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以后，中共政权几番掀起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在这样政治运动的铺垫下，1954年毛泽东又抓住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布置了新的一场思想斗争运动，再一次引发全国知识界的强烈震荡。

　　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在事发之初表现出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在运动之中转弯和解脱，一直为研究者和后人所关注。笔者手头新近有几份当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党组织对他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出俞平伯在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时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真实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的两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俞平伯在运动初期是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1949年后俞先生较为低调，对事对人不冷不热，只是闭关在家做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斗争运动开始后，文学所副所长、党内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何其芳几次在文字或口头上向高层领导介绍俞的近况，其中就说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红楼梦》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种版本中校订出最好的版本。

　　俞先生几年间少有的一次被关注，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应邀上台发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研究意义，颇受当时意识形态领导人胡乔木的鼓励，胡一度说俞的发言中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据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称：“俞(事后)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讲演，到处写文章。”

　　党总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俞的骄傲：他在《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中，自觉是权威，不同意文学所的组织意见，坚持主张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标点符号，后来为此曾写信给胡乔木寻求支持。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

　　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

　　1954年最后一天，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报告，其中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这份报告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便给高层留下较深印象。

　　二

　　运动启动后，对俞平伯负面的汇报始终不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委曲不平情绪。如俞说：“权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报纸、杂志要我写的。为了应付他们，才随便写了些文章，接着问题也来了，现在悔之晚矣。”文学所总支分析话语中的潜台词是：“你们把我捧起来，现在又批评我，是有意的打击，我不应该做典型。”

　　俞再三强调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证工作，不必用马列主义。他憎恶外界有人说他是“伪装”、“背进步包袱”，他说：“我做整理工作，自觉很仔细，很认真，没有错误。我原来就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为何要批判?”

　　权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强烈的。他说：“三十多年来的研究一场空，学术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向人说风凉话：“这次批判，我的书反而一卖而空，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党总支对此予以评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抵抗。”

　　俞平伯此时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说成是反动的胡适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几次在会上替自己极力辩解，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对头：“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的影响大，不如说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更大些。”

　　党总支还分析说：俞身边的落后分子说了一些挑拨的话，对俞也有不利的影响。如曾参与出版《红楼梦辨》的文怀沙说“这是官报私仇”，而吴同宝则披露：“党内有名单，准备有计划的打击，第一名就是你。”还有人表示：“你拿的稿费太多了，所以要批判。”其实这些言谈都是私人性质，但很快被单位总支所掌握，可见党组织对俞及其社会面的控制和了解是全面有效的。

　　在1954年底北京市委给中央的《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中，集中汇报了高校党内外、特别是文史哲教授的最新动态，也首次谈到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运动的异议和不解：

　　许多教授对目前展开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愤愤不平，或者顾虑重重。开始时有些人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很轻视，认为李、蓝是“教条”、“扣帽子”、“断章取义”。北大中文系讲师吴同贽说：“俞先生看了会一笑置之。”到批判展开后，许多人就紧张起来，感到压力很大，唯恐再来一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适影响较深的，纷纷表明态度，企图过关。经过解释中央关于学术批判和讨论的方针后，他们这种怕斗争的紧张情绪才基本消除……

　　有些人认为斗争得过火，北大教授游国恩说：“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锐了，照袁的说法，《文艺报》就不应该与老头子打交道了。”向达说：“现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气焰，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汤用彤中风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有些人表现消极，表示：“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写了要挨批评。”有些人不服气地说：“都是一边倒，这不叫学术讨论。”……

　　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多方为俞辩解。北大文学所研究员范寗说：“俞平伯从来不谈马列主义，对他没有什么可批判的。”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的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林庚说：“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写这些了，李、蓝的文章也有一些小问题。”

　　俞在九三学社等处的检查虽然认识很差，有些人就赶快为俞开脱，说他检讨得虚心、诚恳，而对其内容则很少深究。

　　北京市委认为知识界人士的反应以消极敷衍居多，急于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方设法逃避过关，不少人还对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而此时运动积极分子涌现得并不多，高层领导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师则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呈现了相当程度的怯战现象。

　　三

　　中共高层很快提出对俞平伯的处理精神，基层党组织总结为十六个字，即“说明政策，解除顾虑，稳定情绪，端正态度”。

　　首先出马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他在作协学习会上发言说：“批判俞平伯先生，当然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文学所总支认为周扬的适时表态对在场的俞平伯是个很好的安慰，由此党总支又引申了周扬之意，肯定俞先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胡适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敌人。

　　何其芳根据上级的精神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也列举不少事实证明俞在学术研究上有可取之处，譬如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结局等等。党总支征求俞平伯的读后感，俞坦诚地表示，“这篇文章很全面，批评得很中肯，自己颇觉满意。”

　　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使产生对立情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曲。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受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作用。

　　四

　　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动将自己未发表过的1954年讲稿交给文学所，说是供做批判时的参考。这个举措被文学所领导认定为“有显著的进步，情绪是向上的”。

　　他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他在文联会上说：“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以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赞成。”他在会上感慨而道，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学马列主义不行。

　　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颇为惊人：“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俞平伯还找到文学所支部秘书王积贺，承认自己对学习很不重视，但文学所的领导也抓得不紧，希望今后领导上要督促检查，要组织起来学习文艺理论。有趣的是，俞此时还能展开对别人的批评，对老友王伯祥的《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过去俞平伯在单位是著名的自由散漫者，随意性大，一向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时就给香港《大公报》等写文章。而此时对所里的工作较前关心，有会必到。在文学所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发言既检讨了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又表达了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心情：

　　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来还继续用索隐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

　　研究《红楼梦》只是孤立地看问题，没有和产生此部书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怨而不怒”“微言大义”的说法欠妥当，以前只看到书中有怨而没有怒，其实书中是有怒的……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是否不碰壁?如果保证不碰壁，还是欢迎的。(见1954年《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尽管他在发言中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奇书是不可知的”，解释自己“在研究《红楼梦》当中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些提法让主持者听了不悦，但他发言的主旨还是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并鼓励他畅所欲言，允许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准备予以具体协助，但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希望不大”。

　　俞平伯还想整理研究杜甫、李白的诗，所里就此打算以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方式来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并搭配了政治强的力扬及两个青年助手。总支在党内会议上几次说道：“要求俞先生把他的一套彻底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要具有马列主义的气味要有八年十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帮助他改造。作为一个经过批判后有显著转变的典型，他仍有用，仍可以做工作，愿意学政治理论是好事，至于能接受多少很难讲。”

　　党总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认思想改造的艰苦程度，俞说：“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党总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学术批判中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名誉，而得到的是马列主义。”

　　在文学所总支《对俞平伯学术批判情况的调查》一文的最后，引用了何其芳的几句感慨：“学术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所的工作也好做了。过去开会，我发愁，没人讲话，现在大家都积极发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多么诚恳和老实。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一

　　傅鹰是五十年代初期从国外回来的知名化学专家，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胶体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委会委员。他原本不爱管政治事务，出于直率、认真的性格，或深或浅、缓慢地卷入历次政治运动，终于在1957年整风鸣放时被诱导爆发出来。

　　傅鹰的言论是较为激烈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事例生动，颇具感性色彩，因而感染了不少业界内外人士，成了当时发言精彩到位而引起共鸣的北大名教授。反右斗争凶猛展开后，高层内出于平衡、怀柔的战术考虑，也希望划一个左右分割的粗线或踩踏中间线。不知何故，傅鹰骤然成了一个鲜明的风向标，他被钦定为“中右标兵”，据说是毛泽东过问此事。按中央的说法，划右派标准以傅鹰的言论为标线，超过傅的言论程度就是右派分子。从全国范围的实际效果看，“中右标兵”只能是一个虚幌，很多政治言论比傅轻、只对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照样被打成右派，只是傅因此侥幸逃过戴“右派帽”一劫。

　　但是他所在的化学系总支却在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始终认为傅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早在1957年底中央已确定傅为“中右标兵”，化学系部分总支委员还坚持认定傅就是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1958年双反运动中对傅进行了批判，批他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有许多怀疑和抵触，改造的要求比较差，傅被迫做了检讨，并发表了《向真理投降》的著名文章，再三表示愿意跟着党走。但按北大党委1961年夏季检查报告的陈述，系总支领导却采取与傅斗争到底的强硬态度：

　　系总支领导同志却看不到他的这种进步，对他只片面地强调斗争，很少有团结和争取的愿望，很少注意发挥他有益的专长为我们服务，实际上采取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混淆了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见《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1958年底，系总支以一年级新生辨别能力不强，易受旧教授的影响为由，决定停止傅为新生讲授无机化学课。在调整专业发展方向时，不经详细考虑，就断然取消傅鹰领导的胶体化学教研室(后恢复)。傅为此在1959年1月愤而辞职，以示抗争。此事相争过程中，巧逢毛泽东对清华物理教研室“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传达，被惊动的北京市委当即布置北大党委检查对傅的工作，生怕再出差错，责成化学系总支学习主席批示，结合傅鹰的问题，在党内进行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但是总支敷衍塞责，一直拖延到当年秋天反右倾运动开展之时。总支书记王孝庭又借机重新布置对傅的批判，他召集胶体化学教研室支部成员开会，定下“傅鹰还在大摇白旗，向党进攻”的调子。

　　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是傅鹰最为暗淡的日子，系总支相继部署缜密的斗争日程表，在新年座谈、评跃进奖、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等会议上，对傅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活动，扣帽子之多事后让市委大感吃惊，如“反对教育方针”、“和党争领导权”、“争夺青年”、“用白旗与党培养红专干部的路线相对抗”、“大肆散布反动思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消极怠工”、“起了百分之二百的破坏作用”等等，对傅的学术专长和他在教学中备课认真、讲授清楚等优点予以全盘否定。

　　傅鹰被迫参加助教顾惕之、研究生周乃扶检查思想的会议，顾、周检查时主动谈到傅引导他们走白专道路，马上会议目标转向傅，与会者纷纷指责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必然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见北大调查组1961年6月《北大化学系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重点批判二十多位党外教授、助教》)

　　二

　　在五六十年代教学革命运动中，北大化学系一直是大名在外、处处争先的激进单位，狠抓阶级斗争、大促教育改革的事例大都出现在北大党委上报的报告中最显目的位置。1960年初看到许多国家都在大力研究胰岛素，有的资产阶级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只合成到五肽。化学系总支抓住这个由头，大张旗鼓地宣布要合成到21肽。据市委大学部1960年3月5日《科技工作简报》称，起初由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工作进展迟缓，但在反右倾整风学习以后，大搞群众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从三肽突破到12肽，把英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4月26日简报又说，苦战23天，终于在4月22日胜利合成21肽，宣布超过世界水平。一时间成了轰动教育口的大事，出尽风头。但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上海方面突然大肆宣传，已在4月20日合成至30肽，立马把北大化学系膨胀的气势压住，让北京教育口扫兴许久。

　　傅鹰一直不喜欢系里这种过于张扬、高调的“科研动作”，称之为“浮夸之风不得了”。大跃进时，化学系在报告中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傅鹰对此不以为然，他几次向校方提意见说：“根据系里教师的力量水平，一年内完成几项就很不错了。有时一个纯化一个原料也得要三个月的时间，二至三个月内怎能完成几百项?这些数字层层上报，领导也无法核对，这样献礼不够严肃。”

　　1961年10月教育部下发《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讨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变系总支的领导作用，只起保证监督作用。这一条就招致北大多数系总支的不满，化学系总支的表态最为激烈，总支副书记黄文一在10月26日市委大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的顾虑就是怕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们如果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不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会不会造成资产阶级复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做法，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只当政委，国民党当军长、师长。我觉得我们发号施令是对的。如果学校中只是在上面由党委发号施令，下面由他们资产阶级发号施令，这样能不能保证党的领导?”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敲边鼓说：“不能说一竿子插到底就一定不能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见会议记录手稿)

　　而傅鹰对“一竿子插到底”(指党组织各级领导)方法有一肚子怨言，体会尤深。1961年7月中旬，他在教育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直接点了化学系的问题：

　　系里一竿子插到底插得很凶，谁也不能说什么，否则就认为是对党的领导“原则承认，具体否定”，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谁受得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1日《最近傅鹰对高等学校工作发展的意见》)

　　他在会上举例子说，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写了培养研究生的计划，按系里规定要送支部批准。支部书记多是三四年级的年轻学生，对计划中的学术表述多有不解之处，就需傅鹰同他原原本本地讲上半天、一天，甚至多达两天，学生书记接着就打起政治腔调问：“是不是合乎国际水平?同国计民生关系怎样?什么时候搞出成果?”这让傅鹰哭笑不得，不知如何能够回答得满意。他在教育部会上谈及此事调侃道：“这又不是做香肠，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灌出两根三根?”

　　三

　　最让傅鹰不能接受的是，他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却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不高兴地说：“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个什么东西呢?”当天在场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林枫、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听了后默默无语，林枫只是简单接了傅鹰发言中的一个极小话题，就是赞同傅所说的发挥“师兄”“师姐”的作用，多带研究生。

　　傅鹰说，有一次系里做一个研究，要用价值一万元左右的贵重药品，老教师主张先用少量试试，支部书记却一口否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少慢差费，党做事从来就是气派大。结果上下一通气，花费了数万元的国家经费。

　　在教育部会上，傅鹰忍不住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几年来，(化学)系主任和教授是在年轻人的脚底下。”

　　系总支有意让老教授和青年师生分别编写讲义，树立对立面，意在“比垮”和“搞臭”旧式教授。半导体化学教研室一位团员大声地对资深教授唐有祺宣布：“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编写《红色化学热力学》时，参与的同学提出：“苦战一夜，写出大纲。”傅鹰大为惊异，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夜搞出来不容易。”结果第二天就嚷嚷说大纲胜利写出了，当即就批判傅鹰高傲轻视的态度，说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体现。事实上这个所谓一夜搞出的大纲是一个助教一个月前就写出的，当晚只是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时，傅鹰在意的是涉及学校领导体制的条款，感同身受，总想堵住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比如原来草案中系委会“职责”有“人事安排”一项，但新的《暂行工作条例》却暗暗地取消此项。傅鹰在北大讨论会上大声地质问：“为什么取消呢?例如(北大)化学系为什么产生超编现象?是不是所用的人都能胜任?系务委员都不知道，如果系委会研究人事工作，就不至于这样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17日《清华、北大、师大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

　　傅鹰说这样的话是有所指的。作为教研室主任，他实际上处于无权责、被漠视的位置，不知什么事该过问、什么事不该过问。有一次系里事先不通知傅鹰，突然给教研室增加四位教员，结果开会时系总支在台上介绍，不知所措的傅鹰惊愕一会儿，碍于场面，只好上去同新教员点头握手致意。傅鹰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讲完这个细节，意犹难尽，一旁的北大教务长周培源补充说：“我也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但我的教研室提拔了副主任，我都不知道。”(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4日《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四

　　作为一位在学术圈浸润几十年的资深教授，傅鹰认为一个教研室内有经验的教授总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占多数，因此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不合理，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在这一点上，傅鹰与系总支产生严重的对立，总支认定傅思想顽固，对党的群众路线不满，就多方设法把他排除科研工作之外。有一次化学系接受一项研究三峡水利工程土质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三峡附近的土能不能作为三峡大坝的建筑材料。思考再三，傅鹰持谨慎的态度，主张先进行土的纯化然后再作试验。但教研室内讨论时不少人说三峡筑坝就应该就地取材，根本无需“纯化”。结果举手表决，用简单多数就把傅鹰的意见否定。傅鹰对此用了“把我的意见压下去”的词语来综述这个过程，涉及事情的结果，他在座谈会上的言辞多少带上感伤色彩：“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写出论文送人家审查，结果完全不合规格。北大提出的论文被人家全部否决，这是第一次啊。也幸亏人家否决了，不然不知会造成什么结果。”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段伤心的隐情，傅鹰当时在会上不敢细说。后来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来家中访问，傅感动之余一下子倾吐“三峡科研”内幕，并称这是他生平遇到的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

　　1959年水利部召开三峡工程会议，我去了，会上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我说要与系总支商量。我回来与总支谈了，总支决定不搞。我也很高兴，因为觉得担子太大，三峡是全国第一大坝，如果出了问题，关系重大。后来总支又决定要搞，派人去三峡，却向长江规划委员会的人说是傅鹰不愿意搞，并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两面派。

　　依我这样旧观点的人看来，两面派就是人格成问题的人，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反革命。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我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我找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我去看同学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我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我想是“保密”也就算了。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干部向长委会说的话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看成两面派。

　　这以后我就不想再管了，否则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丢了国家机密，就一定先要怀疑我。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把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和党的看法混在一起，但这件事对于我仍是很不愉快的。(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5月29日《傅鹰与中央统战部于刚同志谈话记录》)

　　被人恶意说成“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躲躲闪闪地回答，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得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指夫人)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时，傅鹰情绪激动厉害，不得不沉默几分钟。于刚见此状就安慰道：“这样谈一谈心很好，可见上次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傅鹰说：“这些问题也不好在那么多人的场合去谈。”

　　五

　　1960年3月间，教研室支部在未和傅鹰商量的情况下，就生硬地调走他的研究生，停止由傅指导进行的“吸附”研究。傅知道后情绪大变，他后来形容自己像死了孩子一样的伤心。系里开始不断接到反映，说傅鹰心情绝望，曾想自杀。到了当年9月，校党委书记陆平出面找傅谈话，答应恢复他对“吸附”的研究，他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系总支始终没有放松对傅及其旧教授的批判力度，在化学系十二名教授副教授中对五人进行重点批判，同时牵涉到的二十名青年教师也被陪绑挨斗。总支存有一个牢固的整体思路，就是认为化学系反右斗争搞得不透，想在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中补课，首要批倒的就是顽固不化的“中右标兵”傅鹰。1960年4月在上级干涉下，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得以暂停。但是全系上下颇有不甘，系教学改革小组向总支的书面总结中还余兴未尽地表示：“经过教学改革，揭穿了傅鹰所谓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一个基层党总支能够这么持久地批判中央早已指定的标杆人物，在1960年春季政治形势吃紧之下显得不合时宜，惹得中宣部、华北局宣传部、中央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系里调查，有所批评。重压之下，系总支重新给傅鹰配备了助手，又得安排他的教学科研任务，市委大学部甚至表态要直接帮助总支制定一个团结、改造傅鹰的工作计划。系总支对此口服心不服，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依然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大学部人士感叹而道，这代表了化学系总支固有的斗争思想，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松懈，哪怕是处于民生困难、亟须缓和的特殊时间段。

　　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真切而痛楚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