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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知识分子

时间:  2023-10-14   阅读:    作者:  林步山人

  时常听人们戏谑读书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细细一想,这里面有不少值得探讨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就很值得思考。什么样的读书人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怎么个分类的?为什么知识越多就越反动了?如此说来还不如不要知识。但是反过来一想,我们正在构筑“学习型”社会,怎么可能不要知识呢?要知识自然要知识的载体,知识的载体可不就是知识分子?不但要,而且还要“和谐”。所谓的“和谐”就是叫你知识多了还不要反动。

  那么,什么叫知识分子呢?以笔者看来,就是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个体的人或一类人整体的集合。我一般不喜欢对什么东西下定义,所以这个定义下的也不伦不类。但2004年底有个以《解放日报》评论员为谐音的作者叫吉方平的,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公共知识分子”论》的文章,后有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定义下的比我下的那个定义还混蛋。很简单,因为知识分子早在我中华的历史上就有了,而中华历史肯定是比党的历史要悠久的多。准此,他的这个马屁拍的实在不像个知识分子。

  那么什么样的读书人才叫知识分子呢?如果以读书多少来论,该分为大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这么说院士、博士、硕士该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依此类推学士可以算中知识分子,学士以下读过书的人就是小知识分子了。

  但是怎么就还感觉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那些搞政治的人,也读过书,甚至还是博士,自然也有不少的学问,而且也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但他们很明显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所以我上面下的定义也是狗屁不通。因为就如数学上的集合一样,只说了他们之间的交集,而没有相交的部分却没有说出来,所以要给知识分子分类确实是一件麻烦的事。

  我记得西方的一位哲人就曾给知识分子分过类,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是幕僚型知识分子,即葛兰西称之谓“统治集团的管家”;一类是技术型知识分子,就是技术专家;一类为人文知识分子。前两者好理解,因为可以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比如古代就流行过“养士”,士可不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正如现在的知识分子后面都带个“士”字。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院士、博士、硕士、学士。而“士”和知识分子被养,可不就是幕僚了,所以幕僚和士也都是知识分子了。现代的幕僚说白了,就是秘书,是某某研究中心,其特征还是脱不了一个“养”字。与下面所说的“上书房行走”属于一类。

  而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无疑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他们搞的都是高科技,比如古代的张衡、李冰等等在现如今就是工程院院士,这样的院士,虽然也属于被养系列,但他们到底为社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以科技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那些被养的鸡鸣狗盗之徒、献媚邀宠之辈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一类技术型知识分子是永远值得人们景仰的。

  惟独人文知识分子很复杂,所以还要作进一步的划分。鄙人不揣冒昧,认为对人文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风花雪月型、考古型、隐士型、上书房行走型、和脑生反骨型。且容在下一一析之:

  首先是风花雪月型。好理解,这类知识分子就是不问时世,“春有鲜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像古时候的李白、李商隐、柳三变、唐伯虎等知识分子就是这一类,他们或是不满权贵而流连于山水之间,或是不被权贵所容而嬉戏于青楼红粉之中,或是蓬头跣足于闹市,或是醉心于琴棋书画,而藏于山野寺庙。参差不齐,要用现实的眼光看这一类人,就是颓废,就是无聊。但他们却以为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或嬉笑怒骂,或对酒当歌,或对着天空和星星发呆。虽对社会无益,但也无害。

  其次为考古型知识分子。考古型的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还是有所区别的,现代的时势他管不着,因为闹不好会扣上“右派”的帽子,所以沉入故纸堆里,如清朝初始时就以考据著称,为什么?怕文字狱,所以才考古,但是考本国的古还是有危险,于是索性就考外国的古,介绍一些外国的东西,离中国的更远。但这类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怕,骨子里仍有悲悯情怀,或借古讽今,或借外讽内,以微风细雨润之。所以这类知识分子虽可敬,但也可叹。难道不是吗?

  再次就到了隐士型。隐士型知识分子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很多。这叫打不过你,我让你,我自己图开心,图消遥。以老庄的思想为宗旨。这类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和博的阶段,知道时世、世事的不易。之所以归隐,一是觉得不好玩了,如以鸟般“恋旧林”的陶渊明,如鱼般入西湖的范蠡,再不济就象王国维投到颐和园的湖,等等。二是不带你玩了,因为负有盛名,不便于消灭,不如就让你归隐。变大隐为小隐,隐于野。到底落得了善终。这一类很多,与“风花雪月型“知识分子有相交的部分,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再再次为“上书房行走型”。这一类人也算是知识分子,而且有不少还是弘学大儒,美其名曰:“大隐隐于朝”,他们以皇上的圣旨为载体,推动社会的变革,或不小心阻挠了社会的变革。这也怪不得他们,其一是志向所然,如孔子曰:“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且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实在要怪的话,就怪皇上太英明了,士能为我所用,何乐不为?唐太宗开科举取士后大喜:“天下士子尽入我瓮中也”。而士子却甘心被驱,且谓之“士为知己者死”。这似乎竟成为士的最高目标了。比如现而今的两院院士,谁不垂涎?既被统治者视为知己,且又有丰厚的俸禄,自然得为主人效力,这么说称之谓“御用”也就不过分了,可悲的是仰人鼻息而不自知。一旦在当权者那儿失宠,就会变成“风花雪月型”或是“隐士型”,也许还可以增加一个型,叫流放型。其二为生存所迫,如果要养成独立的思想,最简单是要有住处,有衣足,有饭饱,至于要求“食有鱼、出有车”那已是将自己买了,在待价而沽呢。如果切断了他们的面包,或干脆将其共产,你还不乖乖的投靠于面包?悲兮,面包!面包,悲兮!所幸现在不搞共产了,在搞私有制,也许将来有了“破帽遮颜”、有了面包,他们就不在上书房行走了,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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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该说说到脑生反骨型的了。所谓脑生反骨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敢于直面现实,且心存济世情怀,不甘被豢养,独立特行,与体制保持一定的距离,于体制外叫嚣,他们不是隶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而是属于自己,属于整个社会。如飞蛾扑火也在所不惜,可惜他们的声音一般不被听到,一方面是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就是偶尔被听到了,人家也装着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属于体制外的声音。很不好听,甚至很难听。所以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很难找到了,简直成了国宝,如李贽、如鲁迅。就连鲁迅还有人不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不是学士、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这些知识分子因为不能造导弹,不愿在“上书房行走”,不甘被收买;也因为没有谁给他们任务,甚至还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莫名的压力,但他们还像“一条老狗”样的一厢情愿的在叫,这样的叫声只是出于一种道义、出于一种良心;所以他们活的很累,很辛苦。如在元代就被放在官、吏、僧、道、医、工、猎、民之后,放在乞丐之上,谓之老九,甚至就连老九都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臭字。闹不好,人家一翻脸,脑袋就搬了家。可是因为他叫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传的很远,所以他们是属于公共的。

  准此,我以为区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具有自己的灵魂,其“分水岭”就是在于是否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叫。遗憾的是,而今连这样叫声都很难听到了。是被收买在上书房行走了吗?还是考古去了?抑或是玩风花雪月去了?抑或是归隐和流放去了?所以只剩下一些四不象在走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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