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见过的地主，都有固定的模式：默不作声，不敢抬头正眼看人。

　　我能记起两个地主。一个很高的个儿，头永远压得很低。听说是个兽医，不知道为什么被定成了地主。出工的时候，他跟在稀稀落落的队伍后面，即使那么低头，还是比所有的人都高出一截。另外的一个，我从来没看见他走动，他是靠在场院那截土墙上的一尊泥塑，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十只手指甲又黑又长。

　　不记得和任何一个地主讲过话。一个人的成分是地主，在那个时候，相当于被开出了人籍。

　　刚到农村插队的那几天，周围的每一张脸都陌生。我在心里努力想记住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

　　屯子中间有一眼泉，泉的四周地势低洼，都是柳树丛。我在队部的院里，看见一个女人从柳树丛里面出来，上了岗。她二十几岁，抓着一把小锄头。我们那一带的女社员有戴男式帽子的习惯，把头发盘在里面。她也戴着帽子，头发把帽子顶得很高。她腿短，上身长，走路像被追赶的鸭子。她的名字，我现在还能记得，叫颟儿。在东北话里，“颟”字的意思是很蠢、很闷。

　　懒洋洋的人都坐在队部门前，等待出工的女社员看见了颟儿，好像都精神了。隔着三四十米，我听见她们大声对骂。她们之间的骂，我当时听不懂，似乎都是一语双关。

　　颟儿一直走到我面前，和那些女人说笑着。她看了我一眼，说：“这不是又新来了一个学生吗?咱说话可别太牙碜(难听)了!”

　　说过了这话，她胖胖地转过身，相当难看地左右扭着，模仿地方戏演员的动作，引得社员哄笑不止。

　　干活的时候，没有颟儿肯定不热闹。几十个女社员拿着小锄头，一起向大地走，只有她前窜后跑，到处招人骂她，骂得多恶毒，她也不恼。

　　我一直在心里想，她是愿意做别人的笑料吗?她是真的不知廉耻吗?

　　我问户里的老生。户里的人说：“她缺心眼儿!”

　　我们屯子里有一块远近闻名的地，垅长得惊人。听说去那块地干活，连老农都发愁叹气。那一年，那块地里种的是谷子。一垅谷子，从南到北，要薅两天才能见到地头。

　　刚下去的知青，干任何农活都落在最后。我们分不清苗和草，绿油油的，都长到一寸长。手指头肿了，腰和腿完全僵硬。我们在前不见头儿，后不见边儿的地里爬。

　　突然听到前面有哭喊声，又是颟儿在出丑。

　　她正趴在地上，连连给一片坟地磕头。十几座坟像扁平的馒头。她装哭装得跟死了爹妈那样。她用一种曲调唱着说：“你们大恩大德呀，接上了我的这根儿垅!你们死了多少年了，也没人来给你们种树，也没人来给拔草。荒郊野岭的，我给你们磕头了呀!”

　　社员们全都停了手，放下小锄头，坐在地上尽情地笑。人们越笑，她磕得越响，帽子上沾满了土。她摘下来，在屁股上使劲地拍，然后自己也放声大笑，笑起来很像咳嗽。

　　不知道那是什么人的坟地，被谷子包围着。播种的时候，犁总是把它让开，在那里就空出了一块荒地。给谷子薅草，谁的垅摊上了这块坟地，能少薅二十多米。我记得每次起码有六、七个人能摊上坟地。得了这便宜的妇女，坐在那儿，悠哉悠哉地看着天，笑闹过了。颟儿把帽子扣在脸上，找了一个坟地边儿，躺下打盹儿。

　　过了很久，我才听说，颟儿的父亲是个老地主。听说那地主病得很重，下不了炕，颟儿的母亲死得很早。她找了一个倒插门儿的女婿。这男人在哪儿，是有病不能出门，还是出了远门不在家?我印象里从来没见过那个男人。她们也没有孩子。

　　快秋天了，我们户里没有任何菜，只有大酱。放工的时候，知青们故意走得很慢，拖在后面，顺手拔下社员自留地里没长成的白菜。有一段时间，偷什么菜，当天晚上户里就吃什么菜。

　　菜偷惯了，没有了感觉。刚开始还有点怕，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赶紧想把菜扔到道边的草丛里。老知青说：“怕啥?还没听说哪家的白菜能说出它姓张姓李!”

　　有一次，我们正在偷菜，颟儿从后面上来，手还在系着裤带。她挨个儿看我们手里拎着的白菜。看过以后，她说：“我上大地解手了，我可没瞅着你们拎了啥东西!”

　　在庄稼干得沙沙响的老秋，苞米棒子都成熟了。女社员偷苞米的多起来。她们躲在地里，把棒子上的老叶儿剥光，留两条叶子，把苞米拴在腰上。她们故意穿很宽大的衣服，在衣服下面围着一条苞米棒子的“裙子”。说不准在哪一个晚上，队长堵住路口，专查偷庄稼的;查出来了，扣工分，还要开会批判。

　　有一回，队长堵住了回家的路。女社员差不多个个都别了满腰的苞米。没被抓住的，只有我们这些知青和唯一的一个社员，那就是颟儿。

　　我们知青主要偷青苞米。老了的，不好烧着吃，我们根本不要，我们刚下去，还不知道珍惜粮食。颟儿不偷，可能她不敢。她看见气势汹汹的队长，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用农民的话形容，是溜溜儿的(顺顺从从)。我们说，别看她逞疯儿似地闹，其实她一点也不傻。

　　最不好割的庄稼，是高粱和豆子。豆秸扎手，要趁着有露水的时候割。高粱东倒西歪不规矩。我能记得那天我们割高粱，累得快瘫了。好不容易熬到歇气，我躺在一墩马莲里，立刻睡着。感觉刚睡，就被很大的吵闹声弄醒，迷迷糊糊地看见一些人，在割过了的高粱地里，绕着圈儿追跑。

　　又是颟儿和几个喜欢疯闹的妇女，把衣襟下面塞得鼓鼓的，腆着肚子，一边跑一边喊：“揣上了!(有了孩子)揣上了!”

　　因为跑得太快，塞进怀里的东西不断地掉下来，围巾、帽子、褂子，什么都有。她们抖着衣襟，开始假装悲伤，喊：“没了!”

　　坐在地头的社员　笑得前仰后合。我不知道她们玩的什么花样儿，还是想睡，但是那笑闹声使人睡不成。我听见颟儿咳嗽一样地笑。

　　忽然，颟儿那笑变了声儿，是哭了!

　　我看见颟儿真的在哭，满脸都是眼泪。颟儿一哭，大家不闹了，但是没有人去劝。走到地头喝水的，闷着头磨镰刀的，躺下伸腰的，好像谁都不认识她了。我坐起来，她离我不远，隔着地头的一些荒草。她的哭声拉得很长。那种哭使人绝望。一个社员说：“闹吧，捅到腰眼儿(要害)上了!”

　　听说她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她的家，我从来没去过。有人说那根本不像个家。她家的房子，在道上就能看见，是两间小泥屋，快塌了，欢乐的颟儿每天晚上就睡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