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门回来，儿子告诉我，有一个阿姨来过。问他阿姨长得什么样，儿子拿着长统连发枪，向天空射着黄豆，说：“不知道!因为她化了妆。”

　　化了妆的人，虽然增加了色彩，但是常常使我把第一个女孩当成第二个，把第二个女孩又当成第三个。她们全都化得差不多了。

　　以脂粉涂面，隐没了脸目的人，忽然提醒了我。

　　我忖量着我认识的人们。细想，他们一个个都绝不重复。五官、嗓音、性格、姿态，人与人相差甚远。可以说，作为一个生物，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找不出来他的第二个复制者。

　　我认识一个有见地的医生，他告诉我，从医学的角度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异体，充满了抗拒着人类共有的通融性的异体。他说，在美国，有心脏功能障碍的幼儿，被移植了完好的心脏后，终生都要注射一种针剂，为了战胜人体内顽固不改的强烈排它性。

　　一部美国专题片，描述了一个孩子车祸死亡。他的父母出于人道，把孩子完好的心脏捐献给了一个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孩子。在一个小雪如烟的下午，四位家长在一个儿童游乐场见面。没有过多的应酬话，他们都侧过身，无言地望着在滑梯上折腾玩耍着的孩子。突然，那个身是A家、心是B家的孩子，变换了玩的方法。他脱了鞋，很费力地倒爬上滑梯。也许，那已经夭折了的孩子就是经常这样倒爬的。“心”的母亲突然无声地哭起来，她望见儿子只剩下的那一颗“心”，像一只泵，给了另一个孩子以蹦跳蹬爬的动力。而躯体的父母，正隐隐地担心，不知道那颗小心脏能为他们跳动多久?

　　我们人的躯体，以令人惊奇的顽强和忠诚，捍卫着自我的独立与完美。在前一种惊奇之后，我又为社会对人类意识的巨大同化力量感到更大的惊奇。

　　在深圳，接电话的小姐们，都拿着同样娇嫩的腔调，学着同样的台湾式国语。她们画在脸上的浓妆，也依据同样的审美：眼皮是紫的，嘴唇是红的，眉毛细若游丝……去年，街上出现了一种带笨拙后跟儿的鞋子。之后，这鞋一夜风行，不分高矮胖瘦的女孩儿，都脚踏重靴，走起路来，像戴着黑沉沉的铁镣。

　　在“革命”很时髦的时候，全体人民都一涌而去革命，全国的墙壁都写满了红字，还画了蓝的海浪和红的太阳，大家都跳“忠字舞”。在钱很时髦的时候，几乎全民族的人都急不可待，妄图一夜间梦想成真，齐齐地去抓一切闪耀着金光的东西。

　　我们人类的异体性在哪里?你不同于别人而鲜明独特的灵魂在哪里?你与你的躯体相搭配的思维个性、行为个性在哪里?

　　有一部电影叫《洗脑》，写了一队囚犯被困在孤岛上，终日用布条擦洗岛上土红色的岩石。他们穿着相同的囚衣，列队走上岩石，千百遍地重复着整齐划一的动作，做着相同的忏悔。囚徒们是被迫的。而时尚，被人们争相追逐，甚至超越了心脏和头颅，更加驱使着人们。时尚，才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剧烈滋生的恶性肿瘤，这肿瘤，被人们自愿地置入身体。

　　一个在广州的朋友，新配了手提电话。他打长途来，并没有什么事情，一会儿声称，我现在蹲在一棵紫荆树底下，声音怎么样;一会儿又说，我来到了人行护栏边，听清楚了没有。真没想到，那么一个万把元钱的东西，折腾得他成了复杂地形中的我军通讯员。

　　手提电话，还只是给少数人挥舞着;而电，却难以抗拒。

　　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权威，一个机构的权威，能够与电视机的权威相比拟。它张着无形的嘴，吞噬着人的一切剩余精力。电视、电脑、光盘、影碟……正全面侵占着人类最后的个人角落。

　　有纪律严明者讽刺我，因为插过队，变成了自由散漫的落后农民，从内心里抵制现代文明。而他曾在工厂里做过产业工人。他的车床生产出来的零件，个个必须是经过千分尺度量过的，国家对此规定了统一的标准，简称“国标”。他说，一个人连“国标”都不知道怎么能行?

　　如果我们的一切，真的是被“国标”着，我将放弃对各种形式精神与自由的追寻，我宁愿去赞美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体。

　　报纸上说，一九九五年，巴西重新组建国家队，主教练要求新的国脚们必须除去长发，卡吉尼亚因为保留自己的美发而退出了国家队。他说，我首先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球员。

　　我欣赏这个为了保留自己毛发而拒绝重要社会角色的巴西人。

　　你的血，流在你自己的血管里，看着别人奔驰疾跑，你的心脏不会加快跳动;听到别人动听的声音，你也不要慌乱，仍保持你的节奏。在举世齐步登上那光秃岩石之际，你要从那每一个被洗了脑的囚徒中挣扎自救。请你为了这生态日益失调的地球，保留一个天然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