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间画廊的图书展室去是经常的。那一天，在展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本新出版的摄影集，都是关于中国民居、旧城、老胡同一类的集子。画廊的小姐说，最近，这类书有好多种选本，照片都是很珍贵。

　　我从来没有那么集中地看到这个世纪初的中国，那些寒伧的乡村和城市。我看见各种各样侏儒般的男人，涂着樱桃红嘴的小脚女人;种族的先人，以他们没有知觉到的坦然的姿态，坐卧站立，被固定在纸张之上;后脑上拖着焦辫子的手艺人、穿长袍的商人，奸滑地卷着雪白的马蹄袖;一张张平坦、麻木如小土丘的脸重叠着，他们在围观新党被砍头的场面;五官狰狞的卖大粒丸者和两眼之间扑了白粉的说唱艺人……我抚摸那些纸，它们在纸上的面目形态，不可能是凸的。但是它们确切地曾经活过。而今天被我抚摸的，只是平滑的纸。这纸上有皮具的臭味儿和关东烟的干辣，有毛驴的哀叫和衰老、邋遢的咳嗽。

　　空气不再新鲜，悲观从深处涌上来。

　　摄影作品是真实的，我们就从这些画册里走出来。他们，离我并不遥远。这就是我们上溯两三代的祖辈人。他们无一例外地矮、猥琐，鼠头鼠脑，面目缺少起码的表情。面对那些篷头垢面、黄腊着脸、五短身材者，我明白了，为什么曾经有留学生在国外，矢口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假冒东洋鬼子。

　　李白的手上，拿着佩剑，剑刃闪现着唐朝的月光。他一次次地想切断水，但是又一次次痛苦地对着长夜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于是一个诗人关于抽刀断水的天真幻想，只能记载在诗歌里，想斩断自己的来路是断然不可能的。

　　悲观涌上来。我手上捧着我们的来历。我体会着李白，看着他的佩剑在水中变幻成一片碎光的无奈。

　　在我左右，不断有人拿起相同的书。我注意到，他们都很平静，轻拿轻放，和翻一本广告画册没有不同。我没有看到窘迫与无地自容。照片上的人物肯定留有后人，这后人也许就站在画廊里，我想看见他们心的里面有没有感触。但是什么也不可能被看见。没有一个人，能感觉到另一个人，也不会有人轻意为一本书所动。悲观像咸苦的潮水，就这样一层一层涌上来，我看不见地平线。

　　是什么，把我一个人投进这死静的水中，而现实全在岸上。人们衣冠楚楚，无悲无喜，在一座眩目的新城里。

　　顶灯熄灭了一半，画廊里的小姐用广东话低声说，营业时间到了，请把书放到书架上。她好像还说欢迎再来。那声音极精致，有着薄瓷片的清脆和透明。我看见，展室出口有一条金属的楼梯扶手，一直向下，那里有英文的“出口”标志。但是，悲观并没有退下去，它反而充满了空间，没有果断的声音帮我切换时空，把我拉回现实中来。

　　出了画廊的门，我看见“麦当劳”的标志牌在昏暗的空中自转。天，被它转成怪诞的黄色。我看麦当劳像祁连山一般远。我的祖先，通过那些黄旧的照片，给了我这种卑微无望的目光。

　　紧接着，我碰上一个熟人，男的，专业摄影师，留着长发，扎成一绺稀疏的辫子。他正在锁车，是他自己装饰的一辆全黑摩托车。他说，最近的晚上，都在“迪斯科”广场里过，泡吧房，喝黑啤，不到两点钟不回住处。他说的话里夹带着一些英文单词。这是一种时髦。而我，点着头，自觉得心绪目光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带着先人的土腥气和怪异，用百年前的眼睛望着他。他的手上，是一串响着的钥匙。我看他黑衣黑裤，像午门外一个拿枪刺等待行刑令的狱卒。

　　李白一次次地抽刀断水，是多么巨大的惆怅使他拔出剑。我知道那种诗人敏锐如针的感觉。

　　美国影片《一九八四》中有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镜头。男女主人公在郊外秘密幽会。男主人公走进画面，通过他的主观目光向远方眺望：他靠着一扇介于现实与幻觉之间的门。从那门望出去，是疏缓明媚的一片坡地，绿茵茵，隐藏着水汽和生机。他长久地伫立，望着那梦境一样的远方。《一九八四》这部悲惨的寓言中，只有唯一的这个亮处。而我也站在一个门的框架边，和它相反，我看到门的背后。我的前面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见背后，那是沉闷荒凉的地平线。我看见无数条昏黄泥泞的窄路，交错纵横，每条路上有密布如蚁的人群。

　　我听见神说，你从哪儿来?你到现在还不清梦吗?

　　我听见我说，我清楚了。

　　但是，神还盯着我。那种目光，不放我走离开。

　　虽然，有一只现实的手，带着手套，想在我眼前加一块柔光镜。但是，悲观像涨潮一样喷涌上来。我已经知道了。

　　我认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无奸不商。他说他经商是祖传的。他祖父早年在马市上卖马。买方和卖方，在袖子里捏着手指讲价，也叫一种“手谈”。他的母亲在一所大学门口卖瓜子。后来，他就读了那所大学。商人滔滔不绝，我提前溜走了。我怀疑他是要请人为他撰写奸诈从商的家史。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不好”，是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个字。当我站在水里，我被悲观之水浸染，越过了“不好”的枝叶花朵，我看见了不好的根部，那种巨大和阴森。我们就是在不好之上生长，是不好的水、不好的日照、不好的土质。

　　我到对面的渔民村去，没有一次不陷进灰暗的感觉之中。这个老村子，离我的住宅区只有一分钟。在暴露的阴沟、香火、关公牌位之间，那条村子贯穿各户的路，只能侧身通过一个人。我曾向一个蹲着的老人问出路。老人眼都不眨地静止着，如同一只久无烟火，蒙满灰尘的灶台。我很少到村子里去。每次，我都不敢正视那些墙角上供着的干瘪柑桔，还有小如监窗的黑木窗棂上悬着的照妖镜、小店里卖着的一迭迭面值亿元的阴府纸钱。正是这个远处站着嶙峋炮台的旧村子里，住着一家家今天的人。

　　年代之车，它的跨度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巨大。它的前轮在今天的红线上，后轮还在昨天的泥泞里。锐变的壳，还没有剥掉。它的辎重一件未减，全在车上。那百年前的气氛，它如舞台追光一样，紧跟在我们脚步后面。

　　悲观涌上来。一个人在水里，不可能再讲话。

　　我回到家里，有很多天，克服不掉生长在“不好”之上的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