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此刻”，请款待自己

　　疫情期间，养成了拍摄落日的习惯。大概是办公室临海、朝西的缘故，每到夕阳之时，我都守在窗边，视野极其开阔——浑圆的红日渐渐没入海平面，或橙红或淡粉色的晚霞，把天空晕染得绚烂无比，有时还能见到海鸟的身影，那句流传千年的“落霞与孤鹜齐飞”大抵也是如此吧。

　　拍下美景的时刻，总觉得暮色四合，夕阳无限美好，然而待到某天重温那些曾经拍过的相片，一股“时间正在流逝”的伤感竟悄然涌上心头。我一度以为是自己过于“伤春悲秋”，没想，近来在刘思伽的最新散文集《若非此刻，更待何时》找到了共鸣。“时间在不断流逝，而你眼中稳定的世界其实每时每刻都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快乐不会持久，悲伤也不会永恒。下一刻，一切都会改变。”如此不加掩饰的“真相”，读来真让人心下一凛。

　　《若非此刻，更待何时》乍看书名，以为是要传递“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忠告，但事实却是作者通过遛狗、写作、练瑜伽、赏日落等稀松日常，带我们不断反思：在人生这个“尘世游乐场”里，什么是幸福?你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真的肯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吗?

　　“对自己诚实”，我以为，是贯穿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就像练瑜伽，要尊重自己的身体感受一样，“诚实是了解自己的唯一方法”。“不要轻易隔绝感受。当情绪袭来，不要忙着关闭闸门，而是要找一个安全的环境，沉浸在其中，试着体会它想要传达的信息。假若能够多倾听自己的身体，然后随时进行调整，让自己始终处于轻松又饱满的状态，生活就不再只是例行公事，而是真正欢欣地展开每一天了。”没有浓重的“鸡汤味”，带出的却是真挚、自省又积极的人生态度。

　　王鼎钧曾说“以有情之眼，看无情世界”，《若非此刻，更待何时》告诉我们，要细察和尊重源于内心的感受，以丰富细腻的精神，“看”到你所拥有的，随喜你所将有的，因为“真正的爱是对生命和世界的一种甜蜜感情，将这种感情注入自己的内心，你自然会带着爱意看待世间的所有，所有接触到你的人，必然会感知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甜蜜和温暖。”

　　“每一个‘此刻’，爱上世界，款待自己”，是刘思伽赠我的题签。在纷扰喧嚣的当下，这样的勉励尤为珍贵。不必强求自己成为什么或放弃什么，当明白了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内在之后，自然不会想再去抓住那些于成长毫无意义的东西，学会享受一切，才能容纳更多的真正的喜悦。这便是我读完此书最深的体验，不啻为另一种治愈。

　　林风眠：美过之后是寂寥

　　疫情平息，出行全面放开，蓬勃的艺术活动再次回到日常。上周前往苏富比香港春拍现场，一来是感受疫后复甦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氛围，更多的则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大师作品，比如林风眠。尽管林风眠早已是各大拍场上的“常客”，然而每当驻足凝视、于我而言是他的“新”作品时，总有一个问题萦绕脑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究竟特别在哪里，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

　　喜欢林风眠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他的画很容易入眼：浓浓淡淡、几近铺天盖地的滩涂中，穿插着些许透亮的水塘，成排的芦苇，还有接踵而飞的鹜群;闪光的花瓶里盛开着怒放的菖兰;娴静淡雅的仕女，或坐或立，或梳妆或奏乐，静态中蕴含着动态美，恍若旧日相识在梦中相会，要想与她们促膝长谈一番。但是，在这祥和宁静、“绘画世界美”的背后，却是画家颠沛流离、历经坎坷的悲苦人生。他的内心是有多强大?对艺术的坚持是有多执着?

　　一九○○年出生的林风眠，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令人啧舌的绘画天赋，未到二十岁赴法国以半工半读的形式留学，二十一岁就被推荐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工作室学习(徐悲鸿此前也在这个工作室学习)，毕业之后在欧洲游学期间受到蔡元培赏识，受邀回国。这位留法“海归”，二十六岁就当上了北平艺专(今中央美院)的校长，成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年轻的高等艺术学府校长。如同那张著名的林风眠年轻时摄于法国的照片：眼神中流露出十足的自信，一派意气风发。

　　上任后，他开始施展自己的艺术抱负。改革中，他顶着艺专学院派的抗议——“齐白石这个木匠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摈弃画派之嫌，邀请“草根画师”齐白石“出山”任教。尽管就连齐白石本人都自嘲是“乡巴佬”出身，不肯到洋学堂教习，林风眠仍一次次登门邀请，最终感动了对方。二人惺惺相惜，成为忘年挚交。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画院举办的“清寂鹜影——林风眠艺术精品展”上，见到一幅林风眠于一九三一年赠给齐白石的《鸡图》。绢底画布上，虽寥寥数笔勾勒、轮廓看似粗放，却是将三只白羽红冠的肥美公鸡奔走啄食的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画面左上方是林风眠的题赠：“齐白石先生正画，后学林风眠，西湖一九三一春”。才华、眼界、修养，在这位而立之年的画家身上展露无遗。

　　似乎年轻时太过顺遂得意的人生，到了后来大多都要遭遇波折与考验。就好比被誉为“雕塑天才”的意大利建筑家贝尔尼尼，中年时期因为判断失误，事业跌入谷底，饱受负评。回望林风眠的一生，多舛的个人命运始终被跌宕起伏的大历史裹挟。抗战爆发，时局动荡，在逃难的洪流中，他前半生所积累的大部分作品，毁于一旦。重庆嘉陵江畔，他过起隐居的生活，潜心作画七年。没有画布就将宣纸裁成方形，买不到油画颜料，就改用彩墨。也是在那里，他的画艺达到纯熟，中西合璧——不同于中国水墨画的留白，他的风景画几乎被色彩沾满;视觉上又不及西方油画的浓烈，依然散发着中国画的意境与深远。不过，于他看来，“绘画是很个人的东西，个人里面创造出来就是流派，我主张还是个人发展”，“绘画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无所谓中西”。

　　一九七九年，林风眠重回巴黎母校，相片中的他，表情依然慈祥，还透露出一丝天真，如同与落霞齐飞的秋鹜，逆风疾行，留下的是孤寂与倔傲。

　　在岁月的跌宕和命途的多舛中，画家没有借笔控诉，没有表达愤怒或宽恕，而是将现实中的苦难化为了绘画里的诗意。或许，唯有对艺术的坚持，对真善美的执着，才能化解挣扎和悲哀，换来平和与温情。

　　一个人的旅行

　　即将开启一段长途旅行。三年的原地未动，不免让我对这趟一个人的旅行期待又忐忑。

　　说实话，在疫情之前，我常常选择独自旅行。面对周围人的疑问：一个人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往往会借用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里的话：“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所谓“希望”，因人而异。最普遍的，我想，大概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地与自己相处。友人常说，人是群居动物，的确，在这个每时每刻都需要跟人发生联系的社会，我们要想在日常中独处并不容易，而一个人的旅行，似乎为“独处”提供了条件：原来我可以脱离日常。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的旅行，是否真的可以脱离日常呢?旅程中，我们可以忍住不查看短信或电邮吗?若是突然到了一个没有网络支持的地方，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不安全感吗?从准备一个人旅行时的兴奋，到真正出发时的欣喜，再到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历意料之外的惊喜，会否又生发出一种如果有他/她在身边一起欣赏就好了的感慨呢?

　　若此，我们是否还真的喜欢独处?

　　《伊豆的舞女》开头写道：“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学生帽，身穿藏青色碎白花纹的上衣，围着裙子，肩上挂着书包。我独自旅行到伊豆来，已经是第四天了。在修缮寺温泉住了一夜，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穿着高齿的木屐登上了天城山。一路上我虽然出神地远眺着重叠群山，原始森林和深邃幽谷的秋色，胸中却紧张地悸动着，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为什么他要选择一个人旅行呢?“我已经二十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给扭曲。我忍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才到伊豆旅行。”带着要摆脱“令人窒息的忧郁”的希望，他开始了这趟旅行，而无论最终希望是否实现，起码他有了在路上的理由。

　　一个人的旅行，快乐吗?不尽然。有时答案甚至是相反的：是为了在极痛中寻找疗愈与希望，一如《伊豆的舞女》里的主角。

　　漫游古都的“对话”

　　前几天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梦：萧瑟冬日里，京都的鸭川边，川端康成在一排枯枝樱花树下，与我讲“物哀之美”。或许正应了那句“梦是现实的反映”，尽管从京都回来已有三个多月，但我一直对这趟旅行念念不忘，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重新启程，行走在这座于我并不算很陌生的城市，川端康成以及他的《古都》总会时不时地穿越时空，与身为“旅人”的我产生“对话”。

　　《古都》的故事情节一如作家的其他作品，没有激烈的人物冲突，讲述一对自小失散的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命运遭遇——千重子被绸缎批发店老板夫妇收养，苗子则生长在一个农户家庭，原本无交集的姐妹二人在街头偶然相遇相认，千重子劝苗子过来和她一起住，但苗子自知两人的生活已是两个世界，便婉言拒绝，最后苗子在千重子家住了一晚便悄悄离开了。故事也到此戛然而止。

　　在描写这一对孪生姐妹际遇的同时，川端康成加入了大段大段对日本传统节庆、城市自然风光的描述。如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没有很华丽的词藻，都是看似轻描淡写的细腻景色描写，就好像在看Discovery频道，从春天绽放的紫花地丁的小花到冬天飘落的雪花，京都的风景和节气习俗被一一涵盖。

　　比如，千重子到平安神宫赏樱花，“如今的确称得上除了这儿的花朵，再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京都之春的了”，再循着南禅寺的方向，“穿越知恩院后面，通过圆山公园，踏着幽雅的小路”，前往清水寺观落日，“城里华灯初上，而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淡淡的霞光”。小说还带读者经历葵祭、祇园祭和时代祭这京都三大祭。难怪有人会把《古都》当作介绍地方风物的旅游小说，认为京都才是真正的主角。据说，川端康成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对风光美景、京都民俗的描写，勾起人们对古都过往的怀念，呼吁日本在战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腾飞时仍要注意保护民族传统。

　　小说在一个下着霏霏小雪的寒冷早晨结束：“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在千重子的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市街也还在沉睡着。”相比春、夏、秋，京都的冬天基本没有大型的户外活动，记得在与当地人聊天时，他们会不无惋惜地告诉我：“你应该选择其他季节来，那时都是多彩缤纷的。我们冬天都是窝在温暖的家里。”的确，唯有身处其中，才能清晰地感受到四时的交替、日常的更迭。

　　回港的前一天，顶着凛冽的寒风，我走在冷冷清清的鸭川边，没有一个人旅行的孤寂感和冬日里的季节性忧郁，相反，这种自由的独行漫游，倒可以让自然和风物直接进入内心，也突然间明白了川端康成当年在诺贝尔获奖词里所说的：“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对人的怀念之情。”

　　谈食知味

　　吃，很简单，也很复杂。一日三餐，寻常不过;而一饮一食间，人情世故、世间百态又皆在其中。手头这部《香港谈食录》，关乎食物，关乎味觉，还有饮食文化背后的历史掌故以及折射出的风土人情，颇值得一读再读。

　　香港被誉为美食之都，饮食类书籍更是比比皆是，踏入书店，摆在显眼处的也总以此为主。然而，底蕴深厚的，往往凤毛麟角。我以为，《香港谈食录》当列其中。

　　正如该书作者徐成在序言中所写的，“这是一本关于香港餐厅和美食的散文集，我无意将其写成觅食指南。这些文字是用餐体验带来的思考，也探讨了餐厅对本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更讲述了餐厅背后的人和故事”，《香港谈食录》始于“吃”却又不止于“吃”——在探索美食、满怀逸趣的同时，也有对逝水流年的追忆，那些带着记忆的吃食和乡愁的味道，最是引人动心。徐成是浙江人，定居香港之后，为解乡愁，自然会寻觅浙菜餐馆。杭州酒家曾是他一度“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去处。即便一人独自点份莼菜鱼圆汤、一道酱烧茄子、四个小笼包、一碗葱油面，再加上桂花酒酿圆子，也有种“暂时回到家的错觉”。至于宁波菜餐厅甬府的大肉包，则尤得他钟爱，“老面配上多汁足料的肉馅，蒸好后鼓鼓囊囊，透着淡淡肉汁色泽……一咬下去面皮蓬松，馅料多汁，唤起了关于家乡早餐店大肉包的遥远记忆。”的确，真正会吃的人，吃的何止是味道?往往还有这道食物传递出的情愫以及人间百态的美妙。

　　徐成写食物，感情上十分坦率，“坚持自费品尝和不写鳝稿是我的基本原则，不然写出些虚情假意的文章，自己不爱，怎么相爱?”比如，对于坐拥中环海景、曾长时间蝉联米芝莲三星的中餐厅龙景轩，“定价自然不便宜，但有些食材高出市场平均水平太多，而出品却未必有那些传统高级食肆来得到位”。对不喜欢的食物，他毫不客气，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名气再大也徒然。

　　事实上，早在去年六月，我便已收到刚刚出版的《香港谈食录》。于我而言，这是一部值得反复拾起、可堪细味的美食散文集。从作者的这些饮食探索和书写中，我们得以窥见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面向：天南海北的人们移居此地，带来风格迥异的饮食习惯，各地菜系也随之生根发芽。在书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纷繁多样的中餐格局，也跟着作者的妙笔体验到色香味俱全的生活百味。同为在外打拼的游子，这一道道或庄重或休闲的食物，也使得凝结在我心里的缕缕乡愁有了具体去处。

　　近乡情怯之后

　　惠风和畅，终于要回到因为疫情阻隔而阔别三年半之久的故乡。启程前，竟有些“近乡情怯”的忐忑。友人借用《围城》里方鸿渐回江苏老家时的内心独白安慰我：“这两天近乡情怯，心事重重。他觉得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才会熟。”

　　的确，近乡情怯乃人之常情，这样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多半源于对物是人非、情谊生疏的担忧。就好像面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贺知章，在《回乡偶书·其二》再次感慨：“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然而，当我真正踏上故土时，先前的顾虑全都抛诸脑后，没有了伤感与悲凉，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充盈和喜悦。漫步在护城河水岸，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碧树葱茏，目之所及，还有那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塔，穿过岁月的风雨，几经修复，保留至今。驻足在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四年的钟楼前，想到的是儿时每天准点听到的那浑厚悠远的钟声，成了彼时日常起居的报时器。沿着钟楼墻根向西转，就进了如同迷宫般的巷道，同时也把市中心车水马龙的繁华喧闹隔绝在了外头。粉墻黛瓦早已斑驳，蜘蛛网般的电线管道杂乱横陈，岁月的颓垣在这里暴露无遗，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只不过这样的落寞与苍凉，很快被不知从哪里蹿出来打闹的孩童打破了，满富活力的笑声回荡在阡陌纵横的小巷里。

　　若是走累了，打开美食点评app，去试试排在推荐榜首的附近一间咖啡馆。经过老民房改造过的小馆，焕发出别具一格的生命力，清新质朴，又不失文艺的气场，天井没有刻意雕琢，基本还保留着老院子的形态，白墻灰瓦，还有冲天生长的绿植，在这里点一杯咖啡，伴随着轻淡的背景乐，即便只坐上个把钟头，心里也已有“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知足。

　　不可否认，时光总会带走旧时记忆里的印痕，也会改变昔日的风物人事，然而总有些情愫是永恒的，岁月的流转并不会褪去它的底色，相反，在荏苒中历久弥新。可幸，故乡的风雅秀丽，以及水、桥、钟楼、古塔等等共同构建的那份深邃还在。

　　离乡情更怯

　　“细雨春灯夜欲分，白头闲坐话艰辛。出门便是天涯路，明日思亲梦里人。”清代汪中这首《别母》可谓道尽了一个即将远行的游子对于母亲的依恋与牵挂。这种不舍、复杂、难以平静的离愁别绪，自然地，在我这趟返乡休假结束时也真真切切地涌上心头，反反复复，愈结愈浓，化不开。特别是与亲人道别之时，纵有千言万语，往往也只能是无语凝噎，仿佛所有的话语在当下都是苍白无力的。儿行千里母担忧，自踏上远程的那刻开始，漂泊在外的游子也就多了一份沉重的乡愁。

　　“披星戴月地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很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她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曾有一度，歌手李健的《异乡人》旋律一起就让我忍不住潸然。干净清澈的声线，看似随意的清唱，却将异乡人的无奈与感伤娓娓道来，每每听到，总有种直击心灵的震撼。

　　不可否认，科技的进步令物理距离不再是游子们排解思乡的最大障碍，实时的视讯相见，“咫尺天涯”可以秒变“天涯咫尺”。然而，长年只身在外，再坚强的心灵也容易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侵蚀，那种不知要走向何处的惧怕，常常在夜阑人静时变得尤为强烈。难道，这就是离乡的代价吗?

　　然而，当面对诸如“有回去的打算吗”这类问题，我又会倔强地回以“我在他乡挺好的”。人生没有如果，踏出去的每一步，既是自己的选择，也是一段未知的流年。该继续在此地坚持下去，还是心下决定回乡发展，我们无法预判哪一个是最好的方向，也不可能准备万全的计划来应对。既然做出了选择，就照此勇敢地心无旁骛地走下去，因为这趟踽踽独行的旅程，其中的悲与喜、平淡与激荡，唯有自己才能真实体会。

　　宁取格格不入

　　时光荏苒，今年已是在香港生活的第十五年，人生的将近一半时间给了这座城市。只不过，很惭愧地说，我依然未觉自己真正地融入到其中。每当想仔细打量这座城市，占据视野的总是汹涌的车流和人潮，这种过于喧嚣的感觉，很难让人的心灵深入地贴近她、真切地感受她的温度。我，始终是一个异乡人。

　　或许源于相似的背景，香港话剧团几年前有一出名为《骄傲》的舞台剧，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男主角是一名从深圳移居到香港的“新香港人”，无论是粤语发音，还是着装举止，甚至能熟练唱出《狮子山下》，种种外在表象几乎无异于土生土长的港人，然而他内心想与香港建立落地生根情感联系的渴求，往往因为用力过猛，令自己常常处于过度的敏感与不安中。比如，面对阿伯污蔑自己假结婚骗身份的过激反应，对入境处遗失申请材料的动机怀疑等等。

　　剧目取名“骄傲”，表面上说的是男主角骄傲自大，不愿妥协，事实上则通过大段的剖白呈现一个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物形象。演出中还特地安排“登月航天员”不时穿插于写实场景中，也正是男主角“飘无定所、无法着地”的内心映照。

　　于我而言，最受触动的则来自于剧中异乡人的纠结与苦恼——拼力融入圈子，却难被理解，从始至终都是自我的撕扯与缠斗。对漂泊的人来说，可能要穷尽一生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因此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努力寻找“家园”，然而时时困扰的身份认同，又在提醒着“不知乡关何处是”。

　　如今，回看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Place，又译：乡关何处)，疏离、难以被接纳、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作者在喋喋不休一再述及的话题。生于耶路撒冷，在开罗度过童年，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身为巴勒斯坦人，持有美国护照;母语是阿拉伯语，但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怎么都觉得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就连萨义德这个名字，也是在阿拉伯的姓氏前加上一个美国名。如此矛盾的存在，身份的割裂，令他走到哪里都不被认同，显得格格不入。

　　可是，这些“冲突”又如何呢?他在回忆录结尾淡淡地写道：“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和谐音，我已经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

　　书海编舟

　　友人推荐了一套名为《但是还有书籍》的纪录片，刚看第一集便被吸引住了。这集聚焦几位常年坐冷板凳的编辑译者，于细微琐碎中找寻生活的意义。取名《书海编舟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年前的一部日本电影《编舟记》。这部根据三浦紫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讲的也是一班出版社编辑的故事。

　　或许是同为编辑的缘故，我时不时地会重温《编舟记》，每每依然能从中感受到热血。电影没有我们惯性思维里的冲突与跌宕，故事在缓慢的节奏中铺陈开来，主角马缔光也，标准的宅男，不善于和人交往，却对文字有极高的敏锐度，做事也极为认真投入，他被即将退休的前辈相中，加入辞书编辑部。自此，马缔光和同事们十五年如一日，埋首故纸堆，一个词一个词，整理出一本厚厚的辞海。电影高度还原了小说里描绘的编辑工作，比如如何取舍词汇，作者根据什么标准撰稿，编辑如何选定词条。

　　大概编辑都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而马缔光也对完美的追求，在选纸这个细节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造纸厂为辞海研发了专用纸，轻巧、薄纸、不会透墨，而且色泽雅致考究，然而他却认为“触感不对，应该是那种手抚在纸上有粘连感，一页一页想要翻下去的感觉”。

　　房东竹婆在马缔光初入辞书编辑部时对他说：“你这么年轻，就找到了这辈子想干的工作，真是太幸福了。之后只要一路走到底就行了。”十五年时间，他从不善辞令的“怪咖”，成长为一名团队领袖，带领大家完成辞海的编纂工作。在出版的祝捷酒会上，当其他人都松一口气的时候，马缔光和前辈不约而同地拿出各自采集的例句卡，于他们而言，“辞典的编纂工作没有尽头。承载着希望，航行在词汇海洋上的小舟，航程永无止境。”

　　无论是《编舟记》里的辞海，还是《书海编舟记》展示的厚厚书本，凝聚的皆是我们常常谈起的匠人之心——长期专注地做着看上去艰苦枯燥的事情，背后却蕴藏着“无法与外人道也”的喜悦与满足。

　　别忘记为什么出发

　　前些天见到来港出差的大学同学，谈起当年同读新闻专业的三四十人班级，如今只有包括我与她在内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仍待在传媒圈。顿时，一股五味杂陈的情绪涌上心头：坦白说，毕业十多年，谁在其中没有动摇过?尤其是不时听到传媒翘楚猝逝的消息，内心更是掀起不小的波澜。

　　比如，四年前在办公室突发心梗的新华社知名记者、国际部专稿中心主任徐勇，去世时五十六岁，尚处于事业的“黄金期”。犹记得，当时消息一出，不少人为之痛心和惋惜。怀念文章中提及的徐勇对年轻人的耳提面命，比如，写稿子少用形容词，少用“的地得”，不要用“被”字;要用短句，能短则短，多用直接引语，其实在我唸书时，就已经间接地透过国际新闻翻译老师、徐勇的新华社前同事周轶君有所熟知。虽然并未直接受教于徐勇，但他对新闻的严谨认真，甚至是近乎苛刻的规矩，都深深地影响到了身处千里之外的我，并一直将之奉为圭臬。

　　再比如，另一位英年早逝的媒体人、被誉为“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性的人物之一”的央视评论部前副主任陈虻。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那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经陈虻演绎成“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早已成了业界名言。

　　陈虻常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审片时，他往往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沟通，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对方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这是陈虻二十多年前的话语，不但没有过时，相反经历了岁月的推敲更显其价值。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陈虻、徐勇等佼佼者的离去，对传媒界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损失。也正因此，他们的逝世，总能在现实或者网络上掀起讨论潮，无论是媒体公号，还是媒体个人，都会自发地写文缅怀。而在这些汹涌悼念的背后，更加汹涌的，其实是“对自己的反思”。

　　于我而言，十五年的传媒生涯，与陈虻、徐勇们相比，或许不足挂齿。然而，他们却如我踽踽前行路上的启明星，告诉我：纵使前路迷茫，依旧要保持激情，因为正如陈虻所言“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就别忘记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