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忏悔

　　2007年12月25日，北行至旧金山，坐在中国城一家餐馆里，过往攘肩擦背，多闻母语;四周熙熙攘攘，皆是乡情，尤饭菜极可口，但心中却有一丝不安，隐隐记得有一位其文字深深触动过我的中国人就逝于此地。归洛城，一夜寻读黄远庸“忏悔录”，果然如此，这位晚清末科进士，民初第一记者，观察犀利、持言独立，既雅不欲劝进袁世凯，又素不肯美言孙中山，终不得不远避他乡，却仍在1915年12月25日，也是一个圣诞节的下午，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派来的枪手暗杀，时年三十。未凋于华土、却陨于异邦;未死难于“反动派”之刀斧，却葬身于“革命党”之手枪，不能不让人为之深深叹息。

　　黄远庸自小即才华横溢，中学根柢极好，而又通晓西学;走向社会后既关心现实政治，投身实际事务，而又有丰富感情和超越思考。他出身书香世家，从小饱读诗书，同时又有洋人家教，先是在南浔公学求学，闹罢学后又回到科举，两年内三科连捷，成为进士时还不满二十，但他不肯为官，而又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回来后做过官员、律师、记者，被誉为“少年英杰”、“报界奇才”。

　　这可以说是一份让人非常羡慕的履历，他还很年轻，且其事业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各方拉拢，前程远大。然而，黄远庸在其“忏悔录”中却充满一种失败感和近乎绝望的情绪。显然，他心中所悬不是功利的标尺，而是精神的标尺。以功利视为左右逢源之幸运儿，以精神标准衡之，却可能是进退失据之困兽。

　　刊于1915年11月10号《东方杂志》的“忏悔录”几可看作是黄远庸的精神遗嘱。就像去年出版的杨绛《写在人生边上》，它一开始也是涉及到形神关系的问题，优先考虑的是人的形体死了是否还有灵魂，灵魂是否不朽?而另一个问题是，是否也有形体未死而灵魂已死的情形?这符合一个忏悔者的心境，因为他感到他在自己的活动中失去了精神的真宰，他必须拂去尘土，重拾灵魂。

　　当然，“所谓魂死者，形容之词耳。魂非真能死者也。”这里所谓的“魂死”实际是指道德意识的沉寂无声，指良心的死灭、精神追求的放弃。“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拦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然而，“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于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

　　在黄远庸那里，这“天光”也暂时主要是内在的“良心”，或者说客观审视的“他人之眼”。籍此“天光”，“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然而，这巨大的痛苦是人的精神深化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的“炼狱”。

　　人的“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

　　而“入此牢狱”的结果大致有三种：“其一，则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自此以后，永永堕落。……其二，则其灵魂日与躯壳奋战，永无和议之望。……憔悴忧伤，悲歌慷慨，甚乃自杀，或已早亡。……其三，则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后或为圣贤，或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为有道之君子，模范之市民。”而要想灵魂“破狱而出”，必须首先认识到“形为心狱”的事实，必须先经历一个内心“奔突叫号”的过程。

　　而既然有忏悔，有沉痛，就说明灵魂并没有全死。的确，这里的“天光”还不是超越的“光”，而主要是道德的精神，是伦理的“良心”，亦即“他人之眼。”

　　还不是“上帝之眼”。这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生活究竟有何联系?政治和宗教信仰会有何种关联?海外曾经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但另一个或可从基督教民族的道德实践中引申出来的问题无疑包含更广和更有意义：“人生的道德、价值、意义是否归根结底不能没有上帝?”上帝(或一种对超越存在的信仰)与民主的联系毕竟不如上帝与道德的联系紧密，或者说，信仰与某种政治理想的联系恰恰是通过彰显其中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来体现的。超越的存在可以为道德提供一种神圣的制裁、标准和动力，可以使道德圆满，使德行与幸福连接，使道德的善真正成为至善。而有信仰的人也是有信心、有原则的人，虽然这种信仰又常常是恰恰是通过不完全信任人本身的善来达成。

　　总之，这是一份20世纪初中国人的忏悔录，黄远庸或许是新时代深刻精神忏悔的第一人。他不像西方的忏悔录作者如奥古斯丁那样匍匐在地呼告上帝和深究原罪，也不像卢梭那样甚至有些自恋似地剖白和展览自身弱点。但它也已不是传统中国士人的自省录或功过格，它不仅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在惨痛和分裂的程度上也为过去中国的作品所不及。其时清廷已亡，共和方起，当时人或以为是一个大变动时代的结束，而从后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大变动时代的开始。更大的血火和炼狱还在后面。这篇忏悔录的内容还主要是道德的反省，良心的挣扎。但我们已可看到对形神关系、灵魂不朽等根本人生问题的探究，对超越信仰的隐秘渴望。它也许没有跨过那一信仰的门槛，没有使用宗教的话语，却保留着与政治和人间社会的鲜活联系。

　　这也是20世纪少有的心灵剖白，是随后近百年中茕茕孑立的游魂。它没有影响到大众，甚至也很少影响到知识分子，偶尔的几个人，像梁漱溟，为其震动和痛惜之余而写“究元决疑论”。但这样的心灵是太少了。不久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狂风暴雨、内忧外患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直接行动和群众斗争的时代，于是，此后的中国，有多如雪片的，面对组织以求过关的“检讨书”，而再难见深刻自省、拷问自身灵魂黑暗的“忏悔录”，也许，这正是“后人可为前人哀，再后人复为后人哀”之故。

　　(选自《SOHO小报》2008年第1期)

　　心灵史上的无语者

　　20世纪初的学界政坛，曾有一对相当活跃的夫妇——刘师培与何震，其人其事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它唤起的感情倒不是喜欢和敬重，而是一种哀伤与痛惜，尤其何震的命运让人感到怜悯。

　　刘师培是扬州世家才子，1903年会试不中，自此绝意科举，走向革命。1904年携未婚妻何震赴上海，何即入爱国女校就读。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剑，也是书香世家，而一旦接触新思潮，思想比自号“激进派第一人”的刘师培还要激进，其性格也相当强势。为显示男女平等，她不仅改名，将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1907年与刘师培、姻亲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与章太炎同住一处，跟苏曼殊学画。

　　何震并发起“女子复权会”，夫妇俩又与人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而以刘师培为主要撰稿人的《天义报》也是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发行，刘、何两人在该报发表了不少当时影响甚大的文章。如何震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不仅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何震还写了《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文。

　　1908年刘师培夫妇与章太炎闹翻，章搬出刘家，其原因迄今还不是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或许是因为汪公权是何震情人，两人经常双飞双入而让章看不惯，或何、汪觉章碍眼，而刘又受何夹持。如朱维铮写道：“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事后何震还写信给吴稚晖“揭发”章太炎，不管怎样，夫妇两人以后在日本的处境就开始有些麻烦了，备受党人冷淡，故当年11月即回国。后刘师培又转投清末权臣端方幕府，思想渐趋保守，沉潜于国学。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没有再写文章，也未闻什么风波，似拟重回家庭，夫唱妇随，走“相夫教子”老路。1910年何震产下一女，可惜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辛亥革命年，何震留在武汉，刘师培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刘陷四川。何震曾辗转千里蜀道寻夫。后又随夫到晋做家庭教师。当1919刘师培年仅36岁即辞世时，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

　　何震性格虽然要强，却最后还分明是一弱女子;观念一度激进，却还是又退回家室;感情或曾出轨，最后也还是夫妻同命。这里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也有人之本性和个性行为逻辑使然。但尽管何震的人格确有疵瑕，思想也有偏颇，这毕竟是一个生命，一个曾经有高远理想和勃勃生气的生命，不能不让人为之唏嘘。发愿宏远而终归“小器”，震烁一时却旋即歇绝，悲夫!

　　而何震如此大转折究竟是如何考虑，她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不得而知，何震遁入空门后的心路历程，我们更是无从得闻。她是仅仅因丈夫逝世所激而削发为尼，还是最终看破红尘而获得了新的信仰?在古寺青灯的漫漫长夜中，她如何看待她的也曾一度“叱咤风云”、与诸多名人有纠缠的往事旧文，她是忏悔、回味还是认为政治事小、信仰事大而将一切恩怨荣辱都视作尘埃而轻轻拂去?我们对这些一概不知，只有“不知所终”四字。或许她最终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安宁乃至幸福(如此怜悯者就可能反而要被怜悯了)，只是我们不再知道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何震在遁入空门之后还生活了多少年。她还不像刘师培留下了许多学术著述，很快就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或关心这个名字了。

　　而在充满诡谲争纭和政治风暴的20世纪，www.xinwenju.com中国人的心灵史上还有多少这样的无言者或失语者?在那最后的一夜，被反复批斗之后于太平湖边久久踯躅的老舍想了些什么?安静地准备自尽的傅雷夫妇在死前的那一夜想了些什么?拥有一支健笔、最后也是“不知所终”的储安平想了些什么?年过八旬，被红卫兵抽打后驱逐到一小黑屋、早已感到“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想了些什么?最后形销骨立的刘少奇想了些什么?而曾经不可一世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床头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又想了些什么?然而，他(她)们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或声音，对这些我们均一无所知。我们这里尤其指的是这样一些无言者，他(她)本有敏感的心灵，又有相当的思想和表达能力，在大难或大转折之后或生死之际，虽然此前在其他方面多有表现，甚至叱咤风云，在精神状态和心灵转折方面却不著一辞，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他们是万念俱灰，还是因形格势禁而不得不噤声?当然，无言或寡语者还有别的可能，或是为了保持自己某种容隐的尊严，甚或是因为已经睹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光明。这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些逝者的片言只语窥见一二。王国维自沉于西湖昆明湖前遗言“义无再辱”，李叔同在渐渐消瘦枯槁致死的最后时刻绝笔“悲欣交集”四字，而何者为“义”，“辱”系何指，“悲”为何事，“欣”又何为，他们都不再明言，或者也无法明言、不必明言。一切已尽在无言中。

　　的确，无言也可以是一种“声音”，可标状出环境的险恶和人心的无奈，甚至可标状出某种非语言所能描述的精神境界。然而，为一代代后来者的精神之旅计，我们却还是希望听到更多的即便是发自深深黑暗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