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 德里罗(Don DeLillo，1936—)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德里罗创作的体裁形式多样，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剧本等，“其作品多以后现代时期美国的社会与生活为焦点，充分展现了美国20世纪后期的各种社会景观和文化现象”[1]，多次荣获国内外奖项。现阶段，我国对唐 · 德里罗的研究大多以《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为主，还有其近期作品《堕落的人》《大都会》《欧米茄点》等，对其早期作品的研究较少，如作品《玩家》。

　　小说《玩家》主要围绕一对夫妻莱尔与帕米展开，分两条线叙事。他们日复一日地面对鸡毛蒜皮的琐碎、逼仄压抑的生活氛围和失败的婚姻生活，导致精神上只有空虚和无聊。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莱尔和妻子帕米为了对抗驱之不散的精神阴云，开始了各自的挣扎与反抗：帕米陷入婚外恋，莱尔则卷入一场企图炸毁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怖阴谋。

　　作者德里罗在叙事过程中，并不是两条线平铺直叙，而是交叉叙事，看似晦涩难懂，实则暗涌波动，深刻反映了生活在美国社会下大众的精神状态，“真实地记录了当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危机感”[2]。莱尔和帕米的最终选择，实质上是陷入了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各自的挣扎与反抗是在精神危机的这个“铁笼”中的自我救赎。因此本文从符号的控制、媒介技术的侵蚀、信仰的缺失这三个层面，来探究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危机及自我救赎，进而揭露当代美国社会所给大众带来的精神生存困境，警醒大众精神危机的严重性。

　　一、符号的控制

　　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美国后现代工业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逐渐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主流价值观，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在消费领域，消费者逐渐摆脱了以需求为目的的传统消费，由追求物的使用价值转变为追求超越其使用价值的符号价值。物品不再是纯粹的物品，而是变成了符号被消费，使得消费者消费心理产生异化，最终消费行为变得异化，以至于陷入精神危机的困境之中不可自拔。

　　小说《玩家》中，对于帕米和莱尔而言，消费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物品消费，而是变成了一种精神需求，从消费中获得的不是实际的使用价值，而是这些消费物品带来的附加价值——满足感、真实感、愉悦感。帕米喜欢买新鲜水果，是因为“买新鲜水果让她感觉很爽。在她看来，这是一种道德卓越之举。她盼着把葡萄带回家，放入碗里，用冰凉的水冲洗它们。她举起手中的一串葡萄，想象着水淌下时带来的沁凉，感到无比愉悦。”[3]31她会忘记到底是什么使她忧心，会深感满足和宽慰，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从而将其遗忘。买水果的这种消费行为所带来的不再是为了水果自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其带来的符号价值——愉悦感、满足感。“他们过去常常花很多时间找馆子……在临河桥畔的开阔地带吃饭，或者是行政区外的家庭餐馆，这些地方偏僻冷清，装饰中性，让人感到真实。”[3]15到开阔地带或者家庭餐馆吃饭的消费行为，不再只是为了使用价值——吃饭，而是为了这些地方的冷清氛围，能让人感到真实。

　　对于帕米而言，能“在一群人中认出服务员。这给了她一种低调的骄傲感。”[3]15但是帕米和莱尔的这种消费行为只存在于过去。他们不再经常出去了，“仿佛失去了汇聚的欲望”[3]15。“物满足了人的感官之欲，却奴役了人的心智情绪。人被物所包围和控制，迷失了生活中精神之维的目标，成为物的奴隶。”[4]最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物品的符号价值所带来的满足感和真实感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精神上的空虚感，从而最后连追求的欲望也磨灭了。

　　二、媒介技术的侵蚀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各类先进的媒介形式不断产生并便利着人们的生活，并享受着物质的丰裕及影像媒体的视觉盛宴，但实际上大众精神也因此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5]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被这种媒介技术所控制的奴隶，心理变得扭曲，失去了理性的思考力、判断力和自我意识。“人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照对这种技术的反应来组织的，也就是说，技术将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不仅如此，我们也会屈从于技术的发展。”[6]在小说中，帕米和莱尔都变成了媒介科技的奴隶。当莱尔在看电视时，她认为泳池制造商和电脑培训机构的商业广告片是一种喧闹的声音，影响心情，她会觉得非常的不安与羞愧，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电视里的电影“演到愈加煽情的时候，她变得越发沮丧。”[3]208她知道电影情节是虚构的，但依然觉得其摄人魂魄，能感到那滔天的悲伤，她会“展开右手，扣在自己的脑门上。紧接着，情感迸发，突奔而来，她放声大哭。”[3]208媒介对于帕米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让她产生了悲伤感、压抑感，并使得帕米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自我意识，情绪会随之波动。

　　而对于莱尔而言，观看电视是他无聊的时候的唯一慰藉，无其他的娱乐活动。电视里的画面会完全吸引住他的注意力，他一动不动，“久而久之麻木了他的器官。”[3]16尽管他有点疲惫，但他还是会选择看个通宵。关掉电视对他而言越来越困难。“他知道，在关了电视与最终睡着了这段时间中，他的心情会更加抑郁。他还得重新打开电视。这就是为什么关掉电视是如此之难。会有一段恢复的过程。他无法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中间有一段空缺需要填补。关掉电视机会异常痛苦难受。”[3]126

　　相对于观看电视而言，莱尔在剧场的时候常常感到无聊，即使他知道自己能看到也能听到的是一出不错的戏剧，很值得一看，他也会感觉无聊，似乎有一种麻木感。因而，电视变成了莱尔的精神依靠，他“享受每换一个频道时按遥控器的新鲜感”[3]16和满足感，“然而，这种换台的触觉和视觉的愉悦占了上风，甚而将随意的满足时刻转换成心旷神怡的领地空想”[3]16，最后一味地沉浸于电视中，逐渐被电视控制，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意识，最后只剩下那虚无“空想”。

　　莱尔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导致了真实自我的沦丧和批判质疑精神的日渐消亡。莱尔和帕米在无聊的时候会一起看同一个节目，但是却在不同的电视机前，目的是为了“体现分享的感觉，部分的分享”[3]54，只有声响将他们捆绑在一起，表面上他们的一致毋庸置疑，无须再去区分他们。事实上，“只有空虚才是全然共享”[3]54，电视声音和画面的确是共享，但真正内心的空虚共享才是占据上方。莱尔和帕米在高速发展的媒介技术的包围下，享受着表面的幸福，精神却变得扭曲及病态，普遍的感到空虚、无聊、孤独，从而踏上寻找自我的救赎路程，以期望早日得到解放。

　　三、信仰的缺失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一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行为、情感和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补偿人们内心的空虚和精神上的荒芜。而在被符号统治、媒介技术侵蚀的后现代社会，上帝已不再是人们心中最神圣的存在，传统的宗教已毫无意义，人类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因此，当人们的内心世界逐步崩塌的时候，就得不到心灵上的慰藉。莱尔和帕米生活在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在精神世界逐步崩塌的时候，没有选择信仰来弥补心灵上的缺失，他们“没有信仰，欲望。”[3]54无聊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对于莱尔而言，看电视是一种类似数学或禅宗的训练”[3]16，是在寻找一种满足感。但是，看电视不但没能弥补精神上的空虚，莱尔反而被电视所控制，失去了自我意识。对于帕米而言，无论是家庭还是生活，都充满空虚、无聊、拥挤、杂乱，她不止一次地感叹自己对生活怨恨。她常常研究无聊的种种用处，一次次地说：“真无聊，太无聊了，无聊透顶。”[3]52但尽管如此的空虚、无聊，也没有选择用信仰来补偿。

　　传统的信仰消失，莱尔和帕米便转而寻求其他的精神寄托。莱尔选择了看电视;帕米则选择看电视和学踢踏舞两种方式来排解。帕米认为踢踏可以进入身体的某些部位甚至是意识，会触摸到内心深处的自己，用心境去感受，会开启神经系统，“当全身抵达了身体和精神的辽阔宇宙时，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3]80不管是看电视抑或者学踢踏排解方式，表面上代替了传统的信仰，心灵获得了安慰，但事实上这两种排解方式是无法为心灵寻得一片净土，反而使得精神世界失去了支撑和失望，最后导致莱尔和帕米陷入了精神危机这个“铁笼”无法自拔。

　　四、精神的超越，自我的救赎

　　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表面上带来了便利的生活条件，实际上背后却使得人们内心变得日益空虚和寂寞。在《玩家》中，小说中的主人公莱尔和帕米，陷入符号控制、媒介技术侵蚀、信仰缺失而带来的精神危机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并且面对失败的婚姻，人生与理想都在现实之中走向幻灭。随着对乔治之死的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秘密行动的一点点推进，莱尔本人一步步掉进更大的漩涡，陷入了一场企图炸毁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怖阴谋中，无法自拔。“不妨想象一下吧，一位一本正经的生意人或是教授从事这样隐秘的工作，是多么刺激啊。这是何等刺激的午夜兼职。迷宫呀，诡计呀，伎俩呀，太诱人啦。想想啊，过的是双重生活。”[3]100

　　从白领到间谍，是莱尔追求刺激的“梦想”来对沉闷的现状发出有力的反抗，是一种刺激的双重生活。帕米在压抑与空虚的环境下，选择短暂地逃避婚姻生活中的琐碎，并且没有避讳肉体的欲望，身体出轨杰克。但是她对于杰克而言并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两人之间只是空虚生活中的一点慰藉而已。双方在面临精神危机下选择了不同的救赎方式，莱尔选择成为一名间谍来使自己获得救赎，而帕米则选择出轨杰克来获得救赎。不同人格，不同焦虑体系，导致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寻求心灵的平和，一部分人可以求助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自我救赎，例如疯狂购物、媒体崇拜、极限运动等，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就需要另外一种较为极端且具有较大冲击力的方式来作为发泄口，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恐怖主义行为就成为理想的情感发泄途径。其中莱尔就是这个例子。

　　莱尔在这段夫妻关系中，也出轨罗兹玛丽和玛丽娜，但两段出轨经历并没有使莱尔获得自身的救赎。他的人格体系一方面呈现出中产阶级白人的教养，另一方面又由于对秘密生活、双重生活的渴望，呈现出一种暴力意识。[1]因此，需要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来作为他的发泄口，最终他选择成为一名间谍来自我救赎，从而陷入了一场恐怖主义的阴谋中。

　　五、总结

　　德里罗在小说《玩家》中呈现了一幅现代人在被符号控制、媒介技术侵蚀、信仰缺失而带来的精神危机的漩涡之中的自我救赎画面，深刻地批判当代美国社会给大众带来的精神生存困境。故事的背后，是铺面而来的幻灭感。时代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实现生活和精神上的同步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如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排解，最终必将在狂欢中走向迷失、毁灭。因此，大众应意识到精神危机的严重性，应为自己的灵魂寻找新的归宿，加强对心灵的恢复，超越精神上的空虚，让自己的灵魂不再寂寞、孤独。

　　参考文献：

　　[1]潘柯晓.在解构与建构之间——唐 · 德里罗小说叙事艺术[D].南京师范大学,2016.

　　[2]范小玫.德里罗：“复印”美国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派作家[J].外国文学,2003,(4):3-7.

　　[3](美)唐 · 德里罗.《玩家》[M].郭国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4]张雅萍.《白噪音》中后现代人的困境[J].世界文学评论,2009,(1):167-169.

　　[5]张晓梅.消费与媒介视域下的符号化社会——从唐 · 德里罗的后期小说探究后现代社会精神危机[D].山东大学,2016.

　　[6]周敏.“我为自己写作”——唐 · 德里罗访谈录[J]. 外国文学,2016,(2):14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