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外婆的信

　　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信。写信没问题，可是给谁写信成了大问题。偏偏语文老师还要求我们，信写好后，必须得寄出去。我家没什么离得远的亲戚朋友，当时离得最远的，就数外婆家。可外婆家是我们常去的，根本用不着写信。没办法，只能将就了。

　　那是我写的第一封信。那年我小学三年级，信写的什么内容，二十三年后，全然忘却了。大概也就是问问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从我妈那儿问清楚了外婆的名字——之前我从没听人说过外婆叫什么名字，又问清楚了地址，很郑重地写在信封上，然后把写好的两页信笺塞进去，用饭粒封好口，到邮局去寄了。寄出后，才想起，外婆是不识字的。

　　那时家里连固定电话也没有，后面的事，是到外婆家才知道的。

　　邮递员到永平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信封上写的那人是谁，这才把信交到外婆手中。可外婆不识字啊!信只能交由表哥表姐代念了——具体是谁给念的，如今也记不得了。我想，那或许是外婆这辈子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吧?

　　后来，我自然没再给外婆写过信。

　　再后来，有了电话，有了手机，但这些“新式武器”，外婆自然是学不会使用的。

　　永平村在县城边，离我家不过十来公里，外婆却很少到我家。这或许和外婆不怎么认路有关——县城和村子都变化太快，外婆是早早跟不上趟了。曾经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不是到我家后回去，外婆竟然能在县城迷路。

　　印象里外婆到我家，是好多年前了。我爸被刨木机切掉一截手指，待在家里养伤。外婆来了，夜里和我妈睡一块儿。待了几天，我也忘了，只记得外婆给了我五块钱，我一直很珍惜地压在存钱盒的最底部，直到有一天学校门口来了个货郎，我才舍得花掉那张钱。

　　总是我们到外婆家去。每次去，常见外婆弓着腰在扫地。外婆闲不下来，干完这个又要干那个。大姑妈(我该喊她姨妈的，不知怎么，一直喊大姑妈)说，你不要做了，闲着得了。外婆不听，嘀咕着，天天吃闲饭，那还不惹人嫌?大姑妈说，哪个嫌你?你好好歇着吧。外婆还是不听。忽然落雨了，外婆忙忙地到院子里收毛豆，大姑妈说，你歇着吧，我来收。外婆已经把毛豆收回来了，说等我死了，看你们吃什么。大姑妈说，等你死了么，我们一家都要吃草了。后来是表姐也说外婆，你好好歇着吧，有我们忙呢!外婆仍然不听，总要给自己找点儿事做。她动作很慢，但似乎一直很忙，似乎一直有无穷无尽的事儿等着她去做。

　　高中三年，我和弟弟每天从施甸一中骑单车到外婆家吃中饭晚饭。外婆常看我们吃饭，也不说话，就在一旁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膝盖上。偶尔，她会探听我们在学校的情况。问：今天识得几个字啊?答：一个都没有。外婆似乎吃了一惊，说那今天的饭白吃了。第二天，又问同样的问题，还是同样的回答，外婆仍然同样地感叹：那今天的饭白吃了。于是乎，三年里头，大部分的饭我都是白吃的了。

　　高考前某天，桌上有一碗炖猪脑。外婆说，吃什么补什么，给你补补脑。我说，吃猪脑子就补脑子，那吃猪尾巴补什么?外婆答不出来。过些天，外婆要去寺里，说是帮我烧香，求菩萨保佑我高考顺利。我笑着说，千万不要，不然等我考好了，还说是菩萨显灵了，那我努力这么长时间，岂不是一点儿功劳没有?不记得外婆是怎么说的，也不记得外婆有没有在菩萨面前求祈——我想，她一定会偷偷地求祈吧!不记得是高考后多久，我到外婆家，外婆恰巧到王母阁去烧香，我去找她，看到她和一群老人闲聊，见到了我，她有些意外，又分外高兴，笑眯眯地将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

　　再后来，听我妈说，外婆也和奶奶一样，不记得人了。我妈常说，她去看外婆，问：我是哪个?外婆有些不高兴，说你不就是那个嘛，还能是哪个!而“那个”可能是张三，可能是李四，就不是我妈。我想，外婆连我妈都不记得，更不记得我了。

　　再到外婆家，我想问一问外婆我是谁，又一直没问。外婆好像一直知道我是谁。或者说，是我一直以为她知道我是谁，又或者，她一直以为她知道我是谁。

　　前年我去看她，她照例坐在院子里，两腿并拢，腿上支着手肘，手上托着脑袋。阳光从老旧的瓦屋(这是在外婆手上盖的)顶后射下，将瓦沟间开着细碎小红花的土人参的影子细细描在水泥地上，也描在外婆身上。外婆见我走近，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喊：阿婆。外婆答：诶。我想，外婆竟然真认得我!这时，外婆仰起脸来，认认真真打量，问：你是哪个?

　　我只能说了我是谁，也不知道外婆听懂没。她不再理会我，和她身边的老奶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静静地，外婆的一只手拉着那老奶奶的一只手。

　　似乎是大表哥说的，这两妯娌，做了一辈子仇人，到老才和好。

　　一只小花狗拱到外婆身边，外婆慢腾腾地给它挠痒痒。小花狗是二表哥过世后留下的，外婆一直很宝贝它。它不知跟谁家的大狗打了一架，一只眼珠子给抠出来了。找兽医做了手术，将那只掉出的眼珠重又塞回眼眶里——自然，那眼珠只能起装饰作用了。本不好看的小花狗，瞎了一只眼就更丑了。外婆仍然对它很宝贝，常偷偷拿饼干罐头之类的喂它。小花狗越来越老，那样子，看上去简直和外婆一样老。

　　外婆还是那样，慢腾腾地走路，慢腾腾地说话，慢腾腾地做事，似乎事情永远做不完，永远等着她去做。时间慢腾腾又不容置疑地流逝，连她的重孙重孙女也长大起来，可以和她顶嘴了，她便慢腾腾地和他们拌嘴。

　　爸妈或许是想，再等等，外婆肯定没法出行了，就接她去家里。我妈说，本来是打算着要让她多住几天的，谁想得到，外婆刚睡下没多久，翻身起来到处找，连床底下都找了。我妈问她找什么，外婆说，找小花狗。我的小花狗呢?小花狗不见了!我妈安慰她，小花狗睡着了，你别把它吵醒了。外婆说“哦”。不一会儿，外婆又不安生了，说这是哪儿?我妈说，是你女儿的家，我们的家。外婆说，想得美!我女儿家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房子?!

　　这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我妈年轻时讲述的外婆了——

　　我妈和大姑妈读小学时，某天中午，在野地里发现一片黄花籽，那大概是可以充做药材的，有专门的地方收购。我妈在野地里摘黄花籽，让我大姑妈回家给她带饭来吃。外婆看到只有一个人回来，问明情由，拿出一只空空的火油瓶，撴到桌上，却没给一分钱。大姑妈哭着，拎了火油瓶去找我妈。姐妹俩齐心协力捋了不少黄花籽，拿去卖了，换得一角五分钱。一角钱打了二两五火油，五分钱买了一小茶杯瓜子——我妈说，那卖瓜子的真奸，茶杯底垫了纸不说，却告诉你，尖儿堆得多高。姐妹俩回家晚了，自己烧饭，忙乱中大姑妈把饭烧糊了，外婆用竹棍狠狠揍了她一顿，并且把烧糊的饭分给她吃。

　　我妈说，你不知道，你外婆年轻时多狠。而就在今天，我妈却在手机里和我说，外婆兴许只能熬过中秋——前几天摔了一下，外婆变得异常虚弱。躺了几天，今天勉强可以坐起，但状态仍然很不好。大姑妈递给她香蕉，她不接，她或许不知道那是什么;大姑妈剥了香蕉要喂她，她闭紧嘴，她或许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之所以活得像孩子那样小心翼翼，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堪一击了吧?这九十二年的光阴，是怎样让一个“狠角色”一天天变得柔弱的?

　　“杨自珍”，漫长光阴里鲜少被人提及的名字，看上去平凡又笃实。

　　问了我妈，才想起，当年我郑重写在信封上的，是这三个字。

　　——当我写完这篇东西，过了三天，2017年10月2日下午两点，外婆离开了。下葬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留在上海，没能回去。

　　大 命

　　这是三十年前的生死豪赌，赌的是我的一条命。

　　高考前夕，我看着模拟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好，不由得踌躇满志。吃饭时，大姑妈却迟疑着，说：“你小时候……嗯，现在能考上一般的本科就很不错了。”我有些愕然，才意识到，大人们并未淡忘这事。然而，我记不得多少了。多数情节，是从爸妈口中得知的。

　　爸妈曾经一遍又一遍讲起这事，当着自家人或亲朋好友的面。你讲一个情节，我补一个细节，一遍遍讲述后，那些早已消逝的日子仿佛获得了无限的延展性，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实。我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又像是凭借了言辞的灯火，望向那记忆不能烛照的昏昧渊林。我已经分不清，哪些细节是自己真正记得的，哪些细节，是因了爸妈的讲述而想象的。

　　这件事发生时，我才三岁多——

　　某一天，我感冒了。到县城医治，护士扎针多次，都没能命中静脉，阿爸和护士吵了几句，来了一个手法娴熟的护士，说血管太细，将针扎进了我的脑门。我至今记得，我半躺在街边小诊所的藤椅上，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大姑妈来了，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罐头。不多时，大姑妈买来一个菠萝罐头，摇一摇，玻璃罐里一瓣一瓣黄色的菠萝在糖水里沉浮。我抱着罐头，继续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

　　这个情节是如此深切地印刻在我的脑海。我一直记得，这是后续的治疗，然而，妈坚持说，这是之前的事了。灾厄的到来，是在这之后三四个月。

　　那天，家里割谷子(水稻)。早上起来，妈给我用开水泡了一碗白米饭，米饭里放了稍许白糖。我用勺子舀了饭，却没吃进嘴里，而是鼻子额头地到处抹。妈让阿爸看。阿爸蹲下，捏住我的手，将勺子喂进我嘴里，刚一松手，我又将勺子抽出，鼻子额头地到处抹。爸妈忙带我到县医院，初步诊断后，怀疑是脑炎，须得立即做进一步检查。家里正割谷子，那是半年的收成啊!怎么办呢?爸妈决定先带我回家。回到家里，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一天里收尽了田里全部的谷子。到得晚上，爸妈再次将我带到县医院。

　　抽血，抽脑脊液，种种化验做下来，确定无疑了，是脑炎。

　　我住进病房。后来，想起这病房，我总想起初中宿舍，光线昏暗，床铺拥挤。病房里住了六七个小孩，最大的不过十来岁，得的都是脑炎。爸妈说，那年脑炎很“流行”。陪护的大人们或坐或站，让本已拥挤的病房愈发拥挤。我躺在靠窗的位置，窗后一座小山——近三十年后，我陪妈到县医院看牙齿，特意查看住院楼后是否紧挨着山。我的记忆没错，还真挨着，是几十米高的石鼓坡。

　　不久后，病房里又住进一人。大概十四五岁，是个大孩子了。妈说，他刚住进来那晚，病房里沉闷的气氛被这孩子的妈妈打破了。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她大着嗓门说，我家小娃没事的，他爸取钱去了，家里不缺钱，我们医得起……然而，到第二天晚上，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钱取来了没有，那孩子已然断气了。女人哭得声嘶力竭，孩子由沉默的父亲横抱着出门，长长的腿耷拉着，碰到门框上。妈说，她和外婆吓坏了，忙用裹被的带子将我的一只手绑在床头，生怕我的“魂灵”跟了那死孩子走。

　　刚开始习练小说这种虚构的技艺，这段记忆便难以阻遏地跳出来，成为小长篇《刻舟记》里的一个重要细节：

　　“我漫长生命中第一个来访的记忆正如一片孤零零的胚芽……窗户被一座矮矮的山塞满了……一个女人从玻璃窗下端走上小路……她缓慢地往上走，两只手费力地托着一个白布单包裹的孩子，孩子已经死去多时，小脑袋沿她的手臂垂下，小小的脸蛋浮现出青草的颜色。床上的孩子清楚地看到了这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同时感到自己正缓慢上升，跟躺在摇篮里没什么两样，甚至比那还要舒服……”

　　这情境固然有许多小说化的演绎，但现实里，我确有这么个模糊的印象。一个女人抱着死孩子上山。也许只是一个女人抱着一包肥料上山。是我把肥料附会成了死孩子?肥料，死孩子，于宇宙来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的病况持续恶化，日日高烧难退。退烧针打了，没什么效用，得物理退烧。然而，医院里冰块奇缺。怎么办呢!阿爸只好出门买冰棒。整整一箱冰棒倾倒在我光溜溜的身上，冻得我皮肤通红，嘴唇发紫，仍然没把烧退下去。这细节，我隐约记得起来，冰棒散发出的香甜、冷冽的气息仿佛仍升腾萦绕在周身。那是我平日里想吃又吃不到的冰棒啊!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化成水。

　　有天晚上，某种我必需的药告罄了——爸妈说了具体是什么药的，我记不得了。怎么办呢?这时候，给我打针的护士说，她家里存有这药的。阿爸问小护士，能不能去她家里拿药。小护士同意了。就这样，阿爸骑单车，带着小护士往她家里赶。路不近，又没路灯，只有一轮月亮朗照大地。拿了药赶回医院，已经是三四个小时以后。

　　突发情况一个接一个。多年以后，爸妈讲起来，仍然提心吊胆。然而，我最终大难不死，又让他们得以轻松地说笑。比如，爸妈说，我刚进医院，医生过来检查，看到我的脚掌特别宽，竟找了尺子来量。阿爸很恼火，说你们不忙着看病，怎么忙着看脚啊。——爸妈讲述这事儿时，不再气恼，反倒笑出声来。再比如，我刚住下第一晚，在床上搞了件大事。爸妈没在医院待过，全然不知如何处理。情急之下，把我抱起，卷了床单，换到没人的隔壁床上。次日护士来查房，发现情况，捂着鼻子，连连问，哪个干的啊?昨晚住这儿的是哪个啊?爸妈心中有愧，又难免有种恶作剧的快乐，只能别过脸去，装作毫不知情。

　　这几件事里的护士，是同一位么?爸妈没说，我也没想起来问。爸妈和那位救急的护士一直有联系，几年前，我还去看过她。在县城路口接我的，是她二十岁出头的女儿。三十多年前，她还没到她女儿这般年纪。她叫李保翠。现在大概已经退休了吧?

　　我的病况仍在不可遏制地加重。每次挂吊针，我都浑身疼痛，痉挛成一团。爸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然而，能怎么办呢?家里世代务农，爸妈连医学名词、药剂名称都很难记清，更不认识什么有名望的医生。

　　又有人走了。家属哭声一片。外婆再次将我的手腕绑在床头。

　　爸妈发现，旧的人抬出去，新的人抱进来，进进出出，竟没有一个人是治好了走的。

　　阿爸每天到水房打开水，渐渐和烧水师傅熟识了。爸妈常常说起他，却从没说过他的名字。这位我不知名姓的烧水师傅，向阿爸介绍了个人，姓杨，名剑中，在县城中药铺卖药，偶尔也给人看病。病急乱投医，阿爸觉得通过“熟人”介绍的人更值得信任，便托烧水师傅请杨医生来看看我。到了晚上，杨医生果然来了，望闻问切一番，开出几味中药。此后每隔一两天，杨医生便会悄悄在夜间过来。阿爸拿了中药，到开水房，托烧水师傅帮忙煎药，煎了几道，浓缩成近乎糊糊状的一小碗，偷偷端到病房给我喝。

　　之所以这么偷偷摸摸的，是因为杨医生说，不能让县医院的医生们知道。如果他们没医好的病人让他医好了，大家今后就不好见面了。

　　几天后，我渐有好转之色。爸妈自然很高兴，然而，医生来了，一针下去，我又痛得全身痉挛，蜷成一只大虾。一天，医生打完针，又要从我的脖颈处抽血化验。爸妈悄悄让我喊疼。我一喊疼，爸妈就挡在我面前，不让抽血。

　　终于，爸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出院。

　　医生非常不解，说如果你们家执意出院，这小孩顶多还能活三天。三天!这两个字一再出现在爸妈的讲述里。后来读到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立马想到的就是这个。三天，三天光明，三天生命。阿爸问，那如果不出院呢?还能活几天?医生不说话。

　　爸妈是怎样的心情?犹疑?伤心?绝望?他们没有讲。

　　爸妈抱着我，毅然决然往医院外走。

　　爸妈带我去找杨医生——这是爸妈一遍遍讲述的重点。妈说，他们找到杨医生所住的小区，上楼后，站在门口，敲门，没人应答，再敲门，还是没人应答。是不是赶街去了?阿爸决定到街上去找找，又恐杨医生回来后错过，就让妈抱着我，守在楼梯口。妈看着阿爸下楼，转出小区，到街上去了。这时，听见有开门声。杨医生端个痰盂，从门框里走出来。杨医生回头看妈一眼，完全不认识的样子。妈和杨医生虽然见过，却没说过几句话，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阿爸。妈一时慌乱，杨医生转过头去，走向走廊另一端，从别的楼梯下去了。妈忙冲大街上喊阿爸。不多时，阿爸跑回来了，气喘吁吁上楼。

　　“他一直在里头!才端着个痰盂出来了……”妈在复述这句话时，仍然是焦急的语气。不多时，杨医生端着痰盂，上楼来了。见到阿爸，杨医生才说：“哦，是你们家啊。”杨医生对不认识的人上门，一直是心存警惕的。

　　阿爸说了出院的事。杨医生说，不让抽血是对的，再这么折腾下去，小娃哪里受得了。阿爸问杨医生，还有救吗?杨医生又一番望闻问切，说，吃他的药，保管我“一个月自己吃饭，两个月下地走路”。爸妈听了自然高兴，又不免有些狐疑。

　　我们一家住到外婆家。骑单车从县城到外婆家，用不了半小时。我们住二楼，为了吃药方便，煎药的炉子也放在二楼。每天要煎好几次药，药渣被外婆扔到路上去，让行路人踩踏。在外婆看来，踩踏的人越多，我身上的病就能被带走越多。白天黑夜煎药，楼板长时间受热，有一天，竟烧起来了!所幸扑救及时。挪开炉子，楼板上破了黑乎乎一个洞。

　　炉子挪到了楼下石阶边。炉子一天天烧着，药罐子一天天咕嘟咕嘟着。药喝完了一碗还有一碗，一碗比一碗浓稠，一碗比一碗苦涩。每喝完一碗药，我会用一柄黄铜小勺喝糖水(抑或麦乳精?)多少可以甜一甜嘴。小勺在唇齿间留下一股浓重的金属味儿，让我久久不能忘却。中药的苦涩，似乎已深入了黄铜的内部。

　　汤药如海，药海无涯。这天中午，我不愿意喝了。喝那碗药，就如逼迫我纵身入海。

　　记忆里，这是在家中耳房发生的事。但是妈说，这时还在外婆家。我们都清楚地记得，阿爸给了我一巴掌。阿爸是木匠，常年干活，手又糙又重，打在脸上，我的鼻子涌起一股咸腥味儿。我记得这味儿。我没向爸妈求证，当初是否真的流了鼻血。

　　妈说，本来她也恼我不喝药的，阿爸打了我一巴掌，她又很心疼，心头被“针扎了一下”。大姑妈也说阿爸，怎么下手那么重。

　　我大概是哭了吧?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大碗中药，终究没能避开。

　　一个月自己吃饭，两个月下地走路。杨医生所说的，一一应验。

　　爸妈不忿于县医院医生们对我的判决，特意带我去医院看那位小护士李保翠。看到我走进医院，医生们很惊诧：“这小娃，还活着，真是命大啊!”

　　我走路时屁股一扭一扭的。爸妈问杨医生：“阿会是后遗症?”都担心我今后走路会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那样。杨医生让我再走几步：“没事的，针打多了，屁股疼而已。”又过了些日子，我走路正常了。爸妈总算松一口气。然而，爸妈又似乎一直没完全松下这一口气。直到我十七八岁了，他们看我走路，有时还会觉得，是不是有些“与众不同”。

　　爸妈更担忧我的智力，常说，他们从没想过我读书能成器。妈说，我不到一岁就会说话了，这场大病后，我整个人都呆滞了。在他们看来，脑炎是脑子上的病，智力受损是没法避免的。就连我自己也时常怀疑，自己记忆力的差劲是否当归因于这病。

　　高考后不久，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爸妈带我去看杨剑中医生。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县城一处僻巷开了一爿诊所。爸妈让我喊杨医生大爹。大爹背靠着一排排中药柜，站起来打量我，问爸妈：“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娃?想不到，想不到……”

　　病人不时来访，大爹坐在夏末明艳的日光下，和他们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开方子。病人们似乎也不着急，说话和动作也都是慢慢的。日光在诊所对面土坯墙上慢慢地移动。我很莫名地想，我当年真的被救过来了吗?我还活着，这是真的吗?

　　如果当年换做是我，我会做出和爸妈一样的决断么?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

　　经过多年科学教育的我，对中医总是抱持很大的怀疑态度。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里写到中医那些匪夷所思的“药”，同样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明白，西医没治好我，中医治好了，只能说明当年西南偏僻小县的西医水平实在有限，或者说，是我格外运气好，碰到了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我没法以一己经验评判中医西医孰优孰劣。我能说的只是，我活了下来，从前前后后死了十来个人的病房里，独自一人活了下来。

　　这样的结果时时提醒我，活着，是多么偶然，多么珍贵。

　　三十多年前，病房里那十来个孩子，我已无一有记忆，但他们终究是和我有过那么一段极为重要的交集的。他们都活在我赢来的每一个日子里。每当我对“生命”困惑不解，对“生活”疲于应对时，都不免会想，或许正有十来双眼睛，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我。

　　捉鱼去

　　那是冬天，学校放假了。吃过早饭，我背着小背篓去村外田野里拔草。家里的大田和菜地紧挨着，就在村外几步路。大田种的小麦，麦苗青青，高不过膝，露出带稻茬的土块儿，杂草并不多。菜地种的青菜、皮菜、蒜苗、韭菜、包心白等，杂草也不多。日光蓬勃，清净的土地上，麦子蔬菜争相拔节。菜地和大田之间，一条小水沟被水芹、荩草、辣草尖儿(红蓼)等杂草掩映，日光透过杂草散落在水面，照射到水底。细小的大肚子鱼(食蚊鱼)和白鱼(鲫鱼)在水光之间游弋，沟底软软的稀泥上，趴着同样细小的灰泥鳅，偶尔扭动一下身子，吐出小小的泡泡。泡泡上升、破裂，仿佛针尖戳破寂静。我沿着小水沟往下走。不多时，草尖的露水打湿裤腿，脚背更是全湿了，幸好我穿的是一双塑料拖鞋，不怕被弄湿。走不多远，来到一片油菜地边。

　　快过年了，油菜正值花期，蝴蝶飞来飞去，蜜蜂嗡嗡嘤嘤。我常想，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黄澄澄的，完整、圆满，恰和蜜饼相似。若是切下一块来尝一尝，也是甜的吧?油菜花底下，杂草繁密而肥美。我把背篓放在田头，矮身钻进去，小小的花朵扑簌簌落在身上。藏身在油菜花底下，两手交替着拔草，不须多时，钻出身来，将之前拔出来放在垄间的草拾掇拾掇，背篓便塞得满满了。

　　在油菜花底下呆久了，再次站在田埂上，天高地远，不远处刚立起来的木架房、一辆停着的手扶拖拉机、一群低低掠过的鸽子、一片随风翻动的麦苗、三两枝早开的粉红桃花、一片浮过水面的枯黄草叶，人间万物，都闪烁着光亮。远处的村子传来鸡鸣、鹅叫、狗吠、一个女人的笑声、鸽哨声忽远又忽近。

　　我把背篓放在田埂上，下到小水沟边，伸出手荡开浮萍。水真凉啊!一柄柄薄薄的刀子划着皮肤。这一段的水沟宽阔许多，水草少了，水更清，也更浅。水面漾动着，一层层涟漪皱起，日光浮晃，草芥似的小鱼在沟底投下影子。直到这时，我仍没发现什么异常。我继续捧起水洗手，手指间尽是刚才拔草留下的黄的泥屑和绿的草浆。

　　忽然，手指在水底碰到什么东西，硬硬的，似在动。我心里惊了一下，又伸出手去，往水底探一探，一个一个小小的凸起，在手经过时，偶有轻微的颤动。等被搅浑的水澄清下来，定睛细看，那凸起的，是许多软泥，被我的手掌拂过处，软泥散去，露出灰色的三角状，睁着一只一只圆溜溜的小眼睛。

　　这是鱼的脑袋啊，是许多条活鱼的脑袋!我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也从没听人说过，就是书上也没看到过。又欣喜，又觉得诡异。我试探着，用拇指食指捏住鱼头，鱼头在手指尖略作挣扎，就被拎起来了。背部暗淡，腹部浅白，在日光里啪嗒啪嗒挣动，是一条二三指宽的白鱼哎!没法放在背篓里，怎么办呢?到处翻找，从裤兜翻出破了一角的方便袋，歪着盛进小半袋水，将白鱼放进去。白鱼在水中呆了呆，畅快地游动起来，不时懵懵地撞到方便袋上。如此这般，我连续捏起一条又一条白鱼，很快，二三十条白鱼在方便袋里噼里啪啦碰撞着。再没地方放下更多鱼了。我赶紧背上背篓，拎着方便袋一路跑回家。心情如此雀跃，仿佛一只小小的燕子，贴着一路的油菜花飞窜。回到家，扔下背篓，找一只盛饭的锑盆，将鱼倒进去。水浅，鱼多，鱼沿着盆边哗啦哗啦一圈一圈游。日光耀眼，水珠如碎银溅起。从灶房水缸舀了几瓢水倒进去，水没过鱼脊，鱼儿们才安稳了。

　　我找来一只小铁桶，急慌慌地再次出门。下到水沟边，心情有所平复，看看水底，一个个微微的凸起仍在那儿。若不细看，没人知道这些是鱼。

　　四野静寂，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响，快过年了，是小孩放鞭炮玩儿。我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鱼儿们一动不动，像是在冬眠。鱼会冬眠么?我没听人说过。我再次伸手到水里，最深处也淹不到手肘。我重复刚才的动作，拇指食指捏住鱼头，将一条一条的白鱼提起来，离开水面的瞬间，它们总要扭一下，一片微小的光闪动，晶亮的水珠顺着手臂滑下。半个多小时后，水底的鱼才差不多被拔光，而小桶早已满满当当，水面黑压压一片鱼头，上百张小嘴往空气里探着，一张一翕。凑近听，是密密匝匝的唼喋声。

　　后来这些鱼是怎么处理的?自然是吃掉了，只是，我不记得是怎么吃掉了。或许是因为前面这情节过于离奇，后面的故事显得稀松平常，便淡忘了。

　　此等捉鱼方法，固然省力而高效，然而，是极难遇到的。时至今日，我也只遇到过这么一次，且从未听别人说过类似的经历。

　　算起来，到龙潭里捉鱼，也算酣畅吧。此龙潭，就是我在《一天》里说的那个龙潭，龙潭和我家的自留地两面接壤，以至我们把龙潭边的自留地叫做“龙潭边”。时常会有这样的对话，问：你奶奶去哪儿了?答：去龙潭边拿菜了。龙潭从我家的地底下流出一股挺大的水，水装满龙潭，再漫溢出去，就是前面说的小水沟。水沟里有鱼，龙潭里自然也是有鱼的。至于鱼从哪儿来的，一直是个谜。

　　每过半年左右，阿爸回家说，看到龙潭里有鱼了，我们便全家出动，带着大盆小桶和篮子，到龙潭边去。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须得在水沟入口处筑一泥坝，然后下到龙潭里，一桶一桶将水攉出去，越到后面，耗费体力越大。主力是阿爸，他常年做木活，手劲儿很大。不多时，水下去一大截，露出四壁的石头来了。有时候，我和弟弟也帮着打下手，用我捉鱼的那只小铁桶，从龙潭里攉水。稍歇一会儿，又换上阿爸。又过一阵，一人多深的龙潭渐渐看得到底了，有些急躁的鱼不时跃出水面。这时候，得将篮子置入水中，从篮子里舀水往外攉，不然很有可能将鱼攉出去。很快，水深不及膝了，阿爸开始捉鱼了。

　　龙潭底淤泥很深，淘干了水，淤泥也能没过一个成年人的小腿。为此，我和弟弟很少下龙潭，大多只是站在菜地里捡拾阿爸扔上来的鱼。少有的几次下到潭底，我心里有些发怵，总觉得每一脚踩下去，都踩不到底。等踩到底了，一半身子被淤泥裹陷，从潭底往上看，犹如“井底之蛙”，只看到湿滑的四壁中一块摇晃的天，天上横着几枝柿子树，柿子红红的，却总不掉下来。

　　水虽然淘干了，要在潭底捉鱼，也非易事。明面上看得到的鱼，顶多也就十来条，更多的鱼，要么钻在淤泥里，要么藏在石缝里。阿爸总能从那看似无鱼的地方掏摸出鱼来，尤其是从“龙眼”里。那时候，我还对龙王的传说有些半信半疑，只见阿爸将手臂伸进龙眼，手掌、小臂、大臂，一截一截被龙眼吃进去，整个人歪斜着，脸紧紧贴到滑腻腻的石壁上，表情丰富，问我们：猜一猜，阿有鱼?我们不答，满心期待地看着“龙眼”。“龙眼”里呼隆呼隆响，不多时，手抽出来，攥着一条噼啪扭动的鱼，有时是白鱼，更多时候是大头鱼(某一种鲶鱼)。每次从“龙眼”里，阿爸都能掏出三四条鱼，最多的，甚至有七八条。

　　每次从龙潭捉鱼，都能收获至少小半桶。捉回来的鱼，白鱼炒腌竹笋丝吃，配上几节糊辣椒，很是下饭。而那些一巴掌长短的大头鱼，洗整干净后，挂在灶洞门口熏干后，抹上一点儿盐，用手轻轻撕开，肉质白嫩丰腴，味道极其鲜美。

　　不消一夜，龙潭水又满了，我们又开始期待下一次了。

　　半年的等待，自然是很熬人的。我们不会就这么干等着。更多时候，我们捉鱼，是要到村外密布的水沟里去。后院边上就有一条小水沟，但水沟里多数时候是没什么水的，只有灌溉时节或雨季，水才会从山里流淌下来。可就在这样一条时时断流的小水沟里，我也抓到过一次鱼。是某次放学回家，我偶然看到水沟里潴集的一小片水域里，有三两条白鱼在游动，下去抓，没抓到。回家和阿爸说了，阿爸有些不信，又显出兴致很高的样子，提了小桶，随我到那段水沟，下到浅水里，不到半小时，摸上来一二十条小白鱼。

　　小水沟一路西下，不多远就是海子边了。我们抓鱼，大多是要去海子边的。

　　我曾以为，那儿真是一片“海子”。后来才知道，只是一片接一片的藕田。只不过水很深，田埂被淹没了，看不见。一到夏天，从外面望去，白水一片，茫茫苍苍，荷叶荷花，密密匝匝。直到小学五六年级，我才真正走进去过。在此之前，海子边对我来说一直是神秘之地。

　　听人说，某年雨季发大水，海子边来了许多奇异的青蛙，体大如斗，声壮如牛，到了夜里，附近村里的人都能听见。

　　又听人说，某年水更大，有人冒雨前往海子边看之前支的倒须笼有没有逮到鱼，发现倒须笼渺无踪迹，应该是被大水冲走了，心中沮丧，披着雨线往回走，忽然看见不远处浑浊的水中有异动，驻足细看，一道暗色隐隐升起，那人又惊又怕，呆看水里，是一条鲤鱼巨大的背脊——听阿爸讲到这儿，我想象着，那鲤鱼摆一摆身子，背鳍上的水珠便如子弹朝那人脸上激射而去。后来呢?我眼巴巴瞅着阿爸。阿爸说，那人回过神来，一时情急，张开双臂，纵身朝大鱼扑下去。然而，大鱼悄无声息遁走了，他只抓住两片碗口大的鳞片。鳞片白里透着淡红，叩之有金石之声。那大鱼去哪儿了?我仍然眼巴巴瞅着阿爸。阿爸说，哪个晓得呢?大概是顺着水游，游去施甸大河，又游到怒江里去了吧。

　　还听人说过，某年雨水更多，海子边茫茫荡荡都是水，水漫藕田，淹没稻田，有些人家的谷子割了，或者再不割谷粒就掉光了。村里人没办法，卸下门板，或胡乱找一块木板，划到田里去，冒雨收回谷子。许多天后，雨退了。听说横沟好几户人家的大铁锅里都哗啦哗啦游着鱼。

　　或许就是这一年吧，大院子被淹了，浑黄的水面露出星星点点绿绿的草尖儿。水只要再升高一些，就要漫进堂屋了。大人们愁眉苦脸，小孩们满心期待。但凡溢出常规的事情，总是让我们高兴的。然而，大水终究没漫进堂屋。大水退去后，太阳出来了，红红的圆圆的一颗，响亮地在头顶悬着，天地间一切都鲜嫩欲滴。大院子里青草俯偃，我们赤脚在草丛间趟过来趟过去，将残存的积水犁出一道道深沟，忽听得草根底下嚯嚯响，竟是几尾三四指宽的白鱼。

　　——这又是梦境一般的际遇，终究是不可多得的。更多时候，要想有所收获，还得到海子边去，花大力气才行。

　　拣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带上篮子、笊篱、水桶等一应工具，到海子边去，拣选一段长短适度、宽窄适度的水沟，用锄头在两端各筑起一道泥草混杂的大坝，然后站在下游大坝处往外攉水。筑坝、攉水，都要好体力，更重要的，还要有预估渔获的眼力，不是随便哪段水沟都有鱼的。这些事情，都是阿爸在做，我们只用报以全部的信任就行。我和弟弟帮忙攉水，眼见水降到膝盖以下了，水面开始有鱼跃动，我们急急放下水桶，呼隆呼隆地往水里走，看能不能先抓住几条鱼。阿爸继续攉水，一边攉水，一边忍不住回头看，嘴里感叹着，有鱼有鱼，真不少!能捉得起一桶。妈则拿着笊篱，蹲在田埂上，目光在水面瞥来瞥去，很不相信似的，说么着(意为“想得美”)!阿爸继续攉水，说你阿信?说不定一桶都不止。妈继续否定着，不时探出笊篱往水里一抄，几条小鱼在笊篱中碎银子一般蹦跶着。

　　这样的情境实在有太多次，我不记得每一次都有多少收获了。

　　记得有几次，只收获了十来条小鱼，小拳头大的田螺倒是抓了一大桶。我们对付田螺，似乎没有很好的办法，烹制出来，总是硬邦邦的。

　　收获颇丰的，自然也有很多次。

　　记得有一次，去秧田里挖荸荠，刚挖了没几锄头，我发现水沟里一群黑黑的小白鱼游过。我忙去喊阿爸。阿爸二话不说，放下锄头就跑到水沟边来了。那天妈不在，我们三父子堵住一段水沟，开始攉水。还好，我们随身带着水桶。也可能并没带着，是我和弟弟临时跑回家拿的?记不清楚了。记得清楚的是，荸荠没挖成，鱼倒是抓到不少，不单有小白鱼、田螺，还有好看的美人鱼(鳑鮍)。美人鱼扁扁的，身上淡绿浅红，真是好看，可惜命脆，离开水不久，即会一命呜呼。

　　收获最丰的，要数我读六年级那次。许多年后，妈还经常说起这次捉鱼，说她用笊篱都抓到满满一桶小鱼，说小鱼间还有不少虾，弟弟伸手碰到虾，虾弓曲的身子一弹，吓得他慌忙缩手。

　　天气起初是好的，后来，云朵从西山顶涌来，渐渐堆积在头顶。我们管不得这么多，只是埋头抓鱼。已经足足抓了三四桶鱼，还有许多鱼在浅水里若隐若现。然而，雨落下来了。白而大的雨点打在脸上、身上。不远处的荷叶被打得噼里啪啦响，不时出现一声空洞的声音，是荷叶被打破了。转眼之间，往四面的田野望去，一片茫茫无尽。房子、树木、田亩，都看不见了。我们仿佛被困在世界中心。然而，我们怎么舍得走呢?仍然继续在泥水里搜寻着鱼。一条，两条，还有很多条。雨水打湿头发，从发梢哗哗流下，几道水帘遮住眼睛。水面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雨脚，更让我们看不清鱼在哪儿。突然，只听得一声“轰——”，回头一看，下游的泥坝坍了，阿爸呼隆呼隆趟水过去堵，哪里堵得住。突然，又一声“轰——”，上游的泥坝也坍了。前后水流漫灌，我们置身的地方转眼被填满了。

　　我们看着越来越高的水面，叹息一声。转而又高兴起来，已经捉了那么多鱼啊!人人拎着一两桶鱼，冒着大雨，挥霍谈笑，小跑着回家去。刚进家门，雨停了。妈对着天笑骂两声，开始和阿爸坐在小板凳上收拾鱼。

　　大鱼须刮掉鳞片，剖开肚子掏出内脏，小鱼太多了，只能放在筛子里揉搓几遍，大略去除鳞片即可。收拾好了，开始下锅煎。那时候家里还没冰箱，只有将鱼用油煎了，才能存储久一些。妈经常感慨，每次抓鱼回来，都好费油啊!这一次更是不用说了，灶头那满满的一小盆猪板油看来都不够了。油融化开，热热地有小半锅，等油热了，再让鱼顺着锅边溜下去。嚓啦一声响，无数油点溅起，我们猛往后退，又趋近前去，看鱼在油锅里翻腾。渐渐炸至金黄，鱼浮上来了，才用漏勺捞起，控干油，放进锑盆，在最上面稍稍撒一层细盐。如此动作，重复了整个黄昏。香气四溢，一家人晕晕乎乎的，仿佛被这浓得化不开的肉香灌醉了。

　　从灶房窗洞望出去，夕阳在土坯墙上慢慢挪动，最后牵住竹梢，微微地晃动着。暮色沉沉，夜晚很快到来了。一盏昏昏的白炽灯亮在我们头顶。全部的鱼，总算处理完毕。一张小桌子上，摆了几道菜，都是和鱼有关的。麻辣鱼、竹笋烩鱼，还有干煸小鱼，而我们已经吃不下多少了，刚才在灶边，早已吃饱了。

　　夜风从窗洞吹进来，有些冷了，时令已是初冬。

　　那阵子，我和弟弟去上横沟小学读书，每天都要带上几条油炸小鱼，用纸包着，塞进衣兜里。我穿一件蓝色牛仔外套，很快发现口袋外面有一片颜色变暗了，是油浸出来了。赶紧掏出剩下的鱼，看看包鱼的纸，经我一次次伸手进口袋掏摸，已经皱巴巴的，湿到挤得出油来了。

　　又落了几场雨，天气越来越冷了。晚上在堂屋看电视，得穿上毛衣，还要烧一盆火。我们围着火塘，翻来覆去地烘烤两只手。我说，我有些饿了。那时候，一般是没夜宵吃的。听我这么说，妈一下子猜到我的意思了。妈说，灶房里还有鱼呢。我穿过黑暗的廊道，摸到灶房，从碗橱里端出最后一盆鱼，都是四指宽的白鱼。猪油没控干，白白地凝在盆底，鱼们瞪着眼，仿佛深陷在云南从未有过的雪地里。我拔出四五条来，两手捧着，回到堂屋。

　　火塘正旺，红红地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屋外冬雨连绵，风一阵阵从门缝吹进来。妈找来一根细铁丝，让我用铁丝穿过鱼嘴，拎着在火塘上烤。须臾，冷硬的鱼滋滋滋响，鱼身起了一层细小的油泡，香味渐渐弥散开。屋里暖融融的，人人脸上浮动着半明半暗的火光。又等了一会儿，热乎乎的烤鱼终于分到每个人手中。雨声稠密，夜色正浓，我们一点儿一点儿撕吃着鱼肉，连骨头也没剩下。

　　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小河沟里抓鱼，也是最后一次吃到这样的鱼。上初中后，那些熟悉的河沟离我日益遥远，河沟里的鱼再不用担心被我捉到了。而我也再没尝过那夜的好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