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旺山创作的《铁花》体现出作者对于“家乡”的“乡土记忆”,“故乡”的夏阳县城、古城村、井把湾巷承载了作家的“家乡故事”,在“铁花”的绽放中记录着作家的“过往”。在讲好“家乡故事”的主题统领下,“我并没有采取单纯的白描手法,用线条来勾画,而是借用油画技法,一笔一笔地把颜料抹上去,”①这样富有意义的“颜料涂抹”将“家乡故事”分解为记忆中的生动图片,以画面感较强的语言文本增加作品的视觉传达效果,凸显作品对作家与读者的主体召唤。
作家利用文学综合性呈现的艺术创作特征,有意识地采用叙事视角的对话、情节事件的烘托与叙事线索的延展等多元讲述的叙事策略,在“故事”时间的线性叙述中积极拓展讲述过程中的“家乡”空间,营造出《铁花》的立体叙事情境。在家乡“田园牧歌”式的“慢”节奏叙事中,沉淀出渭北高原历史文化浓郁的“厚”重面貌。
一、对话:叙事视角的内外呼应
为了追求真实、客观地描述“家乡”生活,作家在创作中没有一味简单地沉浸在对“家乡”自恋式的“独白”中,而是在“我”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之外设置了故事讲述的“他者”视角。“他者”的叙事视角以讲述中从“我”到“天赐”的主语切换为标志,“天赐”的故事中隐含的“他者”到对故事中的各个人物均称呼人名,没有建立叙述者与人物的亲缘、血缘关系,保持着与故事人物的讲述距离,成为“家乡故事”的见证者。同时,这个“他者”对“我”亲切地称呼为“天赐”,始终关注着“天赐”及周围人的具体行动,保持着联系,体现着“他者”讲述故事的合理性与资格。这样的适度距离,有利于读者阅读中的美感产生,也使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了讲述故事的第二重声音,营造出小说叙事的“复调”效果。根据作品的具体描述,“我”和“他者”在各个章节中的出现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 可以看出,“我”和“天赐”视角的叙事在章节设计上呈现出交错式的基本面貌,由于小说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所以作家选择楔子与结尾进行“我”的故事讲述,而在其中章节展开中,则将奇数章设置为“天赐”视角的“他者”讲述,偶数章节设置为“我”视角下的自述。由于作家的章节总体设计为25章,这样的奇数安排使得楔子中的“我”直接承接第1章的“天赐”循环往复到第25章的“天赐”承接结尾的“我”,完成整个叙述流程。这样的模式,“我”与“天赐”在一唱一和中形成“对话”,叙述话语在“对话”交流中共同完成“家乡故事”的讲述。
“家乡故事”在作家创作之前,成为创作素材,而“对话”视角所形成的话语模式则是《铁花》面对读者的具体交流。“被交流的是故事,它是叙事的表面内容要素;故事又是通过话语交流的,话语是叙事的形式表达要素。”②“家乡”属于主体的集体记忆,讲述“家乡故事”在“我”与“他”的言语对话中逐步完善,更加贴近主体的回忆现状。视角切换过程中,作家保持着叙事脉络的连贯性,外在于“我”的“他者”也变成了“我”的经历的验证者,突破了自述的封闭性,体现出作家文化自信基础上“家乡故事”讲述的开放性,“家乡”不仅有“我”,也是“你”与“他”的共同给记忆。“他者”与“我”的并列存在也为读者的“故事认同”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便更为灵活地完成“家乡故事”的“再创造”。
二、烘托:情节事件的交错组合
视角的“对话”式切换,帮助读者在故事讲述的内外转化中还原“家乡”的真实“记录”视角。而作家对于油画技法的空间创作借鉴,则集中地表现在具体关键性情节事件的交错组合之中。情节事件的有意安排在推进故事发展的基础上,依托事件展开的典型场景烘托着“家乡故事”的外在情境,有效避免了漫长故事讲述中易于单薄的困境,巩固了叙事的空间厚度,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家乡”场景。在《铁花》的具体叙事中,以叙事频率为依托,具有代表性的情节事件如表2出现在各个章节中。
根据表2所示,小说的故事发展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有“唱戏”“打猎”“开会”“祭祀”等,这些事件又分别对应着戏台、野外、公共场所及仪式现场等典型场景。这些环境代表了渭北高原乡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场景,人的一生也在这些场景的活动中走向圆满。作家利用这样代表性的事件叙事,融入了陕西文化的文学地理学元素,为故事涂抹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较强的辨识度。这些事件的不同功能叙事作用也完善了“家乡故事”的整体叙事。
情节事件的安排中,《铁花》提及次数最多的当属唱戏和打猎两个关键性事件,作家在具体叙事中,采取了具有张力的叙事安排,在矛盾冲突中建构自己的叙事结构。
搭台唱戏追求外在喧哗,小说也用了很多笔墨渲染唱戏时的热闹排场,即使时故事中人物的随意开唱,也以秦腔独有的高亢嗓音铺垫着外在声势。而在唱戏中,“我”(或者“天赐”)经常是“看戏人”的身份,在这个戏剧氛围浓厚的古城村,在周围的人具备一定的唱戏基础时,“我”(或者“天赐”)经常是“爱戏”不“唱戏”,极度热闹中“天赐”视角讲述居多,体现出相对冷静的“戏外”旁观。在章节安排上,唱戏的描述笔墨较为倾向于故事叙事的前半部分,恰恰体现出“我”(或者“天赐”)在故事前半部分个人存在度较低,活动的主要方式为“参与”,在特定场域“接受”家乡文化的熏陶。唱戏“动”的场景以听戏“静”的角度展示,作家完成叙事中的“戏中戏”模式场景嵌套。
随着“我”(或者“天赐”)的逐渐成长,个人存在度开始提升,简单的“看戏”不足以体现出“我”(或者“天赐”)的内在性格,因此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我”(或者“天赐”)主导或组织下的“野外打猎”事件笔墨开始增加。野外打猎重视内在潜伏,需要根据猎物的行踪隐蔽自身,找准时机,迅速行动,这样的动作要求以“静”制“动”。而“我”(或者“天赐”)在这个事件中却经常是参与者,带着内心极大的意识冲动完成肢体的伺机而动。这样的安排蕴蓄了打猎的力量彰显,也与唱戏事件形成一体两面的冲突互补,多面还原了乡村、农民的生活情境。
三、延展:叙事线索的明暗搭配
在小说叙事线索的铺设中,作家围绕“我”(或者“天赐”)的中心视角,选择“我”(或者“天赐”)人生的“高光时刻”引出故事,展现了主人公的个人魅力,选择“我”(或者“天赐”)最在行也最引以为傲的打猎引导读者进入阅读。其后,作家在上卷、中卷、下卷与结尾的章节按照人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了叙事线索的设定,勾勒出主人公较为清晰的人生活动轨迹,形成作品中较为明显的叙事线索——“我”(或者“天赐”)在故事的讲述中慢慢走过一生。
楔子中,“我”(或者“天赐”)的出场体现出主人公的个人能力,猎野猪的行为体现出主人公的胆识与勇气,这段倒叙几笔抓住了主人公的特征,也规避了人生叙事中“流水记录”的风险。这样的做法提高了阅读的生动性,也为明线的叙事切入提供了较为自然的追问、探求前提。
上卷:天,着重描写了古城村的前世及“我”(或者“天赐”)前辈人的生活,类似于一个“前我”时期,主要的活动人物为“我大”甚至“我爷”那辈人,这些人借助于庙会、取水等仪式活动进行了对“祖”与“天”的虔诚沟通,奠定了古城村的文化环境。他们的鲜明性格也构成了“我”(或者“天赐”)的性格基因,为“我”生而为“我”找到了历史答案。这样的先辈生活围绕“我大”(王银海)形成一条暗线,标志着“我”(或者“天赐”)的叙事展开的前向延展,写出了主人公的生存之根。“我”(或者“天赐”)在这卷中更多以孩童形象出现,通过“我”(或者“天赐”)不断想“掺和”前辈人的重要事件表现出“我”(或者“天赐”)的人生发展明显与前辈生活暗线的交融,主人公孜孜不倦地从这条暗线中获得养生,努力生长,促进“家乡文化”的代际传承,在中卷:地中完成明暗线索的顺利交接。具体如表4所示:
中卷叙事中,前辈人的生活开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我”(或者“天赐”)人生的登场。“我才发现,我所热爱的那些人,都是以不同的死亡形式与我告别,退出自己的人生舞台的。”③还原了“家乡故事”中生老病死的自然更替,主人公继承了“我大”的性格也开始成为“大”由孩童成为家族支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责任感。尽管这种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我”(或者“天赐”)也因为人生的“失误”被迫“逃离”,但最后选择“回归”巩固了这条明显的顺利发展。因为前辈人的年老,后辈人的年幼,中卷也成为“我”(或者“天赐”)这条明显发展最突出的一卷。
下卷叙事中,后辈的成长带了古城村新一轮的血液更新,曾经封闭的村庄走出了越来越多去外地“谋生”的年轻人,原本的“故乡”在后辈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沉寂,“我”(或者“天赐”)由建设者转变为守望者。儿子王平安也选择参军离开了这片土地,“我”(或者“天赐”)无力改变后辈人的选择。其中开始酝酿一条后辈人向前发展的暗线。后辈人的发展象征着“后我”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安排延展了“我”(或者“天赐”)的人生辐射区域,作家不再将笔墨局限于“个别”人物的特色,而是将“个体”放置于“群体”发展中,审视他的“来”与“去”。
“家乡故事”是叙事的外在层面,在讲述中主体“构建起一种源自中国文化、中国生活和民族力量的中国精神,这是中国故事需要被创造性叙述的真正价值期待于文化旨归。”④作家通过多元叙事策略的综合应用不断寻找升华着“家乡故事”中的“家乡精神”,在对“我”(或者“天赐”)的人生叙事中探索着那颗“守望家乡”的初心。
注释:
①王旺山:《铁花》,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②(美)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③王旺山:《铁花》,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④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05期。
参考文献:
[1]王旺山.铁花[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
[2]王旺山.守望或者游牧[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王旺山.以时代的名义绽放[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4]王旺山.寻找另一个自己[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5](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美)戴维·赫尔曼,詹姆斯·费伦等.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M].谭君强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J].民族文学研究,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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