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北塔《诗人合是拾遗未》，尤感眼下的拍砖有点像补阙、拾遗。

　　拾遗一职，始于武后执政。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大规模改革谏诤制度，加置左右补阙(秩从七品上)、左右拾遗(秩从八品上)各两名。其后又大大增添定员，以至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讥。补阙、拾遗的职责就是补朝廷之阙(缺失)，拾百官之遗(遗漏)。皇帝对拾遗选用也很微妙：职位很重要，官阶很低微。曾经担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对此分析得很透彻：“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拾遗的人选也是颇有文才的，如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著名诗人都是从拾遗干起。

　　拾遗不是纪检、监察官员，没有调查、处分官员的权力，但可以直接检举、弹劾大臣，相当于舆论监督。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后，我国民主风气大大削弱，对领导干部的舆论监督也很难到位，干部之间多是明哲保身，明知不对也不做原则上的斗争，甚至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反而是网络上的拍砖风气才使某些不“好自为之”的官员受到揭露，引起高层重视直到被查处。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四川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等等，被网民捉个正着在网络曝光，传统媒体“推波助澜”，形成舆论监督强大声势，促使有关部门顺藤摸瓜进行调查并给予处分。网络的舆论监督不仅仅在对于贪官污吏的揭发，还包括了对一些建设项目的评估，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抨击。眼下网络舆论在某些程度上颇有补阙、拾遗的作用。在封建社会，言官只要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可以向上举报，无需仔细调查，这和网络的拍砖有些相似。

　　古代很重视言官制度，授予了言官“捕风捉影”的权利，就是说发现某个官员有违规行为，或是市井对官员的评价如歌谣、童谣，不用照相、录像、录音，便可举报，交给朝廷审视就行，“小则上封，大则廷诤”。而网络却不行，因为网民没有“捕风捉影”的权力，且“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其诉求无法直达庙堂。别说是捕风捉影，就是有依据，一旦涉及某些人的利益，便会被当权者以“诽谤罪”拘捕，河南王帅的案件就是例证。

　　当然，古代的补阙、拾遗们也并不是没有风险，拾遗本职主要是向皇帝提意见的，后来转变为向皇帝“打小报告”。拾遗是皇帝的近臣、智囊，看来很风光，但其实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最终也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提意见如果过火了，触犯龙颜，不小心就会被皇帝老子炒鱿鱼，甚至治罪;另一方面，拾遗要尽责尽力完成谏诤的任务，如果做老好人或胆小怕事没有成绩，也只能靠边站，所以，不得不像特务一样去监视官员，搞他几个下来，这样就会触犯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下场比得罪皇帝还惨。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补阙、拾遗和网民的监督又不尽相同，补阙、拾遗是现职领导干部，干了一年后，表现出色，就可以升迁。任期短，机会大，流动性也大，新任拾遗一般都是血气方刚、才高八斗的少壮派，他们思想活跃、锐意进取、敢说敢为，没有太多的顾虑反有升迁的诱惑，以期届满能占据要职。这就鼓励拾遗们积极、认真地“遗失补阙”了。而网民不同，结构成分复杂，既有无聊聊天，又有热衷网恋，真正直面人生、抨击时弊的相对不多，多为匿名上网，想通过“拍砖”方式获得升迁是不可能的，一般都是通过网络来排泄心中的不满或泄私愤。但是，网民中也不乏正直的教授、专家、学者、记者、编辑，也有领导干部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他们以网络为武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普及法律知识，针对官场中的不良习气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敢于为民请命。其实，网络中就隐匿着不少掌握实权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潜在水中，憋着气关注着论坛、博客的讨论，偶尔也会披着马甲露露头踩几下。因而，整个网络舆论是错综复杂，很难辨别的，www.xinwenju.com需要有关部门认真对待，否则就会措手不及，被动应付。而杭州市通过立法于5月1日开始实施的所谓“实名制”，实质上是剥夺杭州网民“补阙拾遗”的作用，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