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的大动脉，也可以说是中华大地文明源源不息地滋生的源泉。儒学之所以能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交锋中，一直长久不衰的传承下来、发展下去、影响着人民生存、生活、思维定向、情感意向，并没有因为道家的繁荣和佛家的闯入而被影响或者消亡，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体现人的积极能动性的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为仁由己”的韧性精神，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进取精神，不怨天尤人自我反思的“反求诸己”精神。李泽厚先生说：“中华文化是肯定人们的现实生命和物质生活的文化，是一种非常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的文化”。[1]95儒家思想来源于商周巫觋和祭祀文化，无论是祭祀“帝”“至上神”，还是祭祀先民的祖先，都是带有很强制的目的性的要求，甚至强迫“至上神”或者“祖先”保佑氏族传承、国家安定、风调雨顺，也正是这种强烈现实生存需要的目的性，在“人神交流”一个世界中，逐步完成“由巫到礼”的外在理性化和“释礼归仁”的内在情感理性化的转变[2]104，逐渐演化形成了儒家思想即使在不幸中也要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的乐观向上的理性实用道德实践文化内涵。

　　此外，“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 · 宪问》)儒家当然承认“天命”具有不可阻挡的必然性，但是面对不可知的上天、天命，儒家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 · 尽心上》)承认认识世界真实存在的必然性，而顺应天命，竭尽全力则彰显坚韧不拔的“为仁由己，反求诸己”的理性之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迈气魄。

　　那么，这样的精神儒家是如何发展表达?

　　一、“天命”何能下通“人命”

　　从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字中，考古发现大部分是为祭祀卜用，这个时期，“帝”或“至上神”是宇宙的主宰，而“巫君合一”的君主或者指挥从事卜筮行为的一群人才拥有和“帝”交流的权利和能力，形成“绝地天通”的社会形态，周代殷后，为了政权的统一合法性，认为“天命靡常”，进而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巩固政权的统一。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周王的昏庸行为已和“以德配天”的内涵不相匹配，从而对至高无上的上天产生了怀疑，“天”慢慢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至上神，社会上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人们由对天的敬畏转感变茫然的无助感，人人都想找寻那一种最终的情怀依托，形成中国古代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这个时期，人们相信天是“惟德是辅”，“德”是天人交流的媒介，而这个德又是人人可以修养可以得到，进而至高无上的“天”慢慢下通到人能探寻的“德”上。“天命”从而能够下通“人命”，人们已经意识到人本身作为中心的思考的价值意识，而不是依靠茫然的上天的思维。儒家在诸家学说在后续中，把下通的“人命”陆续演化为内容丰盈的“天人合一”“为仁由己”思想。

　　二、“止于至善”的“为仁”理想目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 · 颜渊》)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建立以仁爱为核心的宗法制等级氏族制度，融于内化于心的敬畏情感和外化于恭敬的礼仪制度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贯穿的精神和原则就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四项基本原则，”[3]320目的是维护社会和谐、国家稳定。那么怎么才能达成仁呢?儒家说要克制住人内心的欲望，心存敬畏反复践行礼制仪式就能达成仁，这也就说“为仁由己”，并不是他人帮助你完成，或者是神秘性质的天来完成，成仁是个人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躬行实践才能完成，也就说明儒家思想一开始都在强调人本身的主动性。“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 · 学而》)，学习本身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躬行于学，这是人达成仁的一种实际需求。儒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生命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但并不认为种庄稼或者生存技艺是最为重要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见大人儒是更加崇尚的，那么，大人儒是一种什么的样的面貌呢?《大学》开篇要义就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终的一种大道就是要深刻明白理解天道自然和人性本身存有的道德的运行之理，从而能够最有效地运用它，为黎民百姓生存，社会发展，国家安定的事业而努力，进而在学习天道之理和发扬人性德性良知中，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张横渠语)的良善。这就是儒家所尊崇的大儒，是一种“自觉地，理性地认识必然性的天命、天道、天理，经世致用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2]112。

　　三、存心养性、乐学于履的理性实践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孟子将仁义礼智道德原则的本源归结于心，心具有天生的道德属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孟子认为正是先天的良知良能发现仁义礼智之心并且施行，表现心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虽然仁义礼智之心人人具有，但是这个心需要平时的养护，如果不养护这个本心，就会丧失掉，产生恶的结果。因此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在远离声色利诱的寡欲前提下，做学问的目的就是找回遗失的本心。从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过程可看到，孟子是在给予人的主体性以强劲的道德动力来源，人与天是没有永远的差距，通过一定的实践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道德境界。

　　儒家对于“学”的态度是非常认可，《论语》中“学”出现了66次。那么儒家强调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朱熹在大学章序中提道：“小学之学，在于洒扫、应对、进退之礼，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4]2主要是学习日常礼仪、为学的态度、古人的思想、做圣人的途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见儒家是非常着重行为实践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家里就要诚心诚意的侍奉父母，在外就要心存敬畏的侍奉君主。“知之非艰 行之维艰”，在实践施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诸多困难，意想不到的麻烦，在这里，儒家并没有放弃或者寻求他物的帮助，或者期待上天的降幅来解决困难，而是“反求诸己”，致力思考自己是不是不够用心不够努力，是不是没有做到为仁应该达到的标准或者要求，反思自己学习得是不是勤奋，反思自己尊崇礼仪制度够不够虔诚，反思自己对待身边的人关爱的程度够不够等等，也正是这种乐于学习又重视实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求诸己”的反思精神，深刻地体现在儒家在道德实践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中。《中庸》讲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中庸。”君子是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热衷于追求知识，充满仁爱的人，君子学识有非常广博的境界但又再次研究那些细微的事物，洞察了一切后并有奉行凡事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不居功自傲。不管是学习、为人处世，还是侍奉君主，关爱百姓，儒家认为凡事都应该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这个“致中和”的“度”恰恰是道德完美的关键。

　　儒家从强劲的仁义道德之心的道德根源出发，认为人人天生都有一颗善心，只要心存善念，为了使心不为外物的欲望所遮蔽而提倡寡欲，以血缘亲情源发的仁爱之情为基础，建立宗法等级的社会礼制，宣扬乐于学习履行仁义的实际行为方式，在内孝顺父母，在外侍奉君主等行为实践，有了困难也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放弃，而是反思自己后再次实践，也就能成为儒家所推崇充满仁爱有道德的人。

　　四、总结

　　儒家思想滥觞于人神交流的巫觋文化，发展于人、神、祖先相通的祭祀文化、内源于辨异中和的礼乐文化、归成于孝悌仁爱为核心的宗法氏族等级制度中。儒家认为人能够存心，养性，恪守中庸之道，反思且反复的躬行仁义的实践，也就能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止于至善”宏伟目标。每个人清晰感受血缘亲情中的父母疼爱，兄弟关爱之情，儒家正是以此为情感道德依据，“仁者，孝悌也与”。儒家把孝顺父母尊敬长兄这样的家庭个人道德，通过一系列的礼仪制度要求和在外爱护邻里友人，尊敬君主的道德情感演化为多种情感并存的社会伦理道德。在这个社会伦理道德中，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有仁义道德人的意向，他们乐于学习礼仪制度和文化知识，躬身仁义道德实践，都相信自己经过学习和实践，定会成为一个承担起来自个人的天命、自然的天道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充满仁义的爱护天下人。“反求诸己”的反思精神让人始终相信“为仁由己”能够完全得以实现。也就是因为有崇高的目标，有学习的欲求，有躬行仁义实践的行为活动，得以充分说明儒家认为人具有理性的实用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可以体现在祭祀时，强迫性的要求上天，祖先降福于氏族子孙，只要保存并发扬好人性的本心本性就能够通晓天地之间交融的道理，也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实践给亲人，氏族族人，天下百姓带来幸福，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独有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存于心、外化于行的豪迈气魄和情怀。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说巫史传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2]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5,1.

　　[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

　　[4](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