅目昆虫学家，他的成就也许不亚于文学写作。他的作品中多都有摆弄蝴蝶标本的描写，刻画之精细，非终年浸淫于此道者莫办。正是这种博物学家的偏执，把他的自传变成集邮册式的记忆收藏。纳氏曾说他不相信时间。这是实话。说到最后，收藏家都有一种抗拒时间的冲动。那些历史遗物的占有者，把过去的一切剥制成永恒的偶像，供奉在私人想象的博物馆中，不管这种努力多么徒劳。

　　几年前，纳博科夫的儿子季米特里因为财政原因，不得已把父亲留下的蝴蝶标本拿去拍卖。不幸，这样珍贵的收藏居然没有人肯出价全部买下，结果只能拆散出手。这批蝴蝶的聚散，证明无情的时间成了最后的赢家。

　　纳博科夫抗拒的不仅是时间，还有随时间展开的历史。而这恰好包括了俄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十月革命。他在书中记述了多次欧洲旅行，其中一处文字为不少人称道。这里，作者细致描写了火车夜间经过莱茵河北岸的威斯巴登时，站台路灯下的飞虫。在当时的现实中，从彼得堡到柏林之间的广袤土地上，正在酝酿一场历史的巨变，但在他的书中，所有这些全部付之阙如。这部自传的俄文版有个完全不同的书名，叫《别处的海岸》，似乎更加切题一些。作者对于现实的漠视，就像卡尔维诺笔下那个栖息在树上、拒绝回到地面的男爵，最后随着偶然经过的热气球飞上虚空，后面是一群品种珍稀的蝴蝶，为他编队护航。

　　对于更多知识分子，这种面对真实世界的漠然姿态显得太过奢侈。世界上有他那种优越的成长环境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西方另一位伟大作家萨特也写过一部自传。在这本题为《词语》的小册子里，作者以不亚于纳博科夫的诗意修辞，谈到纳博科夫一定也曾有过的感受：他像一个潜水员那样在海水中沉浮，必须借助鞋底不断增加的配重铅块，才能在深处的海床上脚踏实地。

　　《词语》出版于1964年。在萨特一生当中，那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大年”。该年他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他此前拒绝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称号一样。一个官方体制的不合作者形象也就此完成。不同于纳博科夫，在萨特的自传里，外部场景仅限于家庭生活和巴黎左岸的卢森堡宫花园。后者是他散步思考的舞台。他写的是自己头脑中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来自他自幼的阅读经历，它的居民包括古代的英雄人物和美国西部牛仔。

　　就智力类型而言，萨特属于笛卡尔式的传统。他把自身的存在归结于思想活动的结果。换算成我们的流行说法，大概应该叫做“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幼就有这样一种看法：世界的真实性不在事物本身，而是关于这些事物的柏拉图式理念。不同的是，萨特还是一个自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干预世界。他的干预方式是言辞，于是说过不少昏话，好像脑袋让车门给夹了。似乎他是以一生的幼稚言行，在为《词语》这本杰作准备素材。在这本书中，他为现代知识分子，描画了一幅最为传神的精神肖像。

　　上述两本文人自传，都是伟大的头脑的产物。至少他们的笔触从不涉及私人之间，尤其是同行之间，鸡零狗碎的恩怨是非。

　　(《财经》2008年4月21日)

　　铸犁为剑

　　我早年是个军迷，手头的书刊讲的全是战争和武器。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毕竟人类古往今来的惊人表现，大多发生在对抗激烈的领域。当年让我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当代美军战机配置的“火神”机炮，能达到每分钟6000发的射速。其奥秘就在于它的加特林式多管结构。

　　理查·加特林是19世纪的美国发明家，对机动车辆、抽水马桶、现代犁铧和拖拉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一生最出名的作品，却是世界最早的实用型连射火器，也就是所谓的加特林机枪。这种武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它通过摇动枪身尾部的手柄，把各枪管依次旋转到“12点钟”位置时击发，以便提高射速和散热。当每根枪管完成一周回转，相应的枪机会沿导槽往复运动，完成填弹、闭锁、击发、开锁和抽壳，而处于非发射状态的枪管，则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冷却。

　　这种武器本身，今天只能在博物馆和西部片里见到了。这个笨重的伙，必须安装在老式的双轮炮架上，行军时用骡马拖曳。当它投入美国内战时，只能配发给北军的炮兵，而不是步兵部队。顺便提一句：加特林是联邦派，内战中站在北方一边，虽然他是南方的北卡罗莱纳人，生长在一个蓄用黑奴的种植园。

　　突然说起这件老古董，是因为刚读到一本题为《加特林先生的恐怖奇迹》的传记，传主自然是上文所说的发明家。作者朱丽娅·凯勒是得过普利策奖的名记者，现在为《芝加哥论坛报》撰写文化评论。

　　本书描绘的不单是一个人的生平。在这个人物背后，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美国，这个巨大的背景。这种描绘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细节。今天的非虚构类文学作者，通常会在社会的整体文脉之下，对人物的行为进行“纵深描述”。这是非常有效的写作方式，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很难拒绝它的吸引。在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凯勒自称采用这种写法的目的，是为了设身处地地了解笔下的人物。

　　加特林十几岁便离乡进城。早年他是个走在路上的人，见证了美国各地的工业化过程。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现代交通系统的出现。他出生于1818年，当时人们的旅行方式主要还是步行和马车;而到他去世的1903年，莱特兄弟已经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动力飞行试验。

　　同时，这也是一个人类控制自然，压榨自然，破坏自然，并受到自然惩罚的过程。加特林年轻时，美国覆盖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些林地几乎砍伐殆尽。汽船和铁路交通的普及，把本来彼此隔离的社会群落联系起来，在方便人员和物资流通的同时，也使疾病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加特林本人得过天花，或许就跟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加特林机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动武器。它的机件运转要靠外源动力，而不是由火药气体推动完成。唯一例外是弹药的装填。这是该枪真正的创新之处。它配有一个漏斗形装置，枪弹受重力作用不断落入下面的进弹槽。最有趣的是，这一装置的灵感，居然来自加特林本人发明的自动播种机。也许因为出身农家，他一生中的43项发明中，18项和农业机械有关。既然可以用机器把麦种均匀植入犁沟，子弹为什么不行?

　　据凯勒的书中介绍，加特林是个处处与人为善的好心人。可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搞出了一项变农机为武器的发明。这项工作完成于1841年，也就是美国内战爆发的同年。开战之初，北方联盟相信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做到速战速决。

　　可战端一起，却是旷日持久。留在后方的加特林目睹数以千计的死伤士兵，痛心疾首。很多年后，他这样回顾当时的心情：“当时我想，要是我能发明一种机器，确切地说是快速发射的枪械，装备它的士兵，可以在战场上以一当百，这样就可以极大减少投入的兵员和伤亡。”原来他是希望强大的火力，能尽快结束战争，长痛变短痛。再有就是，他要拿自己的发明赚钱。美国的发明家都是生意人。

　　美国的开国元勋是一些极富远见的人物。早在立国之初，他们就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他们知道，激励发明创造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创新者致富。

　　到了19世纪，美国出现了大批的发明家，像摩斯(电报和电码)、贝尔(电话)、辛格(缝纫机)、麦柯米克(收割机)、固特异(硫化橡胶)、泰斯拉(荧光灯、交流电、感应式电机)、威斯汀豪斯(无线电发射机、气动刹车)、爱迪生(太多了)，以及刚刚谈到的加特林。他们的发明，至今构成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部分。

　　回到加特林机枪，这种武器的实战表现并不抢眼。很快它就被马克辛设计的机枪所取代。后者是真正的自动武器。历史证明，强大的火力增加了战争的残酷，而不是相反。美国人的技术崇拜，在这里显得极端幼稚。

　　(《财经》2008年9月1日)

　　向老鼠学习，为人民服务

　　聪明人干的最大蠢事，莫过于窥探权力的厨房。这种事玩不好，会惹大麻烦。可别的厨房他们又不爱看。观赏灶台前挥汗如雨的杂耍表演，至少对胃口没有帮助。更多的人窥探别人家卧室。哪个厨师的名气，赶得上芭莉丝·希尔顿?

　　圣人同样建议精英人士离厨房远点儿。至于指的是哪种厨房，得请教于丹女士。

　　近年来事情有了变化。至少意大利和法国厨房正在变得“性感”。这类烹调书的旺销就是风向标。美国制片商们闻风而动。其中迪斯尼公司拿出了制作精良的《料理鼠王》，美国院线上演第一个周末，就赚进4000多万，而且好评如潮;

　　有人甚至谈论它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可能。即使在米奇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法国，它的票房成绩也是年度之冠。据说15年前，巴黎郊区的迪斯尼乐园开业，法国百姓差点揭竿而起，重演攻打巴士底狱的一幕，对文化鼠疫严防死守。现在他们的评论家欣然首肯本片为历史最佳“烹饪电影”。老鼠厨师作为迪斯尼新任形象大使，外交手腕可比美国国务卿高明多了。

　　就像霍夫曼笔下的公猫妙儿，出身草根的小耗子雷米，也是那种受过人类文明启蒙的动物。区别在于，它的天才器官不在文笔，而是味蕾。它把东拾西拣来的食料，搭配成各种美妙的味觉和弦。它心志高远，背离了祖先的传统，跑到巴黎，遇见一个高级餐馆的勤杂工，一个像根面条，老往地上出溜的窝囊废，把他变成实现自己厨艺的替身，就像饱读武学典籍的王语嫣，给笨手笨脚的段誉支招那样。他们联手排除万难，还用一道影片的标题菜，让苛刻的美食评论家体验了一次普鲁斯特式的童年追忆，帮助困境中的餐馆咸鱼翻身。

　　故事十分老套，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英雄不问出身的励志主题，一向是迪斯尼的拿手戏。他们把老鼠当作吉祥物，库存里自然少不了这方面的噱头，可供随时调用;《鼠》片中的几段厨房戏，还让我想起李安的《饮食男女》。然而就像做菜，比例的搭配和烹制的火候，往往比起备料讲究更多。同理，一部好看的电影，并不等于一些风格元素的大杂烩。小耗子的表演，未尝不是编导布拉德·伯德现身说法，自道从艺心得。

　　该片原名很难译成汉语。Ratatouille一语双关，本指一种源于尼斯地区的家乡菜。该词前三个字母，恰好又是英文里的老鼠。本来这是上不了席面的穷人饭，从普罗旺斯到马耳他，各地做法随着物产和口味不同，有很多变化;大概是让蔚蓝海岸尝鲜的游客喜欢上了，这才渐渐登堂入室。

　　标榜法式餐饮，往往是势利之徒的附庸风雅。www.xinwenju.com而《鼠》片却把人物和美食的关系，从享用变成制作。这是该片的高明之处。雷米身在巴黎，做的却是美国梦。这是穷人的梦想——到新世界去，不管巴黎、纽约还是北京，通过奋斗，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释放他们在未开化社会中受到约束的欲望和能力。在这背后，是一种平等的政治原则。它的权力厨房用玻璃建造，允许你公然旁观，却看不出大门开在哪面墙上。影片里有句口号：人人都能掌勺。这不是现实，却是广大人民的愿望。一部表现出这种愿望的电影，想不卖座都难，除非盗版太多，票价太高(北京的电影票比纽约贵)。

　　《鼠》片档期已过，发表这番马后炮式的观感，是因为我刚看过一个叫《苹果》的新片。影片有个很有意思的开场。摄影机的视线上下左右摇摆，抚摸着北京沿街的高层建筑，背后的惊异和欲望表露无遗。不用问，这个视角不会属于本地人。可随着人物逐一亮相，问题来了。

　　北京一家按摩房的香港老板强奸了女雇员苹果，被她做清洁工的丈夫隔窗望见，由此开始了一段恩怨纠葛。苹果怀了孕，但不能确定胎儿的生父，丈夫以此和香港老板讨价还价，把婴儿卖了，外加一笔精神损失费。至此故事走了不到一半，我已经看得一头雾水。那对打工夫妻什么身世?哪些动机驱使一个年轻姑娘从事那种并不安全的职业，还得到丈夫认可?影片最后，那个丈夫退还巨款，潜入香港人家，抱走经过亲子鉴定的婴儿。道德救赎的一幕来得没头没脑，吓了我一跳。

　　也许主创人员的预设观众都是按摩房的常客，对这类问题有着心照不宣的了解。也许他们早把目光从人物身上，转移到国际电影节的权力厨房，并且假定评委们对于反常行为，一致抱有职业性的偏嗜。刚才上网一看，有关本片的话题，全集中在女明星的裸露程度上。这样的宣传手法，未免太朴实无华了吧?我近年常看国产电视剧，不都拍得挺好吗?起码编故事的知道体贴人物。怎么一到电影圈全变了?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愿知情人有以教我。

　　有个搞影评的朋友对学生说：不要以为你们未来的观众，都是和你们一样拍电影的人;你漠视公众，公众就会同样漠视你。精辟，很有些“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