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历史悠久。埃及学者对中国文学进行大量的翻译及研究，进而促进了中国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加强了中阿文化的交流。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的研究生最早进行中国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杰出作家作品进行了翻译和研究。从1981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培养出第一批汉语毕业生起，埃及就开始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对中国文学现象、中国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研究。埃大中文系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作家。这些作家之中有鲁迅、老舍、茅盾、郭沫若、曹禺和巴金，有丁玲、赵树理、李准、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张贤亮、田汉、柳青、杨沫、冰心、茹志鹃、王蒙、刘心武、张洁、谌容、霍达、莫言等。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得到广泛的翻译，并多次摘取了国内国际重要文学奖项，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成功典范。随着莫言作品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传播的日益广泛，埃及和阿拉伯研究者也开始研究他的作品。艾大的研究生和教师最早对莫言作品进行了翻译和研究。

　　一

　　虽然目前对莫言及其作品在国内外研究数量较多，但是从翻译学角度对莫言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尤其是在以阿拉伯语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莫言作品的译介较少，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尽管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有10余部小说被译为英文，10余部小说被译为法语和德语等20多种语言。

　　由艾大翻译和比较文学教师哈赛宁·法赫米(Hasaneen Fahmy， 1979 —)博士翻译的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埃及文化部国家翻译中心)是莫言第一部被正式翻译出版的阿拉伯语作品，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莫言认为，这是众多阿拉伯读者了解他的作品的好举措。《红高粱家族》的阿拉伯语译本帮助广大阿拉伯读者了解了莫言的文学创作。在这以前，阿拉伯的读者对他知之甚少，大部分读者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优秀的作品也从未被译成阿拉伯语。甚至当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埃及著名的小说家易卜拉希姆·阿卜杜·马吉杜也说他不知道莫言是谁。这说明，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民族信仰的区别，中国文学在埃及的传播还很薄弱，大多数埃及人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因此，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所以哈赛宁说：“我会努力起到桥梁作用，翻译更多的莫言作品，让尽可能多的埃及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语读者了解和认识莫言，阅读莫言精妙的作品，从而喜欢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哈赛宁·法赫米博士与莫言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10月18日，当时他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博士，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关于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莫言发表演讲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他个人的文学创作。哈赛宁向莫言提了几个问题，包括中国作家为什么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等。哈赛宁对其文学创作的兴趣打动了莫言，特别是得知哈赛宁希望将他的《红高粱家族》翻译成阿拉伯语时，莫言就答应再次跟他见面。一个月之后，哈赛宁跟莫言见了面，莫言送给他《红高粱家族》等几部作品。莫言和哈赛宁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主要介绍了《红高粱家族》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方法，哈赛宁则介绍了阿拉伯特别是埃及的文学，他们也谈到了1988年阿拉伯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及其作品。最后莫言告诉哈赛宁，他很高兴能看到一名埃及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将他的作品翻译成阿语，也希望看到更多的被埃及翻译家翻译成阿语的中国文学，从而促进中国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深入传播，加强中阿文化的交流。莫言也给哈赛宁写了一份书面同意书，同意他将《红高粱家族》翻译成阿语，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出版。

　　哈赛宁选择给阿拉伯读者译介莫言及其作品，是因为莫言作品特有的叙事风格和特点以及莫言所受的现代文学流派影响等。哈赛宁说，莫言的获奖实至名归，堪称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它说明与中国经济和中国国力相匹配的中国文学也在强力崛起，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赞赏。事实上，中国文化正在向世界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和博大精深的内涵，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会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学，感受到中国日益增长的软实力以及受到欢迎、尊重并不断深入人心的国家形象。

　　哈赛宁选择《红高粱家族》来译介，则是因为这部作品对莫言文学创作及对中国当代叙事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红高粱家族》是莫言1980年代第一部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1986年《红高粱家族》的诞生奠定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同时这部作品被翻译成2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将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哈赛宁用了大概18个月才翻译完了《红高粱家族》，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语言和文化层面的两种困难，即“高密东北乡”的当地语言和文化。他说：“《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的语言优美、富有诗意，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 在语言层面，《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所使用的叙述语言主要是鲜活的口语形式，小说有的谚语、粗俗语、超常规搭配词语、节奏、人物名字等，无疑会给译者带来很大困难。在文化层面，哈赛宁说，他对“高密东北乡”的一些当地风俗习惯有点不理解，例如：抬轿子接新娘、婚礼、葬礼等习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译者跟莫言见了两次面，咨询了专门研究汉语言文学的几位山东学者，看了几次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家族》电影，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考察研究了莫言和埃及著名作家海勒·沙拉比(Khairy Shalaby, 1938—2011)创作中的相同之处，因为在哈赛宁看来两位作家都受到了以拉美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也咨询了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其他专家，最后“成功巧妙地把小说的词汇及细节用阿拉伯语忠实地表达出来”。《红高粱家族》阿译本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埃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被埃及国家翻译中心授予“年轻人奖”。除此之外，哈赛宁还翻译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埃及图书总局)。

　　埃及知名汉学家、翻译家、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师穆赫辛·法尔贾尼(Muhsen Fergany ，1959—)也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不少作品，如《牛》(文化宫总局，2013)、《梦境与杂种》(眼睛出版社)和《幽默与趣味》等，他还为哈赛宁翻译的《透明的红萝卜》写了前言。穆赫辛·法尔贾尼1981年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为埃及培养更多的汉语人才，1997至1998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法尔贾尼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他选择了更为艰辛的古汉语翻译道路，希望将这些人类文化的瑰宝传播到阿拉伯。在他的努力下，30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及莫言和阿来的小说等中国当代文学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介绍到阿拉伯世界。他最早把《论语》《诗经》《战国策》《道德经》《四书》《列子》《孙子兵法》《离骚》等这些艰深的中国古文典籍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为埃及和阿拉伯读者打开了一座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填补了埃及知识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过去几十年，法尔贾尼始终怀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梦。近年来，他将一部分精力转向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推介。他是埃及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及其文化有深入见解的“中国通”。由于在介绍中国文化、翻译中国图书和促进中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2011年开罗国际书展期间，法尔贾尼获得由中国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翻译贡献奖，于2013年获得由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人。

　　法尔贾尼说，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希望借助莫言作品的号召力，拓展阿拉伯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怀着这样的梦想，法尔贾尼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他发现，莫言小说中那个充满魔幻色彩的高密乡，竟让自己寻回了久违的乡土情怀。同样的农村成长经历，让他在莫言笔下看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世界。法尔贾尼就这份对乡土的依恋与莫言本人进行了交流，得到了莫言热情回应，莫言还通过邮件对法尔贾尼的翻译给予不少建议。2015年，由法尔贾尼翻译的莫言小说《牛》和《梦境与杂种》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图书推介平台迪拜书展上获得热烈反响，埃及文化部也对他的翻译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法尔贾尼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立即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莫言热’，也让世界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埃及有关机构同我联系，希望能尽快翻译一些莫言的作品。说实话，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知之不多，学校图书馆中也难找到他的作品，是中国使馆文化处、文化中心，特别是陈冬云参赞在这方面给了我大力支持和帮助，向我提供了莫言的原著。”“许多埃及人同我一样，认为莫言具有现代作家的智慧与审美眼光，他的作品把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极具可读性，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

　　二

　　除了哈赛宁和法尔贾尼的莫言作品阿译本以外，扎娜·伊德利斯(Zina Idris)翻译了莫言的《变》(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13)。但是，跟前两位莫言译者不同的是，《变》的阿译本是从英语转译的，而不是由中文文本直接翻译的。莫言的中篇小说《变》作为他从业三十年来唯一一部描写自我成长经历的小说。小说中直白的“我” 以及对1969、1979、1988、 1992、2008等特殊阶段的描写，都使得这部小说读来更像是一部对于作家自己的三四十年经历的实录。因此，《变》的阿译本起到了很重要的推介作用，受到埃及和阿拉伯读者的欢迎与极大关注，这说明间接翻译也可获得不同凡响。

　　此外，埃及知名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家、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阿齐兹·哈米迪教授(Abdel Aziz Hamdi)翻译了莫言的《蛙》。阿齐兹曾把二十多部中文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受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为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明亮之窗。他翻译过的作品有：曹禺的《日出》《原野》，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 沈从文的《边城》《丈夫》《萧萧》《虎雏》，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名优之死》，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哦，香雪》《谁能让我害羞》《阿拉伯树胶》，余华的《活着》，以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等。

　　总的说来，尽管莫言的几部名作已在阿拉伯传播，但是，传播与译介的进程比其他国家又晚又慢。近年来，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埃及的翻译面临着一种危机。原因有二：一是“欧洲中心论”。阿拉伯广大读者的目光己经转向了西方，尤其关注西方文艺界，忽略了东方各国的文学。法尔贾尼曾说，莫言批评了阿拉伯人忽视中国文学，不过，这种情况会有变化。埃及《民族尊严报》评论说，诺贝尔文学奖一向以西方为中心，在其一个世纪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次颁发给了发展中国家的作家。而今，中国作家莫言以其不争的文学实力创造辉煌，不但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第三世界全体人民的光荣。法尔贾尼还说，目前，世界文学正处于转型期，西方文学日益衰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正在崛起，成为世界文化未来发展的希望。二是埃及中国文学翻译人才稀缺。以莫言阿语译介为例，埃及只有三四位较为固定的译者，且译者身份多为汉学家或是大学教授，这虽然保证了译作的质量，但还是不能够填补埃及知识界在这一领域的翻译空白。中文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时需要译者处理原作中的文字、发音等相关的特有表达。由于阿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很大差异，怎样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达到最好效果对译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中国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是很难处理的部分，把中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用阿拉伯文重新创作，以便阿拉伯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又必须尊重原作者的意图和中文的文化背景，译者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追寻平衡。莫言作品中出现的很多中国文化色彩的意象、表达、典故等，以及作品中的谚语、粗俗语、超常规搭配词语、节奏、人物名字等，都无疑会给译者带来很大困难。

　　三

　　除了译介莫言作品，阿拉伯和埃及学者和批评家们对莫言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评论和研究文章。

　　在埃及，最早研究莫言作品的论文有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的研究者梅· 萨勒曼(Mai Salman)的硕士论文《新时期文化寻根文学小说——论莫言的〈红高粱〉》。她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概念、产生和历史发展，然后讨论了“寻根文学”的分类，列出了其最著名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艺术特点。最后对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进行了重点分析。梅· 萨勒曼的论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为中国文化寻根文学的产生及其概念，充分探讨了中国“寻根文学”的概念、主要思想、产生的原因、艺术价值、问题思考、现代启示;第二章为中国“寻根文化”小说的艺术特点，从思想内容、 人物特点及语言三个方面研究了寻根小说;第三章为原始文化寻根小说代表作品——莫言的《红高粱》，充分地介绍了莫言一生及其创作道路，详细剖析了《红高粱》的主题内涵、时代背景、文学价值、现实意义等，从叙述、语言、人物、意象及民族这几个方面分析了《红高粱》，最后通过《红高粱》分析了“寻根文学”的特点。

　　随后，艾大萨伊德·法塔赫·百布(Saied Fatah Bab)的硕士论文《莫言〈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乡土文学分析研究》主要把乡土文学作品《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讨论了莫言的乡土文学创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面貌和贡献。他的论文主要分成三个章节，第一章为莫言对中国乡土文学的贡献，首先研究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概念界定、产生历史、创作发展，表现了乡土文学的特点和成就;其次解释了莫言乡土小说的独立王国，展现了自己乡土文学的继承与突破，表现出了他的作品中的乡土感官想象和艺术感觉;最后分析了在其作品中所使用的大量方言俗语和乡土叙述方式。第二章为《红高梁》的乡土文学面貌，主要以《红高粱》这一乡土文学作品的文学分析为主来解释莫言作品中的乡土文学创作面貌，考虑到《红高粱》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故事，也对《红高粱》小说中农村人物形象如“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进行了分析，以便展现出这些农村人物形象在高粱地里燃烧的灵魂;同时讨论了《红高粱》中的艺术特色和艺术创新;第三章为《透明的红萝卜》的乡土文学创作，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主来解释莫言的乡土文学创作面貌，考虑到《透明的红萝卜》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讨论《透明的红萝卜》的“文化大革命”背景、故事内容和农村童年世界、饥饿和苦难的主题以及农村精神意义，最后对这个作品中的“小黑孩”这个农村人物形象、艺术特点和语言特色进行了分析。

　　在《牛》的阿译本中，法尔贾尼撰写了类似于论文的一篇前言，对莫言及其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读。为了能够准确地研究莫言创作，他先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寻根文学(作为莫言属于的文学流派)进行了分析研究。然后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作家作品、创作风格等进行分析，进而探寻了“寻根文学”的发展之路，最后论述了莫言的生平经历、成名之路、写作风格等。此外，法尔贾尼对莫言的《牛》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写作风格等也作出了高度评价。

　　在莫言作品的阿语译介中，优秀的期刊论文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介作用，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萨博里·哈菲兹(Sabri Hafez，)《莫言与中国新文学》系列文章，除了专门分析《红高粱》《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等莫言的代表作品，介绍了莫言的时代背景对他创作的影响以外，他也对莫言和1988年阿拉伯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进行了简要的比较研究;哈赛宁的《〈红高粱〉是莫言第一部被正式翻译出版的阿拉伯语作品》介绍了莫言《红高粱》的思想内容及其民间语言等。

　　总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增加了作者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引起了海外更多的关注，促进了莫言作品在世界范围的译介，十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远远不足。哈赛宁说， 莫言作品已经成功走进了埃及高校，不少教授中文的高校，都开设有包括对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课程和课题。莫言的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所透露出的沉稳、大气、老到与圆融，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并值得阿拉伯和埃及学者与批评家反复研究。我们相信，莫言的思想精神会受到阿拉伯世界更多人的重视，会有更多的莫言作品介绍到阿拉伯世界，赢得更多的阿拉伯读者的喜爱与欢迎，阿拉伯专家也能不断地提高深化自己对莫言及莫言作品的研究水平，使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