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有一次在爱尔兰的基勒里港盘桓;他萌生一个念头，想写一部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小说。哲学家晚年曾在这个小渔村隐居，养鸟散步，写作《哲学研究》，留下一些有趣的传闻。1987年，伊格尔顿完成了这部题名《圣徒与学者》(Saints and Scholars)的小说，其中有个细节出人意料，说的是维特根斯坦如何与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康纳利、哲学家尼古拉·巴赫金在港湾的茅舍里会面。这个情节当然是虚构的，维特根斯坦在爱尔兰隐居时并未会见过什么重要人物，但作者认为，其真实性仍胜于虚构性。时任伯明翰大学首席语言学教授的尼古拉·巴赫金是维特根斯坦的密友;哲学家第一个向他朗读《哲学研究》。因此，作者觉得这样安排是合理的。

　　这个尼古拉·巴赫金有一个更出名的弟弟，他就是米哈伊尔·巴赫金。两人因苏维埃革命的动荡失去联系，直到尼古拉在巴黎一家书店看到弟弟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才知道他还活着。据说兄弟俩的著作非常相似。那么，照伊格尔顿对真实性的理解，他或许还可以在小说中安排米哈伊尔·巴赫金与维特根斯坦会面，不妨让他们一起来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维特根斯坦喜欢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会对巴赫金说些什么?如何评价那本有关于复调叙事的论著?精通对话理论的巴赫金，怎样看待与哲学家的对话?在读者的想象中，凡涉及与该哲学家对话，好像必定是富于戏剧性的;它包含言说(Saying)与显示(Showing)的断沟，勾画哲学家独一无二的表情;如同《维特根斯坦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描绘的，舞台大幕拉开，有男子踱步、抽烟、坐下，使这些动作构成对于生活本质的一种观摩。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富传奇性的哲学家;他的生平如一出经久不衰的剧情，有着谜一般的吸引力。伊格尔顿解释说，这也许是因为哲学家“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有一种虚构或神话般的品质，他的一生比艺术还要艺术，很容易予以艺术再现”。据说哲学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片段还被配上音乐;从荷兰制作的一盘磁带上可以听到用德语舞台腔读出的句子，轻快而婉转动听。有关于这个人物的“艺术再现”及表现形式，还有什么不被允许的呢?

　　以维特根斯坦为原型创作小说，并不限于伊格尔顿的《圣徒与学者》。毛姆的《刀锋》(1944年出版，当时维特根斯坦还活着)成书更早，影响也更广泛。好像英国人对这位剑桥哲学家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伊格尔顿的小说完成后，制片人随即邀请他撰写电影脚本，以戏剧形式扼要传达哲学家的思想。结果导演将脚本删改得不成样子;他对那些不能立即转化为视觉形象的思想没有多少兴趣，这让作者感到失望。但他承认电影还是有一些精彩片段，演员卡尔·约翰逊长得很像维特根斯坦，颇具哲学家气质。影片公映后，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身穿印有维特根斯坦像的T恤衫;人们又在谈论这位怪人的意义，也许这让作者颇感宽慰。把维特根斯坦的观念拍成电影，就像转译他的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种兴趣似乎又是难以遏制的。

　　伊格尔顿数度前往基勒里港，参与电影拍摄，还参加维特根斯坦故居揭匾仪式。1948年，维特根斯坦59岁，从剑桥来到这个爱尔兰小渔村，度过一年隐居时光。他辞去教职，没有家，也不再有收入。异乡的港湾风景优美，令人身轻气爽，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他告诉友人说，他常常进入诗人富于激情的状态，手中的笔像是被魔法引导。他不知道写下的东西是否有用，可他不怀疑自己是真诚的。

　　他带着笔记本散步，随时准备迎接灵感的风暴。有时坐在排水沟沿上写作，邻居从旁经过也浑然不觉。村民有点怕他，把他当作疯子。有一次他们见他拄着一根木杖散步，突然他停下来，用木杖在地上画出一个图形，久久地凝视着图形。照料他的是一个叫汤姆的男仆，给他送去泥炭和牛奶。长期紧张的思考曾使他疲惫失眠，神经系统功能退化，甚至出现精神错乱症状。每天早晨汤姆去探视，看到他总是坐在厨房里写作。有一次汤姆听见他正在跟人说话，以为有客人造访，结果发现屋里只有一个人，这使他感到奇怪。维特根斯坦对他说：“我在同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谈话，他就是我自己。”(可参看《笔记》第132页)

　　他对海边的各种鸟类感兴趣;男仆划船，他在船上喂鸟或沉思哲学。他喜欢汤姆，在给罗素的信中甚为赞许地提到这个人。他还将早期一些手稿让汤姆在屋外烧掉。许多年后伊格尔顿遇到汤姆，将伟人书信中他的名字指给他看，他却丝毫不为所动。这也许是维特根斯坦如此欣赏他的原因，缄默而不慕虚荣。伊格尔顿走访当地老渔民，跟人谈起那位令人景仰的外国教授，发现后者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为拍摄电影伊格尔顿想知道，教授说话带德国口音还是英国口音?他们告诉他，那个人说的是一口纯正的上流社会英语。

　　二

　　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和思想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介绍评述的文章已经很多;自其讣告发表的资料始，读书界便流传着各种说法。他的弟子、剑桥哲学家冯·赖特教授(《笔记》的编者)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读到过的大多数传记文章都不可信，总的说来，“其氛围与它们的传主格格不入”。似乎存在着由主观的剥离而形成的曲解，这也是戏剧性的描述难以避免的，对传主深层的背景还缺乏审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位哲学家，那么这个背景就不能被通俗地理解，从其生平著述及人格活动的方式之中割裂开来。

　　冯·赖特认为，再现维特根斯坦的人格与肖像，有两点不可忽略，一是奥地利—维也纳传统对于他的影响，他在这个传统中成长并坚定地根植于这个传统;二是维特根斯坦作为哲学家的工作，是在一个他几乎无法分享其传统的环境中完成的，在这个环境中他从未感到过融洽相宜。

　　哲学家的维也纳背景的重要性，在学界论述中长期以来缺乏评论，以至于有人指责说，盎格鲁—美利坚文化圈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提供的是一具“维特根斯坦骷髅”，与其哲学中的文化传统相分离。这个方面，单看英美文艺理论家的一些评论，想必也会略有同感。

　　例如，在特里·伊格尔顿和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与乔伊斯、勋伯格、毕加索、杜尚、约翰·凯奇等人归为一类，代表着一种自嘲式的先锋艺术家的态度——“将自己的艺术束之高阁，就算不直白地非议高雅艺术和过去的艺术成就，也要做出漠不关心或不甚了解的讽刺态度”。苏珊·桑塔格的这个归纳是否靠谱呢?哪怕只是片段读过《逻辑哲学论》或《笔记》，相信不会得出类似的结论。通过非议过去的艺术成就显示反讽的意味，或者像伊格尔顿所说，《逻辑哲学论》是“以自己的样式进行再现并同时指向再现过程”——这种艺术上的巧妙机智是否属于维特根斯坦，确实颇可质疑。

　　冯·赖特强调指出，必须将哲学家放在奥地利—维也纳背景中考察，而且必须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并不属于哲学中的任何运动、趋向或学派。哲学家声称自己的成就奠定了哲学学科中的一种新传统，这个说法从审慎的立场看似乎缺乏依据。维特根斯坦本人确实在某个地方谈论过做哲学的新方式，说它形成哲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堪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的变革，或是抛弃炼金术而在化学中导致的结果相比拟。但可以肯定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转折点主要是表现为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决裂，至于哲学在这之后如何发展，他并没有给出暗示。

　　上述观点，想必成为冯·赖特编选《笔记》谨守的原则。这部中译不足10万字的著作，是从哲学家遗留的大量文稿中选编而成;自1965年起，选编工作做了将近10年，大概是在1974年结束。何以一册小书费去编者这么多功夫?编者序言中没有说明这个问题。对材料的取舍反映编者对哲学家的认识;正如他在一系列论文中阐述的，这个认识的精确程度令他颇费踌躇。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维也纳传统，他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决裂，也许是编者想要加以强调的，而这也是今天从《笔记》中能够看到的东西。有趣的是，《笔记》的私密性质及编年体风格给人以自然形成的印象，读者一般不会考虑到编者在此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说《笔记》勾勒出哲学家的一幅自画像，是了解其人格和时代背景的一个参考，那么它也包含编选者思想上敏锐而艰深的付出。

　　特里·伊格尔顿的《我的维特根斯坦》和苏珊·桑塔格《激进意志的样式》中的文章，突出哲学家精神上的先锋性，将其视为20世纪前卫艺术的一个表征。而在《笔记》标明的1914-1931年及1932-1937年，哲学家表达的却是对欧美文化潮流的怀疑;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坚冰，抵制现代音乐和建筑艺术，而不是努力去理解。这个对比或许能够说明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一种反传统主义哲学，他的文化立场却不能说是与欧美现代潮流契合的。他为拉什·雷斯编辑的《哲学评论》撰写的序言，有一个未发表的草稿(《笔记》第11、12页)，已清楚地表明态度。把文化的前瞻性理解为独立于潮流之外的一种反思性表达，并着眼于文化价值论的批判，这一点值得注意。艺术上重视的是奥地利—维也纳传统;他最乐意谈论的音乐家大概有6个，他们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莱伯。他欣赏的作家主要也是奥地利德语作家，认为他们风格精微而且特别难懂，“在表达真理时从不倾向于或然性”(《笔记》第6页)。

　　伊格尔顿对《逻辑哲学论》“神秘的文本”赞叹不已，声称其“独特的自我解构性”暗合欧美现代主义潮流。他断言：“弗莱格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萨特是媒体的知识分子，罗素是每个小店主心目中的圣者……维特根斯坦则是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的哲学家。”但是必须指出，哲学家对其时代背景所持的看法，或许也是追捧他的激进艺术家们不宜忽略的。

　　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念与斯宾格勒的相似，部分也是来自于斯宾格勒。他认为自己处在西方文化的衰落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其兴盛时艺术占据主导地位，而当它衰退时科学和机械取而代之。他不无遗憾地看到，欧美人精神中占主导的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罗素这样的科学家，而不是贝多芬这样的艺术家。《哲学研究》的序言中说，现时代对他来说是黑暗时代。在这个时代，“哲学实际上是对琐碎事情的提要”，而这也是文化衰退的一种结果。

　　维特根斯坦的文化立场也许不能算是独特，包括美术史家罗斯金在内的学者都有相似的结论。其独特在于，他把欧洲文化的衰落认作是自己的宿命。在他看来，诗人所应扮演的是文化先知的角色，而非语言的杂耍艺人(可参看《笔记》第142-144页对于莎士比亚的评论)。他对弟子说，他确信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正如其早期手稿中描绘的一幅肖像：“我曾说过的这句话或许恰如其分：先前的文化将变成一堆废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但精神将在灰烬的上空萦绕盘旋。”(《笔记》第7页)

　　对于以“进步”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文明，他表现出冷漠和怀疑：

　　“我会说：假如我想到达的那个地方得借助梯子才行，那我就放弃这种打算。因为，我要到达的地方必须是我现在已经站立的地方。”“任何靠爬梯子才能达到的东西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笔记》第13页)

　　冯·赖特的文章提到哲学家的斯宾格勒式态度，认为维特根斯坦对于西方文明和历史所作的一般性思考，与他的“奥地利遗传”一样，或许是属于他的人格而不是哲学。《笔记》编者序也曾简略提到这本书蕴含的“情绪”色彩，似乎暗示读者将它与作者纯正的哲学表述区分开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一种反传统主义哲学，他的文化立场是一种悲观主义立场。冯·赖特说，他不想草率地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也认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关联。他希望有朝一日对这种关联作出理智的梳理。

　　三

　　《笔记》德语版原题《杂论集》(Vermischte Bemerkungen)。英译本改名《文化和价值》(Culture and Value)。中文首译是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笔者于2002年出版的同名译本经过修订，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九久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的彭伦担任策划，将书名改为《维特根斯坦笔记》。

　　20多年来，这本书受到汉语读者喜爱。据笔者所知，许多不懂哲学的人是通过它并不完善的翻译对维特根斯坦发生兴趣。此种兴趣迄今未衰，而且有增无减。伊格尔顿的小说、电影和评论所传达的激情，或可代表非哲学专业读者对维特根斯坦的关注。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对它蕴含的“情绪”产生反应，包括哲学家独特的体验和格言类表达方式。可以说，《逻辑哲学论》对命题的格言式表达蕴含着一个晶体状结构;《笔记》的格言式表达则像是散碎的注脚，读来别具一番风味。

　　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品质推崇有加，将其视为艺术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恰如其分。对语言风格的关注占据《笔记》相当篇幅，但作者参照的对象是席勒、克劳斯、格里尔伯尔策尔、利希腾贝格、叔本华等德语作家，还有莎士比亚这样的英语作家。哲学家的语言极少进入其视野，这一点说来好像有些奇怪。连一向措辞慎重的冯·赖特也断言道：“如果有一天他位列德语散文的经典作家，这并不会使人吃惊。”

　　冯·赖特觉得奇怪的，倒是叔本华的文体没有对维特根斯坦造成影响。但这个问题《笔记》其实是有多处讲到，叔本华的语言风格何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作废了;他认为叔本华诉诸于良知的听觉是鲁钝的，后者那种洋洋洒洒的文风因此也就显得陈腐乏味(《笔记》第65、123页)。这是维特根斯坦的文论中颇为敏感的一个侧面，也可说明他对自己表述方式的自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逻辑哲学论》的语言有影响的，当首推弗莱格的数理论文;有关于命题的格言式表达可谓一脉相承，并渗透于维特根斯坦的其他著述。这一点冯·赖特的文章没有提到。

　　作为哲学教师，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太独特了。有人说他的房间里没有一本哲学书籍，只有一些侦探小说杂志，他靠这些杂志为剑桥准备隔周开设的哲学讲座。好像他不是通过专业文献进行研究，而是从其他读物、从自己的体验来酿制哲学的蜂蜜。冯·赖特的文章也谈到，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哲学经典著作，他只阅读那些能够使他全身心投入的东西，而那些处于哲学、宗教和诗歌交界处的作家，比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给他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奥古斯丁、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他给予很高评价的奥托·威林格等人。

　　由后人辑录的《笔记》便是这样一个著作，处在哲学、宗教和诗歌的交界处;作者对音乐的评论尤可值得注目，不仅占据篇幅最多，其蕴含的意义怕也最不同寻常。他本人精深的修养(冯·赖特说他从事作曲也能指挥管弦乐队)，使他毕生对音乐感兴趣并且加以评论;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为之着迷的维特根斯坦的人格、思想和语言，其形成与音乐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理解其道德意识和思想方式的卓越纯粹，必须深入地理解他和音乐的关系。这个问题若是加以展开，或许还能谈出一点新意来。所谓奥地利—维也纳传统的影响，也是以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人的音乐构成其精神反思的背景，或者说，构成其体验、沉思、写作的精微严谨的那个听觉。

　　他在手稿某处写道：

　　“对我来说这个乐句是一个姿态。它悄然潜入我的生活。我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东西。

　　“人生的无穷变化是我们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甚至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特征来讲也是如此。我们视之为表现形式的东西在于它的不可估量。假如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会怎么做怪相，怎么做动作，那就不会有面部表情，不会有姿态存在。——然而，真是这样的吗?——我毕竟还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听一首我(完全)记熟的曲子，它甚至可以由八音盒演奏出来。对我来说这首曲子的姿态仍然会是姿态，尽管我始终知道下一步出来的是什么。真的，我甚至还会不断地感到惊讶(在一定的意义上)。”(《笔记》第125-126页)

　　《笔记》许多段落的表述都是这样耐人寻味、隽永深刻，表明作者是以诗人的眼光在探索生活。逻辑和直觉，知识和行为，道德和语言，在他身上是难以分割的。哲学家总是劝告学生离开学术生活;认为理想的职业是做医院护理工作。他本人做过山村小学教师和修道院园丁;对职业性的半吊子学院文化颇感厌恶。当他从剑桥退职来到爱尔兰的边远小渔村，他仿佛又获得新生。他对接替其教授职位的冯·赖特告诫道，剑桥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如果你不想变得肤浅，呆在那里你就只好忍受痛苦。

　　也可以说，哲学家有关于理想职业的看法，包括对男仆汤姆的情有独钟的评价，体现智者对于时间当下形态的关注。也许在他看来，隐名埋姓是一种孤独的生活;只有默默无闻的人能够看见生活的形态并加以品味。

　　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文艺批评家对《笔记》的推崇或许不难理解。诚如伊格尔顿所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可爱而不可思议的人物”;是“兼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师于一身的欧洲高大知识分子”，“永不满足地追求神圣的境界”。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笔记》就是哲学家的一部艺术论;在已出版的22种主要著作中，此书最为集中地表述对于美学和创造问题的见解。

　　[注]本文文献来源未加注明，主要有：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张学广编著《维特根斯坦：走出语言的囚笼》，辽海出版社1999年;冯·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编选，陈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