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周刊年初曾发文认为，2009年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人们多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现象，并未把中国传统文化对此类事件的认知，当作一种思想资源来考察。其实这是个古老的社会问题。

　　孟子曾借此类故事，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邹、鲁两国交战，邹国官吏战死多人，但亲历战事的民众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见死不救。这在当时属严重的群体事件了，让国君邹穆公很是困惑，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民众。邹穆公非常明白，不能用诛杀来解决问题，因为“诛之，则不可胜诛”，杀是杀不完的。

　　邹穆公有理由困惑，因为他确是一个亲民如子的国君。当时邹国宫廷养鹅用于祭祀，以粟为饲料，粟是当时百姓主食。穆公发现后，便明令以后养鹅不得用粟，只能用人们不吃的秕子。如此一来，秕子反而成了紧俏货，价格高过了粟，宫中养鹅费用高于以往，遭到官员反对。哪知穆公回应道：“这你们就不明白了!百姓养牛耕地，在烈日中光着脊背劳作，难道是为了鸟兽在耕作吗?粟是人吃的食物，怎可拿来喂鹅?你们只知计较私利，却不为国家大计着想。国君是百姓的父母，把官仓的粟转移给百姓，还不是我们的粟?粟存在官仓，和收藏在百姓家中，对我来说有何不同吗?”此话传到民间，一时民心大振。

　　这样一个贤能的国君，却遭到民众的集体白眼，这是为何呢?孟子解答了他的困惑。原来邹国虽然“仓廪实，府库充”，是穆公德政所致，但这项德政并没能适时解救民困。民众一旦遇到凶年饥岁，灾情没有及时传达给穆公，导致“上慢而残下”，民众依然过着痛苦的生活。为何如此?原来是在下的地方官“莫以告”，使得穆公与民众沟通的管道完全堵塞了。在孟子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存在某个群体的诉求未被满足或沟通渠道不畅，总会引发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社会的常态。

　　从古至今，群体性事件都被看作一种政治方式，而政治原本就是人类为了解决集体生活的难题而做的尝试。考察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政治生活从来就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人们犯了错误，审查和思考这些错误，再去纠正这些错误，这便是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社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审查和纠正错误的机会。

　　孟子引用曾子的名言，解释了其中原理。这句话很著名：“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小心小心呵!自己的作为，无论善恶，结果必定会回报到自己的身上。这个论点，和西方社会学观点非常相近。西方社会学中有个暴力守衡原理，就是执政者对社会施加的暴力，终究会反弹回来。事实上，对社会造成伤害与破坏的不是群体性事件，而是暴力事件。如何不让群体性事件升级为暴力事件，才是问题的关键。

　　战国的国君明白“诛之，则不可胜诛”的道理，可见他没有派出兵力对民众镇压，那个年代也并无警察。穿制服的警察，本来是来阻止暴力事件发生的，但如果处置不当，往往引起一些民众的不安和愤怒，使民众与政府的谈判意愿，转变成为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

　　果然孟子说了，百姓平日吃足了苦头，所以才会如此报复，希望你不责怪他们了，要想挽回民心，杀戮和刑罚是办不到的。只有反省自身，督导官吏，勤访民怨，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本来设置官吏，是为民众服务的，但常常出现的却是官欺民、民惧官的情况。一旦有了官民对立的情绪，真正的民情了解起来就变得困难，此时，执政者肯定不能考虑以暴制暴，只有分析相关成因。孟子不仅没要求执政者事事要求“稳定”，更没有简单地把稳定等同于“控制”，他期望的还是扩大民众诉求的空间。如今常说的民意沟通、民生保障、权力制衡这些观点，其实在《孟子》中都有明确表达，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比较古朴而已。在孟子的观念中，群体性事件是与执政者的良性互动，更是民众的一种常态政治行为，一切并不可怕。

　　孟子的这番话，邹穆公听进去了。据史料载，邹穆公在位期间，车驾不披毛皮布帛，马不吃禾苗粮食，没有纵欲乖僻的爱好，更无骄横肆意的行为，食物简单，衣着随意。所以，邹国很小，周边国家从不敢轻视。穆公死后，邹国百姓像死了慈父般难受，哀哭了三个月，连邻国人也抱手哀行。酒家不卖酒了，屠户罢市回家，顽童不唱歌，泥匠停了工作，妇女摘下珠玉，男子取下佩饰，琴瑟无音，哀期长达一年。这些悲哀都是民众发自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