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历史，读到许多难以想象的旧人旧事。以五四为例，他说那“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没过几天又放了。当然，第一，当时的政府也希望缓和;第二，火烧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这好像是难以想象的事”。(何兆武著：《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以下引文均同)

　　不光何兆武先生感到难以想象，就是我也深有同感。曹汝霖的家被烧了，他没有依仗权势捕杀学生，而是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恕我才疏学浅，我读书识字的历史也有几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客观评价曹汝霖。以往的印象，曹汝霖不就是五四罪人吗?学生被放了回来，蔡元培带着教师去欢迎——倘非有一个包容性中央政权(即北洋政府)在那里，如此这般难以想象的人和事还会有吗?何兆武先生因而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而我要说，类似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同样不会出现。

　　北京大学到了蒋梦麟时代，继续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就是在保护学生方面，也完全一样。何兆武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按照阶级成分来划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兼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护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学生因政见之异被捕，执政当局的教育部长兼北大校长亲自去解救，在今天看来，他不是脑子进水，就是乌纱帽戴烦了，除外无可解释。但在蒋梦麟时代，救学生却是校长以及老师们的本分。我们可以追问一下，是谁给蒋梦麟们以保护学生的权力?是执政当局，是那个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这使我想起民国初年的两件事。当时，一些官员包括总统的子女，以自费生的名义，就读于清华大学。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周刊》发表《冯黎子弟与自费》的文章，指出总统子弟也是国民，不应该享受特权，自费也不行，除非公开招收自费生。文章一出，即在清华园内炸开了锅。结果校长出面，将已借读的总统的两个孙子、副总统的儿子们劝退。当年的一位清华大学生(后为教授)回忆说，打那以后，总统只得请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家为孩子们辅导，而且那些孩子还真没有什么纨绔习气，常常主动给这些家教们擦皮鞋等等，很是礼貌周全。1940年代末，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结果被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拒绝了。潘光旦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按照这些难以想象的旧人旧事去推理今天的大学，还有哪一家是值钱的?

　　回到原题。何兆武先生一家七口皆出西南联合大学(很不幸，这里又提到了西南联大。有的朋友对此抱有成见，说我把西南联大的事都“写烂”了。我的困惑就在于，假如写到中国的教育，能有胜比西南联大的，我情愿不再拿它当坐标。然而，今天的大学除了学术腐败外，几无谈资，因而老北大、老清华、西南联大也就成了中国大学永远的里程碑。既然不能出新，又何必厌陈)，他的口述历史，也就不能一迈而过。谈起西南联大，何兆武就抑制不住兴奋，他说那是他人生最最幸福的一个时期。我们要知道，西南联大的时候，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阶段，昆明当时的物价飞涨，人的生活苦不堪言。但何兆武先生却说，那是他最美好的一段生活。是什么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两个字：自由。

　　何兆武先生口述道：“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西南联大的学生，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这是何兆武先生最为力赞的，他的观点是：“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何兆武所说的自由，为西南联大造就了大批光辉耀眼的名教授(因多次在文中提及，这里不赘)，也为西南联大造就了杨振宁、李政道、www.xinwenju.com殷海光、汪曾祺、王浩(他后来成为西方社会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等大批优秀学生。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说的，“如果大家开口都说一样的话(也就是没有学术自由——魏得胜评注)，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后来的大学，数量上不知凡几，但却几无名师，更无高徒，恐怕这与“大家开口都说一样的话”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