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动一张桌子

　　人是非常奇怪的生物，既有强大的惰性，又会不断泛起新的冲动，这两种倾向都会造成相应的后果。前者会让社会停滞和腐败，后者则让一个时代显现复杂的状况，二者往往很难以简单的好或不好来论断。比如当个体的冲动汇集起来并形成一股洪流的时候，一场不可避免的冲决就要到来，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当局部的躁动不安、以至于厌烦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将发生激越的冲突以至于成为较大的行动，这可能就是“变革”;而处在这期间的两难者，就会在对比和权衡之后做出选择和修正、尝试和探索，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改良”。按照社会改造和变动的烈度，它大致可以分为如上的三个等级。这是某种通俗的理解，如同病人选择药物，有的峻急，有的和缓，有的介于二者之间。这里施药的依据完全在于病况、在于病人的体质。如果总是依靠一个生命强大的自愈力来战胜各种疾患也未尝不可，但这一定需要自身所具备的免疫力，是诸种疗法当中最上乘、也是最常见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往往不是如此。一个人要赶路、要做许多事情，他们一般不会有那么多耐心，而总是寄期望于捷径，想机械地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一切横亘在眼前的难题。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似乎更是如此。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冲动和碰撞，以至于干戈相加、血流成河。如果把封建体制比喻成一个沉疴重重、艰难喘息的老迈之人，那么它需要什么，我们是十分清楚的，只不过医治的步骤和方法各有不同。鲁迅对于国家的变革曾经有过一段很精彩的比喻，他说在中国，即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说的就是变易之难、除旧更新之难。围绕一件不太大的事情争执不休，以至于拔刀相见，甚至搅动起大面积的动荡。从此兵马奔突呼号不已，痛苦和绝望淹没了一切，以至于最终忘记了所有这些是由何而生，演变愈发剧烈，形成了不可止息的腾腾烈焰。“搬动桌子”的设想也许来自清晰的理性，可它造成的结果却是异常可怕。最后桌子没有搬成，整个陈设和积累却砸得稀巴烂，然后就是冲突之后的艰难治理，所谓的“大乱”走向“大治”。

　　那种冲决的力量来自生命的激情还是其他?很难回答。我们知道生命在许多时候要像四季一样变化，或热烈、冷肃，或严酷、温和与丰腴。在这四季轮回当中，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我们无法改造四季，所以也只有等待。改变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远不是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事情，因为它一定会引起周遭的不适和动荡。所以一个时代的改革之难，往往令人生畏，终究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大工程。人们习惯上总是表现出一种忍耐和迁就，直到种种状况严重交织，冲决之心渐渐变得激烈，以至于不可持续和安稳下去的时候，才开始众口一辞，一齐要求改变现状。这当中所有美好的前景、言辞凿凿的许诺，都会唤起众多激越和向往的心情。在这个时候，人们会一致地推动和支持改革，唯恐那些勇敢的行动不能持久、未能深入或半途而废。这时候，许多采纳的变易之方都未必经过严格的理性筛选，对它们的弊与利也就很难预估，其实在许多时候，它们离想象中的目的地是非常遥远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显而易见，不能说凡变动和革除都是好的，这里需要一再强调的，仍然是持重的理性。

　　说到近代改革，中国又不同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那是一个海上岛国，基本上缺少深入而长久的本土文明，就好像一棵大树与一棵青苗的区别。我们知道存活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古树是很难移动的，它的根脉实在扎得太深了。它完全适应了一个空间里的土壤、空气和其他，而且与这一切结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一个气候独特的自然世界。日本较早移植中国文化，后来在改革运动中转向了西方，是一种改向选择。而中国这棵大树移动起来必得格外小心，所谓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北宋新党旧党的对峙，就是由一场变革引起的。开始出于对国家的忧虑，后来则附加了权力争夺、意气用事、党派利益等诸多复杂因素。这一切扭合一起难以厘清，最终愈演愈烈，牵扯朝野上下，弄得不可收拾。这里边有个人的沉浮荣辱，有痛不欲生的煎熬，有死亡和沉沦，有暂时的快意和胜利，有终于能够一展宏图的得意者。这一场改革来得凶猛，对许多人来讲有些猝不及防，惊醒了许多人的安睡，引起无限的烦躁和痛恨。北宋自建国以来积弊无数：脆弱的边防，亏空的国库，精疲力竭的黎民。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上层权贵们惊人的骄奢淫逸。庞大的行动迟缓的官僚体系就像一个臃肿虚浮的老人一样，本应通过一场节制饮食、辅以药物调养，一点一点康复，渐渐变得干练有力，重新拥有结实的肌肉、强壮的四肢。但实际上采取的步骤却并非如此。

　　也许当初的一切用心都是好的。最高统治者宋神宗在改革派的有力鼓动下，信心满满。他的确有一个中兴之主的样子：年轻、果断，坚毅，很能用人。本来这一场改革是可以大踏步走下去的，但问题是顽固而庞大的反对改革的旧党给予了顽强抵抗，而且也拥有十足的理由：这张桌子不可以轻易搬动，不可以把原有的居所弄得尘土飞扬。事实上，困窘不堪的人民也的确需要休养生息，这与剧烈跌宕、与大动干戈的变异，与法治人物的一心强横，是完全不能相容的。

　　苏东坡与旧党素有深谊，他对他们，不仅是崇尚其施政理路，而且有很好的人脉和情感维系。这里边有性情的问题，更有儒家中庸思想支持的缘故，使他很快成为旧党阵营里的一个特殊人物：丰沛的精力，逼人的才华，宝贵的青春，在所不惜的勇气，巨大的说服力，这一切集于一身。比较起来他更为单纯和热情，正处于年轻气盛、志在必得、不吐不快的青壮时段。他胸中拥有诗书万卷，熟知历史上每一次的攻守之争、大大小小的冲突以及后果，这知识足够用来援引，最后以压倒众人的说服力、以一个诗文大家的全部语言力量，压将过去。在这一场不次于战争的炽热的交火冲突中，他好比是一挺守在隘口的重机枪，密集的火力网由此形成，也很快成为敌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个火力点。

　　他在《论管仲》一文中说：“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又说：“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他采取的比喻通俗易懂，担心那些寒热不分、胡乱服药的人，最终只能是“则病未作而药已杀人矣”。这时候他的矛头直指新法：“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臣愚蠢不识忌讳，乃者上疏论之详矣，而学术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再上皇帝书》)这两次上书，前一封长达万言，后一封愈加激烈。他在书中显然把自己作为一个广大反对者的代表和代言人，一个不知忌讳、不怕冒犯，为朝廷的利益而奋不顾身者。可惜这恳切而夸张的言辞，最后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在苏东坡眼里，那些变法者不是为了维护体制，也不仅是忽略了天下百姓的安宁休息，而是冒险急进、不惜以牺牲朝廷和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人;更有甚者，他们集合宵小，将一些不良之徒招于麾下，形成了朝中政治的一股灾殃。在儒家看来，民为贵、而君王和社稷都要次之。所以他眼中的王安石之流，在当年不仅是要搬动桌子，简直就是一场大拆除大改建，是非常可怕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几场大变革，无一不是血流遍地。苏东坡一再地提醒宋神宗这个“人主”：天下人心好比一棵树的根脉，好比一盏灯的油膏，好比一条鱼的水泽，好比一个农夫的田地。“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为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上神宗皇帝书》)这里言辞激切，而且颇有威胁的意味。他接着以商鞅变法为例，指出那一次的急切冒险、不听劝阻，虽然能骤致富强，却得罪了全天下的人，成为一场可怕的毁灭的诱因，使民众只知利而不知义，只见刑法而不见道德，惨烈的结局有目共睹。

　　在这里，苏东坡显然把王安石等变法者比喻为可恶的商鞅。他希望这一场变革更有秩序、采取更合理的步骤，做到有始有终：“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上神宗皇帝书》)

　　我们如果把苏东坡进仕时所写的策论和其他奏表作统一观，会惊讶地发现，他当年对国家改革态度之急切、措施之严厉，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现在的王安石等新党。但是，当处于时代激流的交汇点上，当真的有一位改革人物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却和旧党人士站在了一起，痛心疾首地进行反抗。这其中必有深刻的缘故，往好一点讲，是因为后者有更全面更深入的对于民情国情的体察和理解，希望越是重大的改革，越是要配合完整和适当的步骤，不可以表现出峻急和狂躁，这会让人无法承受;往不好一点讲，则是出于党派政争，是感情用事，是一些情感因素干涉和参与了清晰的理路，最后导致冲突愈演愈烈，难以平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起升级，胜利的一方逐步表现出不留余地的压倒之势，而更久远的后果，还将不停地发酵演化，令整个政治事件变得愈加严重。

　　我们在历史上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冲突双方能够寻到一个高明的裁决者，而这个人依靠自己的地位和德望，将两边的争斗加以平衡和综合，把他们的合理部分交织起来，成为一个历史的平抚者与沟通者。这样的人物在开始时或许将要出现，但很快被攻防两方激烈的反抗、无与伦比的锋锐和出乎预料的热情给吸引，最后不得不选边站。整个天平就此倾斜，历史走向了难以挽回的跌宕之期。

　　苏与孔孟管荀

　　将苏东坡作前后一致的观察，好像给人这样的印象：道从孔子，文从孟轲，物从管仲，理从荀子。然而读过他的全部诗文，特别是《荀卿论》《管仲论》之后，又会怀疑这样的判断和印象过于笼统，甚至有些不对榫。苏东坡读到的《管子》其实一直被视为“伪书”，实在不能算管子的著作，所以他引用管子的论述也就大打折扣了。他心中的管子，作为一个至为理想的人物，并没有体现在以之命名的那本书中，那是后来的儒者想当然或别有用心的撰写，目的不过是为了将一国良相对于物质社会无与伦比的贡献，归结到儒家的正统之下。实际上，管子正是因为对这种正统的叛逆，才出现了一个物质主义的齐国。

　　对于荀子，苏东坡则多有贬语，甚至极端化地认为荀子之所以能够教导出李斯这样的学生，一切并非偶然。荀子是儒家当中的锐意改革者，在这方面，曾有过很多激烈的言辞;荀子关于儒学的守护，被更大的现实方面的变异和具体施行而冲荡，带来的是可怕和惨烈的结果，这些全都体现在他的几个学生身上，比如李斯辅助秦始皇之祸。在苏东坡眼中，李斯那种极端的实用主义的冷酷，其老师荀子负有很大的责任：荀卿图一时之快而发出的言论，通过学生李斯这个中间链条延伸传递出去，最终导致了秦国变法的天大灾难。更可怕的是，这一灾难直到今天的北宋、或许还有未来，都会有一些胆大妄为者加以效法。他说：“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还说：“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荀卿论》)

　　我们知道，苏东坡作为一个忠实的儒家信徒，也不乏改革的豪志。他进仕时的那些文字，还有后来许多的奏呈和上表，都表现出不安于现状的进取的锐利，这一切和荀子当年是多么相似。但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苏东坡本人对荀子的指斥，却是如此苛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荀卿对于秦国以至于后代的变法者提供了诸多理论支持，而且最残酷的变法者与之有着师生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直接的线索，引起了诗人的反思和警觉。由此看来，他没有明说的、近在眼前的那些峻急者，其实就是北宋时期的“商鞅”和“李斯”，这是他最为恐惧和痛恨的。秦国那些变法者除了维护“人主”的权力，哪里还顾得其他，他们为了这一渺小而眼前的功名物益，对黎民是何等决绝，甚至制定出百姓不得经商、不得离开土地、不得识字、不得接受一切文明教育，将天下文明的结晶、所有开愚的文字，通通集中烧毁;以官吏为师，以刑法为据，当时因离开土地而受酷刑的人比比皆是：所谓的“商鞅变法”，渭河之水尽染血色。总之商鞅李斯之流是文明的大劫，历史的大劫。

　　今天北宋王安石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

　　国库的丰盈，朝廷财力人力和物力的强大，皆要取之黎民，这就偏离了儒家的“仁”字。这是苏东坡等旧党反对“新法”的理论依据，也是他们所秉持的崇高的道德法则。从理论上看，荀子其实主张发展经济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调和儒法的，应该与北宋旧党有着很大的共鸣点。苏东坡的《荀卿论》中对荀子多有质疑，但将其全部立论和行为结合观之，又会觉得他并不完全拘泥于原儒。就像荀子一样，他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有许多现实主义的选择，同样对原儒给予了必要的更易。苏东坡在《论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桓三年)》中，对荀子再次给予了驳斥和质疑，相反，对齐国的宰相管仲却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诸侯，威震天下。”(《管仲论》)聪慧如东坡者，不会不知道管仲与原儒的巨大分野，不会不知道孔子一生的东游没有到达齐国腹地，只有在临淄听了盛大的《韶乐》演奏，而后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物质娱乐主义的齐国与孔子的理想差异甚大，它们远不是一回事：短暂的不可以持续的物质丰裕并非目的。

　　实际上齐国既兴于管仲，也亡于管仲。整个国家在一种奢靡的物质追求之下，志糜骨酥，已没有什么远行的力量，果然，不久就在野蛮的秦国攻伐面前溃败丧国。

　　苏东坡在《孟子论》中盛赞孟子，这完全不出所料。他对荀子的结论是：“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荀卿论》)还说：“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论管仲》)我们将这些论述比较一番，可以看到苏东坡的思路还是不够周密和公允，也许在当时北宋的党争与现实冲突的格局中，他变得多少有点偏执。苏东坡既是一个恪守儒家精神和道德原则的人，又是一个多多少少的物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这也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偏向管仲的理念，缺少对物质主义足够的清醒和警惕。孔子当年也曾经赞扬过管仲在物质方面的图强和发奋有为，肯定其做出的贡献，甚至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到现在还穿着难看的土著衣服：“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但这只是一事一议，还不能概括孔子关于人事和国政的全部看法。

　　苏东坡在新党眼里具有纵横家大言蛊惑的风格，比如文章很有孟子风采，有战国时期那些说客辩士的格调：这些人华而不实，以超人的言辞蛊惑力来混淆视听，干扰清晰的理路，只能给当事者的务实和求真造成诸多迷惑。这是他们诟病苏东坡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效果。

　　干练与丰腴

　　王安石与苏东坡有很大不同，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地界限分明：一个严厉、干练、果决、冷峻;一个丰腴、温和、饱满。但他们两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而且都是清廉为政之人。这两个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极端化，好像上苍有意送给这个时代两个典型人物一样，让他们双双对峙，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不过新党中的王安石毕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边的那些同党要纯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为之大以及出发点之纯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这个时期，以及后来，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记。后来旧党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后的覆灭，都从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寻出端倪，认为是一个久病在身的国体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药，从此才走向虚败和溃散。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够公允。

　　在新党一派，有一个人与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实又是大为不同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同样做了宰相的章惇。这同样是一个下手锐利、坚毅不屈、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远远算不得一个纯谨和洁净的人，他身上的那种刻薄和阴鸷，王安石是没有的。章惇还不配与苏东坡作为一个对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当。我们将从他们两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与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有些苛刻，在这方面苏东坡是不能苟同的。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那场剧烈的党争渐告平息、王安石告老还野，苏东坡也变得理性多了，对待这位曾经高居相位的人宽容多了。王安石也同样如此。他们之所以在后来能够有一些交往、有一些非常动人的时刻，也完全是因为一个最重要的人性基础：二者皆拥有纯粹的生命品质，也都是极有趣的人。他们都能够多多少少地脱离和超越“私敌”的范畴，彼此之间都有一些钦佩在。这对于曾经作为极其尖锐的一对政敌来说，当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王与苏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也令人惊讶。

　　苏东坡当年对于王安石变法之峻急绝不通融，而且奋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旧党密集的火力之下不仅没有破碎，而且顽硬如初，成为整个新党坚实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有这类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质，即整齐划一与严厉苛责。这一点，甚至在其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现出各自生长的状态，而王安石的弟子却处处遵循师长，成为一种模板性格之下的复制品和牺牲品。苏门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门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个王令。没有比艺术创作更需要自主开放和多元包容了，而这种烂漫生长，与法家的那种生硬和强固是格格不入、难以兼融的。弟子皆要服从老师的单一标准和模式，审美志趣也就变得单调，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场也会如此。

　　记载中的王安石有许多怪癖，或者说异趣，一如他的为政风格。他是如此朴素如此清廉，但对日常生活之美没有什么追慕，竟然可以长时间不洗澡，因脏气而多被诟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句，成为一个风格特异、意蕴深邃的文人。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他都算得上一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奇人。干练与恪守成为他的短板，也成为他的特质，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尔不群。

　　王安石和苏东坡一样深结佛缘，都对佛经佛理深感兴趣。他们都属于思路清晰、求真求实之人，都关心国政，励精图治，恪守儒家治世思想和至高的道德原则，而且都一样正气充盈。后来的朱熹评价王安石，认为他文章和节行都高人一等，尤其是在道德经济这些方面最有作为，只是对他的用人不敢恭维，说：“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楚辞后语》卷六)在这个方面，朱熹之论算是公允的。旧党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是王安石从政的死敌，他评价王安石也比较公允，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在这里，“不晓事”三个字显得有趣，不晓事理、不通融，像个执拗的孩子。苏东坡的挚友和最重要的弟子黄庭坚评价王安石说：我曾经反复观察过这个人，他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从来不贪婪钱财酒色，是一世的伟人。能有这番评价，实在是中肯而感人。

　　苏东坡本人对王安石的最高评价表现在《王安石赠太傅敕》一文中：“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番话铿锵有力，绝无敷衍虚妄之辞。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现代的两个大文人，通常人们把他们作为两极人物、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来对待，就是鲁迅和胡适。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划分出来的两大“阵营”，实在荒谬之至。他们二人尽管常常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与思想倾向，那也属于知识人的“和而不同”。当有人恶毒褊狭、不留余地中伤鲁迅的时候，胡适即大为反感。他后来还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对鲁迅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古往今来，凡纯洁之人总是执守中庸，实事求是，许多时候能够施以仁慈和公允。这实在是衡量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比起喜好热闹、顽皮多趣而又极愿享受物质的苏东坡来说，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样朴素。这个人不修边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几年，对吃的东西从不挑剔。有人曾发现：他坐在饭桌旁，哪个菜离他近，他就只吃这一个菜。他当年贵为宰相，接待亲戚却未曾大摆筵席，记载中饭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几块胡饼，还有一壶酒;被招待者不高兴，喝了几杯酒，把饼掰开，吃掉中间的瓤，剩余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话没说，把扔下的部分拿过来吃掉了。这个细节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是一个局部场景，但通观一事，即可以作为他的行为风范去看待了。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极少，其夫人不得不靠亲戚的帮助才得以维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这与苏东坡也大为不同。苏东坡对异性的美是敏感的、热情的，甚至也不乏贪婪，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对于世间的斑斓颜色，苏东坡全都是着迷的、沉浸的，从自然到人生，常处于一种饱览和探究的状态，并作为一种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确认下来。王安石和妻子吴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当时的习俗曾给他买来一妾，当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却不无惊讶地问对方是谁。当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债而被迫卖身时，不仅没有收她为妾，还送了一笔钱帮她还清官债，让她离去。他的独生儿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时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着急，竟说服儿媳和儿子离婚改嫁他人，足可见出理性与仁心。比起苏东坡，王安石在许多方面实在更接近于一个现代人。

　　水性人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句妙语。作者有此一说，似乎将女人和男人的区别讲个分明。然而以此论断性别还嫌笼统粗率，其实一切单纯随性之人无不水性十足：不浊不污，不奸不藏，就会表现出十足的水性。苏东坡曾经说：“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滟滪堆赋并叙》)苏东坡身为男子，却绝非一个木石之人，更非一个土人，而实在算得上一个“水性人”。我们觉得男子如水，有些太过柔软，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水的刚性和顽韧则是另一面。水既能浸泡和抚摸，也能够“卷起千堆雪”，能够毫不畏惧地冲向坚硬的岩壁，撞碎自己，这也是水。

　　苏东坡爱水，自小到老，其生涯几乎很少离开水。他深谙水性，曾为大水作赋，且大半生都在水上游走，如他自己所说，是一条“不系之舟”。他对水一生依恋和挚爱：“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泛颍》)他知颍州，到任十天竟然有九天是在河边徘徊，以至于当地百姓笑自己的“使君”又老又痴。他笑辩自己其实并不痴，而是因为流水的美好姿态对他构成了深深的吸引。何止如此，水之品质一如心中理想人物的性情：包容与随和、洗涤和清洁，能够从善如流，且在必要的时刻激越而起，发出咆哮。他伴随水流而行，感受着无比的愉悦和快活。

　　苏东坡像水那样顺势而变，有一颗庄子所说的“应物”之心，同时又是一颗透明的心，单纯爽朗，随遇而安，这一切无不是水之特性。对比之下，我们会想起另一个极端人物王安石，这个同样需要赞誉的人杰，无论如何却不能以水做喻。他更像一个坚硬的木石，一个铁人。我们还可以把他比喻成在海风中屹立的瘦马，有铮铮铁骨，有毫不畏惧的冽风中挺立的身姿。如果说到王安石同样属于多趣之人，那么也算是顽耿之趣。《宋稗类钞》中记载：“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大惊初定的黄州日月，诗人多么依赖这条江水，与它相伴，为之豪歌。他在《水喻》中总结人与水的关系，并且回忆往昔，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几句话即活画出一个顽皮的水中少年，而后又发挥道：“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他将南北方人与水的不同关系做了对比，并引申出人生至理。

　　苏轼一生都注目于道家庄老思想，其中极重要的表述还是围绕一个水字，所谓“上善若水”，这种思想对苏东坡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启迪。他由少年的生存环境到后来一生的奔波，对水皆有依赖，这浑然统一的个人经历和自然环境或明或暗地塑造了他、设定了他、规范了他。我们总觉得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形象：他在水边徘徊，发出水一样的朗朗笑声，他游戏于水、取之于水，整个生命与水密不可分。当他初离南方来到干燥少水的密州做太守时，最初真的感到了不适。他在诗文中表达了此地与苏杭一带的对比，这时多少有点落寂和苦涩，好在他有水的性格，能够随客观环境起伏漫流，调整适应。他最终找到了密州之乐：骑马，奔驰山岗，挽弓狩猎，写出了“左牵黄，右擎苍”那样一首壮词。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即便置身于干燥之地，也不会被风干，而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的充盈与丰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