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深水区，甚嚣尘上的GDP唯一论将逐步回归到理性轨道。基于此，GDP考核不再作为考核官员执政效能的单一指标，环境治理、绿色施政、幸福指数等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群众意愿的“软考核”势必成为今后的改革方向。较之GDP，在党员管理上，是否也存在单纯注重党员数量和发展规模上?

　　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高达8260.2万名。(新华社北京2012年6月30日电)论数量，已超英、法两个欧洲大国人口总和;论规模，已是1921年建党时的近165万倍。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称为世界第一大党。

　　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会议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提到，“随着党员队伍越来越壮大，管党治党任务更加艰巨。有的党组织对发展党员把关不严，发展党员质量需要提高;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党中央敏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在发展党员的同时，其质量才是筛选合格党员的试金石。鉴于此，在党员管理上，下一步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型将成为党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着重点。

　　众所周知，党在执政前后的地位变化，深刻地影响到入党者的动机。执政前，入党者基于对党的忠诚信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追求，时刻面临着白色恐怖和死亡威胁;而执政后，一些入党者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快速致富的政治跳板，视党性于不顾，其兽性暴露无遗;弃原则于不屑，其本性遭然若揭。长久以来，党内存在耗子屎早已司空见惯，从鱼贯而出的党员贪官便可窥一斑。这类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毒瘤根深蒂固于民间，必然会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以历史演变进程来看，引起“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的政治宿命并非危言耸听。为此，新一届党中央频繁释放信号，无不彰显着反腐的决心和群众的期盼，无不体现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国家祈盼。以苏联模式为例，从苏共(布)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突然崩解，其沉重教训令人深思。若仍以“数量论英雄”，那么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则成必然。

　　与教育模式“宽进严出”的培养形式不同，在关乎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党员管理上，如果入党条件过低，形形色色的动机不纯者混进来，轻则啃噬肌体，重则全身溃烂。然从诸多党员腐败的案例来看，无论是体制弊端，还是政策错位，都存在长久的沉珂诟病。首先，某些党员贪官在东窗事发后，受到的不是法律制裁，而是“留党察看”，换个马甲继而东山再起。如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报案谎称被抢300万元。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却近5000万元，金条七八公斤，另外还有名表、钻戒、项链等名贵奢侈品。”两名小偷盗窃贪官财产被判一死一缓，而白培中却只是“留党察看”(2012年12月14日人民网)。上演了一出当代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官场现形记。贪官“留在党内”，意味着他们依然符合党员条件，依旧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可笑至极，跃然纸上。其次，“打着党员旗号，干着个人‘喜好’”，党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但江苏省射阳县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对原粮食局局长刘平的任命，而县委则任命他为粮食局党委书记，刘平竟大言不惭道：“人民不要我，党要!”(《人民日报》2003年8月26日第13版)，荒唐之极，令人捧腹。再次，部分党员干部片面地认为党群关系分裂，甚至争锋相对。于是出现了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发出的狮子吼：“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兽性大发，昭然若揭。

　　说到此，会议中还提到“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改进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其中“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问题被列入重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上没有完美的政党。苏共时期，列宁曾谈到：“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并公开声明，“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而清洗的重点则是“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诚然，在列宁逝世后所爆发的一系列大整肃和恐怖行径，为共产主义历史注入了骇人的病毒因子。基于此，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经验时，亦把其坏习惯给学会了。仅以“文革”为例，以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理论和环境实践，政策引导和工作错位，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大批老党员干部被剔除出局，大量造反派被提拔重用，甚至滥用，使我国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苦痛涅槃，自由与尊严消失殆尽，希望与生命荡然无存。

　　以史为鉴，如何确实有效地管理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实现确实意义上从量到质的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型，这是新一届国家领导阶层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在新形势下，党员管理改革势在必行，它是一项合乎党心，顺应民意，于党于国的政治系统工程。无他，跨过黑暗便是黎明。为此，让吾辈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