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方面，也表现在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复杂性中。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也同时是信息的接受者。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以及思考、表达的方式。这种信息传播的新变化使传统的信息样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平面媒体、纸质图书不再有曾经的辉煌。与此相应，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是阅读方式的危机;二是海量信息的冲击;三是文学自身品格的转化。要在一个“读图”时代、“浅阅读”时代让人们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阅读传统的图书样式的文学作品，并且从泛滥的信息中选择我们希望阅读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升文学自身的品格，凸显文学不同于其他信息方式的高贵性。这种所谓的“高贵性”，我以为主要强调的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优雅的语言;二是生动的表达;三是对社会生活，包括人自身思想灵魂的关注;四是人类发展的价值选择，或者说希望。这其中，语言是最表层的东西。虽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语言是涉及民族心理、文化的大问题，但与众多的信息传播方式相比，文学语言对语言的意义是其他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语言的吸引力是读者接触文学作品最初步、最表层的感受。表达方式是吸引读者的手段。从最抽象的意义来看，有概念式表达，如理论文章、政策法规等。这对一般的读者而言，缺少可读性。另一种即为具象式表达，典型的方式即为文学。因为文学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的。形象的生动性决定了作品的吸引力。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是其内容要求。关注什么样的生活，关注的方式、程度、深刻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品格。当然，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原则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关注，这样才能保证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多样化、自由度。但是，从文学自身的本质来看，追求尽可能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时间意义上的永恒性，必须更多地关注涉及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而价值选择则是人们阅读之后得到的启示，是文学形式之外的收获。也就是说，阅读之后的心理快感，以及附着在这快感之上的选择。或者换句话说，文学告诉了我们什么，它所体现的对错是非是什么。

　　在信息众语喧哗的嘈杂声中，文学的坚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所幸的是，文学的阵地并没有陷落。仍然有很多的人，甚至更多的人坚守在这块被人们又爱又痛的土地上。就山西而言，特别想强调的是，报告文学这一侧翼的阵地，有显然的巩固、扩大的态势。而且，文学“高贵性”的旗帜正迎风招展，赫赫有声。赵瑜在获得鲁迅文学奖后，创作进人了井喷的状态，先后独立创作，或合作出版了《晋人援蜀记》、《王家岭的诉说》、《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开眼》等。张锐锋出版了《鼎立南极——昆仑站建站纪实》，毕星星著有《蓝火苗红火苗——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鲁顺民先后出版了《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与农民》、《送84位烈士回家》，谭文峰创作了《风从塞上来——中国右玉县六十年生态建设报告》，黄风著有《静乐阳光》，聂还贵著有《中国，有座古都叫大同》。老作家焦祖尧也出版了《云帆高挂》。如果把人物传记也列入的话，韩石山的《张晗传》、王东满的《姚奠中》、苏华与张济的《何澄》等先后面世。从这个不完全统计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山西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呈现出比较完整的梯次结构。其中既有七十多岁的老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而其中的中坚力量是比较成熟的中年作家。可以说，山西作家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投入程度大大增强，新作品不断出现，而且具有较高的质量。特别是一些作品面世后，获得了各类奖项，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作品的不凡。总的来看，他们的创作比较好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品格，从而在众语喧哗中为文学的有效阅读开出了新的天地。

　　报告文学比一般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加直接的关注现实生活的敏锐性。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然后是文学。报告强调的是真实性，文学强调的是虚构性。这两种看起来难以统一的要求在这里要实现完美的融合。正因为强调对社会生活反映的真实性追求，就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有敏锐的感觉，能够比较准确地抓住生活中最具有意义的内容进行表达。事实上，中国的报告文学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关注而闻名。其出现的肇始就是因为用其他的文学手段不能实现像报告文学这样更加直接、敏锐的关注，从而采用了这种介于“报告”与“文学”之间的手法。最早产生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均为直面现实生活的作品。由于报告文学的“报告”特色，要求其必须向读者真实介绍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事件、人物。否则，就失去了其“报告”的本质要求。这样看来，作者选取什么样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现象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或者说，作者所关注的社会现象是否具有推动生活的本质意义，就成为衡量报告文学深刻性的基本标准。能否捕捉住那些“有深度”的生活，是对作者的考验。这主要看作者自身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观察生活的角度、文化积累等。如果脱离社会生活，肯定没有深切的感受;如果缺乏正确的方法：观察的结果就大为不同。与此相应的就是作者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价值评价。

　　一般的文学作品由于其强调虚构性、形象化，其观点总是隐含在形象中，让读者通过阅读“悟”出作者的价值选择。而报告文学的“报告”特色决定，作者可以有更多、更直接、更自由的议论。作者当然要强化作品中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价值选择。但是，这一特点也为作者跳出来直接亮明自己观点创造了可能性与必然性。如果是其他的文学作品，这样做的结果基本上都要损害作品的形象，并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大为减弱，使作品成为“不成熟的作品”。但是，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思辨、议论、感慨的空间。当然，这不是要求我们每一部报告文学都要这样。而是说，它具备这么做的本质要求。因此，报告文学就成为一种最具批判性的文学作品。它对善与恶的态度，对社会生活中是与非的选择可以用非常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做完全符合“报告”的要求。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总是突出地表达了自己对正确价值的“赤裸裸”的选择。如果没有这种明确的选择，就使报告文学的思想力度受到了削弱，也使文学的整体品格弱化。当一部报告文学酣畅淋漓地表达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选择时，读者将从其阅读中得到精神的快感，并帮助读者坚定自己可能模糊的选择。

　　当然，我们强调这种品格，并不是说让报告文学背离“文学”，而成为理论论证，成为战斗的“檄文”。如果没有“文学”，其感染力将大大弱化，成为味同嚼蜡的原始材料。报告文学因为其本质上的“报告”性，事实上将更加强调其艺术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使杂乱的、原始的、抽象的、概念性的“材料”得到艺术的改造，成为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这就是，在保持事实、人物真实性的同时，强调对事件叙述的生动性，强调对人物塑造的形象性，强调创作者情感的感染性。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而言，报告文学的创作将更加艰难。这是因为作者要很好地把“报告”与“文学”各自强调的真实性追求与虚构性追求完美地统一起来。虚构的成分被夸大，将失去真实，这就背离了社会生活的本真;而没有虚构，或虚构性不强，又将失去文学的意味。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些打着“报告文学”旗号，而没有任何文学意味的所谓的作品，从其本质来看，已经不再是报告文学。实际上，创作报告文学，是对作者艺术表现力更大的考验。

　　令人高兴的是，仅就山西作家所创作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来看，其主流都比较好地体现了我所强调的报告文学的品格所应具备的关注社会生活、从价值选择所体现出来的批判性，以及充分的文学意味这些因素。它们无疑丰富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百花园，成为今天文学发展与进步的见证。从而，也在信息传播呈现出空前复杂的条件下，使读者的阅读选择能够更加倾向于文学，并从中得到关于社会、人生的启示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