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先生在一公开场所指出，目前大陆能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人。在香港经济学副教授就可称得上经济学家。香港晋升经济学副教授的条件和国际上是接轨的，须有2篇方法论论文在国际知名学术杂志上发表。由此可见方法的重要。

　　我国古代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过繁荣，诸子百家各立其说，有许多论及方法的，老子的《道德经》是辨证逻辑的辉煌篇章。但由于古代中国专制的社会，多数思想湮灭了。

　　在古希腊数学家帕普斯的《数学汇编》第七卷里，第一次使用了“研究方法”这一术语，由于数学不可能通过实验而发展，所以比别的科学都更早更强烈地体会到，需要正确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第一次明确了正确思维的方法，给人类一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逻辑学。公元十三世纪经验主义者罗吉尔·培根指出，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给人们指出了另外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公元十四世纪，英籍法裔哲学家奥卡姆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辩论过的唯名论和唯实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指出只有剃出了普遍性概念中包含的个体性的事物，才能使概念做到真正的可比、可通约。公元十六世纪弗朗西斯科·培根在批判亚里士多德演绎推理缺陷的基础上写出了《新工具》。这位科学时代的信使指出：欧洲已经成熟。不久，归纳法成为科学界普遍采用的方法。在他去世后不久，一场科学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的起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朗西斯·培根等一批思想家为末来的科学准备了一套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伽里略在总结前人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找到了理想实验。在他的理想实验中剔除了影响运动的各种阻力因素后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为牛顿理论奠定了基础。十七世纪的罗伯特·波义耳在对气体的研究中，把无法剔除的因素加以固定，发现了波义耳定律。从此剔除影响因素、固定非研究因素成为实验设计的核心。

　　牛顿理论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取得巨大成就。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讲：世界的现在一如它的过去和将来，只要给我这一刻的条件，我就可推知世界的过去和将来。他甚至满怀豪情地要建立世界方程。确定性的因果论占据了上风。

　　当人们把研究范围朝更广阔的领域推进时，以前那种所向披靡的机械唯物论,即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逐渐遇到了阻力。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现了辩证逻辑。正是在辩证逻辑的指导下，(事实上辩证逻辑在形成之初就在指导了)，人们发现了电和磁的转化，最终麦克斯韦建立了电磁理论。十九世纪中后期，达尔文建立了生物进化论。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说。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在打开原子后，确定性不存在了，测不准和不确定占据了绝对位置，概率和统计成为解决微观世界的工具。事实上，概率早在帕斯卡时代已经开始研究了，十九世纪末概率和统计学早已经成熟。

　　二十世纪中叶，当人们开始研究动物行为时，发现世界上除了确定性、偶然性，还有目的性。这个曾经被亚里士多德论述，中世纪披上神学外衣的概念重新被科学界起用，人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控制论。

　　可见，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引和方法论的创新。我们国家应该在高中和大学初年级阶段设立《逻辑学》这门最重要的方法学，以推动方法论的普及教育，使学生真正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实现国民理性思维水平的提高，为创新社会提供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