羑河纪事二四九

　　叫魂的意识流

　　文生

　　清晨，鸡叫了，想睡到自然醒的老文被唤醒了，老文口中咕哝了两句：叫什么叫?叫魂?让人睡觉也不安生，再叫唤，杀了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然后继续睡。

　　毕竟年纪大了，瞌睡少，想睡也睡不成了，就想事。忽然想到，鸡到时打鸣，是它的本性;他一气之下的说法，不过是想睡懒觉受到了打扰，并没有杀鸡的想法。但是话传出去会如何呢?不会说着说着，就成了某某杀了人吧?

　　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有“曾子杀人”、“三人成虎”、“掘井得人”、“众口铄金”等的成语。一句随口说的语，在种种时机之下，会象南美一只蝴碟，一摇翅膀，就会引发北美巨大的风暴。

　　前几天确实有人在叫魂，因为拉闲话时有人忽然晕倒，在一边的老人赶快让晕倒的人躺平并捏人中，然后让离晕倒者最近的下一辈赶快对着南岗上叫“x，x，回家吧。”情况严重时还要跑到南岗上叫。原来老人们认为，这里商周更迭时是战场，不管那一方的将领，死了都会被封神，上了封神榜，因此南岗地下的神很多，有的神不甘心，总要想法和阳间的人说上话，人一不小心犯了迷糊的话，就会被某位神拉住，听这位神诉苦。叫魂就是让这人听到亲人的喊话后，不再犯迷糊了，魂儿赶快回来。其实就是瞬间的眩晕，老人一会儿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后，只说睡了一觉，啥也记不着了。

　　叫魂?这不是多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名么?有点印象，老文在手机上查看介绍：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籍华人孔飞力作。

　　1768年，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是盛世，由于“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和从美洲引进的如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帝国人口很快突破了1亿人大关。

　　历史学家赞美盛世时，却往往容易忽视真正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的切身感受：随着人口的暴增，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人们感到生存的压力巨大，稍有不慎有可能沦落到社会底层，奋斗终身也许也不过是糊口式的生存，还要面临各级官僚和周边流动人口的敲诈。

　　这年春天3月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在江南市镇乡村流传：一些游方和尚会使用“叫魂”的妖术，以剪掉人们辫子的方式来做法，窃取人们的灵魂为自己所用，尤其喜欢对男童下手。许多孩童向父母报告自己被和尚撒了迷药后昏昏沉沉，继而辫子就被割了。这太可怕了!在留辫和留头之间只能选一的清朝，这意味着接下来如果不去当和尚，就等被官府割头了!这引起了许多人愤怒和恐怕。

　　多地很快出现了当地村民怀疑附近出现的游方和尚在施展“叫魂”的妖术，将这些游方和尚擅自捆梆起来后用私刑惩罚的多起事件。

　　事后有些游方和尚去县衙告状喊冤，不料却遭到了衙役们的勒索，游方和尚无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们便趁机坐实了“叫魂”的罪名将其逮捕。县令将屈打成招的结果，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

　　浙江省按察使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对“妖术”保持着审慎的怀疑，这是因为儒家一向敬鬼神而远之。他经过仔细调查，发现了衙役们的勒索行为，于是将游方和尚释放，同时打了衙役们一顿板子。浙江省按察使不想让这件事闹大，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公开事件的经过。一是这事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是一个污点;二是多起群体性事件会对仕途不利;三是认为妖言惑众的事常有，自己处理了就算了。但他忽视了对这次妖术的可怕解读。

　　流言传到山东。山东愤怒和恐惧的民众将他们怀疑的叫魂者——一些乞丐流民扭送到官府，在山东巡抚富尼汉的刑讯审问下，这些乞丐流民纷纷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区某个和尚、道士的蛊惑，要他们到山东地区来从事剪辫子的“叫魂”妖术，还要将剪下的辫子带回江南地区的某个庙宇和村庄，交给这些和尚和道士。山东巡抚本来可以选择将这件事压下来处理。

　　但是，清代实行“密折制度”，每一位省级官员都可以通过密折单独向皇帝报告特殊情况，如果江南地区的官员通过密折抢先报告了妖术事件，那么富尼汉将此事压下来的举动就可能被视为包庇这些妖术者，况且根据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富尼汉极度怀疑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这些乞丐流民来山东地区“叫魂”是为了在公众中制造混乱，于是，处于“囚徒困境”中的山东巡抚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乾隆皇帝接到密折后立即陷入了震怒与恐慌当中。他震怒：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区竟然敢将如此重大的事件隐瞒不报，这让他感觉自己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力在削弱;他恐慌：妖术的表现形态——剪辫子——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这意味着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否定，地下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

　　乾隆皇帝对游方和尚和道士是“妖党”、擅用妖术这件事是宁可信其有：一来这些人是在和统治者抢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和使用权，统治者对其素无好感;二来他们也是社会流民，无家无业，确实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乾隆皇帝立即下谕旨，痛斥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一番，并责令他们立刻清剿“妖党”。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彰宝极为难堪，只好按照山东巡抚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开始缉捕“妖党”，但是翻遍了江南地区，也没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庙宇、村落和和尚道士，汇报上去引来乾隆的“无能”、“可恶”的痛骂。万般无奈之下，彰宝等官员选择将省内可疑的和尚道士全部抓起来刑讯，并将其中名字与口供中近似的人押解往京城。

　　接下来河南、直隶、湖广和陕西等地也重演了两江的做法。

　　这样，全国上下陷入了清剿“妖党”的歇斯底里运动之中，“妖党”分子越抓越多，但又没有真正抓获一个。

　　1768年10月，江苏巡抚彰宝将他抓捕的“妖党”全部解送到了京城，乾隆皇帝命令军机处主审。审讯时这些“妖党”全部翻供，都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审判官很快又提审了山东巡抚抓来的人证——那些乞丐流民与和尚道士，让他们去辨认这些曾经“蛊惑”过他们的“妖党”，结果这些人竟然将夹杂在人证中的一些官员误认为指使者，审判官们很快判定这是诬陷和胡乱攀咬。于是审判官又传唤了山东当初逮捕这些人的县令，在询问这位县令是如何得到这些人的口供时，他们发现这些人是因为受到衙役们的刑讯逼供，只好将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附会到自己身上。审判官查阅最早的案卷后发现，这场蔓延全国、持续大半年的妖术事件来自于这样一起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边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包了修复工程。当时德清县外有两座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却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因为嫉妒和贪念，便散播谣言称观音殿的和尚和修桥的石匠一起做法“叫魂”，要偷盗去观音殿礼佛者的灵魂驱使他们去修桥。这个谣言越传越广，并被添油加醋，导致后来有人来求石匠吴东明做法去害仇人，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而当地官员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只是杖责了一顿这个居心叵测的人，但不想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相信了这个谣言。最终造成了全国上下人人“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诬陷、互相栽赃、流毒全国的局势。

　　军机处的官员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此事。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选择了“模棱两可”的方式处置：首先声称妖术事件绝对存在，并让军机处行文各省，训斥了各省长官，此案蔓延甚广，在于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对朝廷缺乏敬畏之心;接着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为先，对妖术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再大张旗鼓的宣扬清剿运动。

　　在这场妖术事件中，存在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

　　第一个层次是民间百姓。人口暴增和市场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大量的社会底层流动人口出现。众多游民归根到底都靠老百姓供给，对这些人的胡作非为，老百姓也很无奈，只能以“叫魂”为名进行恶意中伤。一有条件，普通百姓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来“攫取这种自有漂浮的社会权力”自行惩办游民，这也是官方和民众在某种默契下的共谋，因为官方也头痛这些游民，也要择机进行打击。

　　第二个层次是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对“妖术”的处置，是从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出发点。因此，当乾隆皇帝利用此次“妖术”事件开始对官僚体系展开整肃和打击时，官僚体系也会进行谨慎而广泛的抵制。比如江西巡抚吴绍诗“忙而不动”，“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江苏巡抚吴坛通过转移矛盾，将一个之前被禁止的教派再次查封，并弹劾一些曾经在那里任职却没有举报的官员来作为“应付来自弘历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湖广总督定长的办法是联名上书和处置案件，“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但是真正令官僚体系感到无比恐惧的是君主的愤怒，一旦君主愤怒，他们就会毫无顾忌的靠诬陷栽赃刑讯的办法查处“妖党”，为了表明自己态度正确，“妖党”还越抓越多。

　　第三个层次是专制君主。乾隆皇帝始终认为帝国内部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敌人——腐败的官僚和密谋的叛党。皇帝拥有巨大的专制权力，但也面临官僚“制度刚性”的制约。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君主也会受到官僚体系中“官官相护”“隐瞒不报”“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等行为的制约，专制权力被架空和玩弄。因此，妖术事件给了乾隆皇帝机会，借“打击妖党”之机，整顿僵化的官僚机器，也使这场运动蔓延到全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孔飞力教授曾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一些小说中写到文革爆发的引火萦，与北京两伙中学生团体争斗相关，一伙是干部子弟，一伙是平民子弟。干部子弟讲：老子英雄儿好汉。平民子弟讲：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当时官民关系已相当紧张。

　　文革中，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借运动之机上台的干部都受到清算。但最后返上来的老干部阶层很快进入养老退休状态，这是国家政局运行走向规范的大局要求，如果不有序退出的话，那就只能在新的风暴中退出。

　　叫魂事件，也发生在他国。灯塔国发生过麦卡锡事件。

　　对于历史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石林黑塔村小谷院的前辈那样，不看现实，而是在历史故书堆中寻找结论，所以训诂派的研究结果在文化意义有成绩外，于历史并无多大指导作用。就叫魂事件来说，传统的结论无非是一场“君臣斗”闹剧，不会进行深刻分析，倒是局外人对历史看的透彻。

　　老文想，他要是没读过《叫魂》的话，叫魂在他心中，就是因鸡叫扰了清梦而发脾气，或者是唤醒老人的土法子，或者以前打孩子时，孩子哭叫，就骂孩子：作业不好好做，活儿不好好干，哭什么鬼?叫什么魂?

　　唉，叫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