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年零三个月，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与魔鬼共存的岁月》，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迫使我必须写出来。

　　四年前，也就是2018年秋日的一个晚上，当手机铃声突然震响在静寂的书房里时，我的心泛起一阵欣喜。预感告诉我，这应该是我所期待的电话。果然，按下接听键的那一刻，听筒中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我是贾德水，傅老师说你想要采访我，欢迎啊……

　　贾老在伪满洲国时期，是我党在哈尔滨地下组织“马迭尔小组”的主要成员，也是我采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对象。与他通话后不久，我便启程前往哈尔滨。正值国庆长假，哈尔滨城里，街头巷尾，鲜花盛开。次日清凉如水的早上，我敲开了一所僻静院落的小门。九十四岁的老人面带微笑，在保姆的搀扶陪伴下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矮矮的个头，单薄的身材，国字型的脸庞略显苍白和浮肿。那一刻，我多少有些意外，通话时老人洪亮的嗓音，爽朗的笑声，让我感觉他是健壮的，而眼前的他却有些羸弱。让我有些遗憾，同时又不由得生出敬佩。

　　我采访他的目的，是想了解哈尔滨地下组织“马迭尔小组”的情况，这是他走上抗战道路最初的经历。那些热血激荡的岁月让他和他的同伴们刻骨铭心，也使我感动，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采访中我询问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他便向我谈起伪满洲时期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那个与魔鬼共存的岁月，让他历练出更多于暗夜中前行的智慧和韧性。也正是那段经历，让他的后半生都定格在公安工作的岗位上，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时绝对没有料到的。

　　我们整整聊了两天。记忆的闸门一旦彻底敞开，贾老整个人都变得热情激动、滔滔不绝起来。

　　那次谈话结束时，他从书柜中取出两个大纸包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上，说，我又要去住医院了，这些东西或许对你有用……我背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回到家便开始认真阅读。

　　纸包里是他的日记、回忆录还有老照片。有一部分是“马迭尔小组”的，还有一部分是情报领域的。我想把回忆录的有关内容尽可能地融入自己所写的书里，但我却不知道从何处下笔。贾老的回忆既完整又零碎，表面看上去简单如水的故事，背后又似乎藏匿着许多东西，我越向前摸索，越觉得庞杂和深不可测。而就在我想要与贾老进一步交流时，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这让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失落。人说时间是可以冲淡一切的，有许多事情终究会被遗忘，对我也一样。就这样，贾老的材料被我长时间搁置在一边，静静地躺在书柜中。

　　不久前，在一次整理家中的物品时，我重又看到躺在书柜角落中那个包裹得紧紧的纸包，它似乎一直在等待有人将它打开。触摸到它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忘记贾老的侃侃叙说，也没有忘记他交给我这些材料时凝重的眼神……我知道我必须把他们写下来，无论我能否做到最真实地贴近他们。

　　燕子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

　　我吃过晚饭，闲着无聊，便穿上衣服，推开门，顺着果戈里大街溜达。在街角的一家面包店门前，我停下脚步，四下看了看，然后走了进去。面包店老板是一个一只脚有点儿瘸的白俄老头儿，没有老婆，只有一个女儿。这是我们传递情报的联络点。我和往常一样，以老顾客的口气和他寒暄。白俄老头儿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多年，东北话比东北人说的还流利。我问他，近来生意咋样啊?老头儿目光左右扫了扫，喜滋滋地说，啊，长官，托上帝的福，最近，又来了一位像您这样的有身份客人，他认准了我们店的口味儿，常来买面包。

　　我立刻明白，这是暗语，意思是，我们又来了一个同志。

　　我说，多多发财啊。

　　他说，谢长官吉言，听说您要高升了?

　　这句话暗示，要我做好准备。我心里一喜，但表情上不露声色地接过面包，转身离去。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老头儿递给面包时塞入我手里的纸条，上面写道：

　　燕子口叼合花，飞到你家，接头暗语：警察局有个姓任的，是我山东老乡。你回答，哈尔滨有很多山东人。鳇鱼。1944年4月6日。

　　口叼合花是句字谜，谜底“哈”字，飞到你家，两句话合起来意思是，这位同志将到哈尔滨。

　　说真的，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就像久旱的禾苗突然等来了甘霖，既振奋，又惊喜，没有暗示，也没有预兆，它悄无声息地来了。我又将纸条打开，反复看了几遍，最终确信，这是真实的，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燥热，推开窗户，大口地呼吸着灌进来的冰凉空气。

　　我为何如此激动?这和我当时的处境有关。

　　那时，我任伪哈尔滨警察厅总务科副科长，这个机构历来是日本鬼子统治东北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党的死敌，我们先后有很多组织遭到它破坏，不少同志惨遭杀害，这其中就包括我的上线——原警察厅特务科科长老周。他是怎么打入警察厅的，我并不知道。我只听说，他是苏联特训出来的优秀特工，格斗、射击、爆破、谍报……无所不能。

　　老周初到警察厅时，只是特务科一名普通警员。他之所以短短几年，从普通警员提拔为特务科长，是因为受到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野田的赏识。

　　这事要从一个捷克贸易代表团来哈尔滨洽谈说起。

　　那时伪满洲国刚成立不久，社会治安挺乱，经常发生绑架、暗杀和敲诈外国商人的案子，日本人出于政治考虑，便命令特务科派老周带两名警员负责捷克代表团的安保工作。

　　在马迭尔宾馆，老周他们每晚就住在宾馆前台，负责安保。过了四五天吧，老周发现一个叫比尔的代表行踪有点儿怪异，白天，他跟随代表团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外贸官员样子，但等到了晚上，他和同僚吃过饭后，挨到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去，拦下一辆出租车，不晓得去哪里了。

　　一个警员调侃说，这小子可能逛妓院去了。

　　老周想了想说，我觉得不可能，我这几天观察，知道代表团里有个他们自己的监督员，由专人监督每个人，不让他们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他天天夜里出去，这是违反纪律的。

　　那个警员说，那他干啥去了呢?

　　老周说，明晚，你俩跟着他看看。

　　第二天夜里，盯梢的俩警员回来报告，比尔去的地方是果戈里大街一家英格兰餐厅，他和几个中国商人喝酒，一直喝到半夜才离开，然后他又直接杀到秋林公司后身，进了一家叫玛丽亚的啤酒屋，店是犹太人开的，啤酒挺便宜，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喝了三四杯啤酒，期间，一个中俄混血女人跟他坐了一会儿，两人说啥，我们没听清。

　　老周听完，没有吱声，但多年的特工生涯直觉告诉他，这个比尔有问题，于是老周决定亲自会会他。

　　转过天的晚上，老周来到英格兰餐厅，十分钟后，比尔来了，身边带了位女伴，一个高大碧眼的混血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国女人。屋里很暗，老周听着他们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口，说话的是混血女人，他们说的是俄语，混血女人问比尔住在哪里，比尔说住在松花江公馆，这显然是鬼扯。到了午夜时分，他们散了，比尔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老周分析比尔一会儿准去玛丽亚。在比尔付账的时候，老周赶在他前面到了玛丽亚啤酒屋，果不其然，老周刚坐下不久，比尔来了。这时，老周已经判断出他有问题了。

　　本来，老周想把这件事向厅里汇报，但第二天，碰巧机关长野田来马迭尔宾馆会见客人，这也是老周第一次见到他，老周不卑不亢走上前，立正，敬礼，动作干净利落。野田盯着老周看了一会儿，似乎很满意，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哟西。

　　老周说，机关长，我有个事情想向您汇报。

　　野田愣了一下，又看看手表，说，跟我来吧。

　　老周要汇报的就是比尔的事。他想，这是接触野田的绝佳机会，如果攀上这棵大树，对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大便利。

　　野田落座，开始保持一种老僧入定般莫测高深的模样，但听到老周讲到他在玛丽亚啤酒屋看见的情形时，野田忽然睁开了眼睛。

　　老周说，比尔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儿喝啤酒，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坐的地方，离出口处和楼梯都最近，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人员进出及店里的一切活动，他选的位置靠窗口，遇有急情，可迅速逃离，这些，都是一个职业特工的习惯，因此，我断定比尔是在等候接头人，可能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

　　野田目光犀利地盯着老周，半晌，他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周桑，你观察得非常仔细，非常好，这个比尔，就交给你，注意隐蔽，以免打草惊蛇。说完，又给老周一张名片，要老周有情况，与他单线联系。

　　老周又接连盯梢比尔几天，但没发现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眼见代表团离开哈尔滨的日子越来越近，老周不免有些焦躁，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走眼了。这天，老周和那两个警员坐着闲唠嗑，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他俩这几天干啥呢?有个黑脸的警员告诉老周，前两天推牌九输了，就琢磨着弄俩钱儿把本捞回来，一下就想到比尔，他晚上不在宾馆，不如趁这机会溜进他房间偷点儿值钱的东西，反正他们也快走了。于是他打开比尔的房间，背顶着门，里面黑漆漆的，等眼睛适应黑暗，刚想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眬地用俄语和他说话，当时把他吓出一身汗，赶紧悄悄走了。

　　另一个警员哈哈大笑，说，她把你当成她男人了，完蛋货，要我直接把她干了。

　　黑脸警员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操，可拉倒吧，打不着狐狸弄一身骚。

　　老周沉思片刻，说，那不可能是比尔老婆，如果是他老婆，怎么会把她一个人扔房间里，自己出去喝酒玩乐呢。

　　黑脸警员说，八成是相好的吧，我听说外国人可随便了，男女睡觉就和吃饭一样。

　　老周没有搭话，点燃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抽到一大半时，他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对那俩警员说，明天，你们盯着比尔。

　　老周打听到，那个女人的确是比尔的老婆，叫娜塔莎，俄国人，代表团成员，但从不外出，整天在房间里待着。

　　老周决定，从这个娜塔莎身上打开缺口。

　　老周将自己打扮成一位中国富豪，开始接触她。

　　老周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我记得他曾说过，干这行当，你得有一项专长，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

　　第一次请她喝酒，她谢绝了。第二次，她来了。第三次，老周租了一艘豪华游艇，带她在松花江上兜风，他们一路欢笑，欣赏两岸美丽风光，看得出，娜塔莎已对老周产生好感。到了第四次约会，娜塔莎告诉老周，她喜欢哈尔滨，也喜欢老周。还说她是苏联远东情报中心的人，比尔也是，而且她知道老周也是同行，从老周的警觉态度，听人说话的眼神，她可以看出来。还有，比尔每晚去的那两个地方，前一个是他和哈尔滨情报站联系碰头的地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备用地方，但不管接不接上头，他都会去坐一会儿。每次收集上来的情报，由娜塔莎发送，她发报手法极快，日本人根本无法窃听抄收。

　　老周搂着她，不想打断她，静静地听她诉说。

　　她把她的经历都告诉了老周，从出生、父母、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比尔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就没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老周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和发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老周看她那暗藏密码的钢笔、口红照相机。最后，她全盘说出了她所知道的，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网的全部情况：人员、地址、信箱等，老周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但直觉告诉他，娜塔莎并没有把全部情报都告诉他。的确如此，当老周问她有啥要求时，她说她要面见野田机关长，要一笔钱，新的国籍和身份证，去一个安定的地方生活，从此隐姓埋名。老周说，我马上安排。娜塔莎说要尽快，因为代表团的两个监督员是苏联特工，她现在的一举一动，也许被监视，她的处境很危险。

　　再说野田听完老周的汇报，喜出望外，告诉老周，约个时间地点，他马上要见娜塔莎。

　　老周赶到宾馆，娜塔莎却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比尔和那两个苏联特工。

　　出了宾馆，老周叫了辆出租车，也不讲价，让司机全速开，好像疯了一样在车站、码头和各个交通要道寻找。最后，马家沟机场的一个员工告诉他，昨天下午，一架开往黑河的飞机起飞前，有四个外国乘客登机，两个男护士抬着担架，上面躺个女的，脸上缠满绷带，处在昏迷状态，后面跟着位医生。

　　老周听后，仰天长叹，懊悔自己没有及早将娜塔莎接出来。现在一切都晚了，黑河与苏联一江之隔，夜里随便找条小船就能过江，他们这会儿，恐怕已踏上苏联的土地了。

　　老周回来向野田检讨自己的过失，请求处分，但野田却说，是娜塔莎自己暴露的，这不是你的错，相反，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赤胆忠心，令我感动不已。

　　老周自此事之后，仕途顺利，成为我党第一位打入敌人堡垒级别最高的人。我忘了老周是怎么发展我成为他的下线的，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至今历历在目。那是1934年秋天，我从伪满洲国奉天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警察厅工作，报到那天，就是老周接待的我。他有一张英俊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郁，但却十分亲切，我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质，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仍有这种感觉——这大概就是我誓死不渝追随他的缘故吧。后来我知道，他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也是在那里加入的共产党，后辗转到莫斯科学习三年。

　　那几年，老周在警察厅的谍报工作十分出色，日本关东军的诸多声音常常回荡在延安及莫斯科的上空。据说，关东军秘密策划刺杀斯大林的情报，就是老周截获并及时电传给莫斯科的。

　　老周暴露的事情，要从一封神秘来信说起。

　　1937年春，野田收到了一封来信，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他本人。

　　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苏共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报纸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杨彬。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杨彬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共产党设置的圈套呢?

　　野田费尽心机，想确定杨彬的身份。最后，他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俄语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欧洲产品，杨彬有“苏联”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特务机关在报纸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杨先生，信已收到，欢迎继续联系。

　　通过这一方式，特务机关又给了杨彬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马迭尔宾馆附近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和一笔奖金，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忽地有一天，杨彬使用了特务机关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他说，他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怀疑是苏联派来的特工。

　　那天，杨彬现出了原形。他果然是苏联人，此刻，他带着他娇艳的白俄情妇出现在马迭尔宾馆。他真名叫伊万诺维奇，原来是苏联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苏联在哈尔滨谍报网的负责人。

　　伊万诺维奇对叛逃早有准备，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

　　叛逃日期，他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苏联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野田得到了伊万诺维奇藏在树洞里的文件后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三百张，其中包括苏联在远东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情报部的组织编制表。野田意外收获这样一条大鱼，大喜过望，称伊万诺维奇是“苏联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伊万诺维奇的叛逃，让一大批苏联间谍在东北落网。

　　不过，令野田更为震惊的是，伊万诺维奇认为，警察厅内有共产党的卧底。

　　他举例说，你们日本人曾派出十几名优秀特工潜入远东，准备炸毁伊曼铁路大桥，按说，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行动，我相信，你们内部也没几个人知道，殊不知，苏联情报部门早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的具体细节。

　　野田怎能忘记，那次他们派出的特工刚一入境，就遭到苏军埋伏，结果全军覆灭。关东军高层也怀疑内部有“卧底”，如今，伊万诺维奇的话，让野田确信“卧底”肯定出在警察厅。

　　对伊万诺维奇这个大宝贝，野田在马迭尔宾馆专门开了两个总统套房，并安排特务一天二十四小时保护。然而，百密一疏，一天深夜，两个特务交接班的空隙，伊万诺维奇和他的情妇被一个蒙面人乱刀捅死。

　　伊万诺维奇的死，令野田气急败坏，他动用各种侦破手段，忙活了一个多月，最终一无所获，但狡猾的野田怎么会就此罢手呢。在警察厅全员大会上，他故意放出烟雾弹，他说，日满亲善一家亲，我相信，警察厅每个警员，都是大日本帝国久经考验的忠诚卫士，绝不可能有共党奸细。然而会后，野田却派出大批特务，对所有可能接触高级机密的满洲籍警员秘密开展调查，一一追究，人人过关。可查来查去，也没发现任何可疑之人。野田仍不甘心，明里不行，就来暗的。他在怀疑者家里、办公室秘密安装窃听器，安排专职特务，昼夜连续不断地监听和监视。当然，野田这点儿小把戏，老周心知肚明，他每天上班，下班，回家，三点一线，滴水不漏。野田忙活了大半年，还是毫无进展，就在野田无计可施之时，老周的媳妇，一个小小的行为引起了野田怀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负责监视老周家的日本特务，有几次发现他媳妇驱车来到郊外的小树林，停车后，从车厢里搬出一只小铁笼子，然后走进树林深处，好像放什么动物。特务们想走近查看，又怕打草惊蛇，加上树林枝叶繁茂，距离较远，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特务们只能隐藏暗处，干着急。

　　特务们把这一情况立即汇报野田。尽管不知道老周媳妇究竟在放什么，但野田怎么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呢。他怀疑，老周媳妇是在放“信鸽”，用此方式来传递情报。

　　老周可是警察厅的优秀特工，而且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一个特务说。

　　野田冷冷一笑，说，干我们这行的，任何人都是怀疑对象，包括你和我。

　　野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命令特务们继续跟踪，发现老周媳妇再拿出来铁笼子，马上拘捕。

　　这天午后，老周媳妇像往日一样，又开车来到小树林，她打开车厢，拿出铁笼子，这时，几个特务围了上来，一把抓过铁笼子。令特务们大跌眼镜的是，铁笼子里关的根本不是什么“信鸽”，而是一只小黑松鼠。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特务们的询问，老周媳妇扑哧乐了，她说，最近，我们家花园经常来小松鼠祸害花籽，老周逮住后，又不忍心杀死，便让她到树林里放生。

　　几个特务连连说，对不起，打扰了。

　　再说野田，他听了特务们的汇报，也觉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解除了对老周的监视。之后的日子，关东军高层天天催，并限期野田揪出“卧底”，否则，自己剖腹，向天皇谢罪。那些天，野田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坐卧不宁。

　　谁是“卧底”呢?

　　有天夜里，野田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鸽子在他头上拉屎，他醒来后，忽地想起老周媳妇放松鼠的事，虽说是一场乌龙，但刚才梦里的鸽子，让他生出一丝预感，总感觉这里面有蹊跷。天亮时分，野田决定，不管怎么样，先来个“逼蛇出洞”。

　　吃过早饭，野田来到办公室，抓起电话，告诉老周马上去阿城一趟，协助当地派出所抓捕一名土匪。

　　老周前脚刚走，野田就派人把他媳妇请到宪兵队。连续对她进行了一天一夜的审讯，日本特务非常狡猾，明知自己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可审问时，却故意说，他们对老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出老周和媳妇之间的性生活细节。至此，老周媳妇才知道自己家里早已被窃听。她骂了一句，无耻。之后，任凭特务们如何诱导，她就是一言不发。

　　这边审讯，另一边，野田带人搜查了老周的家，特务们翻箱倒柜，房前屋后，仔仔细细地搜了几遍，最终一无所获。

　　机关长，也许您的猜测是错的，一个特务说。

　　野田面色青紫，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忽然，用穿皮靴的右脚狠狠地跺了一下地板，大声喊道，回去。

　　回来的路上，野田坐在车里，双目紧闭，若有所思。汽车快要到机关本部时，他睁开眼睛，厉声喊道，倒车，回老周家。

　　野田第一个冲进屋，他低着头，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突然，他命令道，快去找工具，把屋里的地板全部起开。

　　在地板下面，野田搜出了一部电台和密码本。

　　老周媳妇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的消息，我是当天下班时知道的。时间紧迫，我租了辆出租车，连夜去阿城找到老周，向他报告了情况。

　　老周说，我说嘛，野田派我来阿城，我就觉得有猫腻。你嫂子关在哪里?

　　我说，日本宪兵队地下室。

　　他说，动刑没?

　　我说，没有。但双手铐在铁管子上，站不直，蹲不下，不给饭，不给水。

　　他说，几天了?

　　我说，算明天三天了。

　　他说，知道了，你回哈尔滨，继续上班，就当啥也没发生。

　　我说，你咋办?

　　他说，我找野田，换回你嫂子。

　　我说，嫂子是咱们的人吗?

　　他说，不是。

　　我说，太冒险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他说，还有什么好办法么，你不是不知道，人进了宪兵队，没有活着出来的。

　　我说，警察厅还有咱们的人吗?

　　老周说，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

　　临走时，老周给我交代了新的联络点及联络方式，再三叮嘱我，继续潜伏，不可妄动。

　　告别老周，我赶回哈尔滨。

　　第二天，老周出现在野田的办公室，他对野田说，我就是你要找的共党卧底。

　　野田吓得急忙掏出手枪。

　　老周说，别紧张，我没带枪。况且，我要想杀你，不会等到现在。野田慢慢地放下枪，指着对面的椅子，说，坐下说吧。老周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又缓缓地吐了出来，烟快吸完时，他开了口。

　　野田，我就一个条件，放了我老婆。

　　野田说，还有吗?

　　老周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说，没了。

　　野田点点头说，可以。

　　老周被捕后，野田多次来到监舍，试图招降老周，但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周桑，请原谅，这不是我的本意。老周死刑命令下达那天，野田惋惜地说。

　　老周牺牲之后，组织上再没有人来联系我。我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孤零零地随风飘荡。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索菲亚大教堂的广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唯一使我感到温暖的，就是那个面包店的联络员——白俄老头。我也曾猜测，警察厅内部或日伪其他机关，也许还有我的同志，可这些，老周不会告诉我的(组织上不允许横线联系)。我在可怕的焦虑里度日如年，每天坐在警察厅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浏览着每天的报刊，寻找可能出现的暗语。

　　面包店作为我唯一的联络点，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买回家的面包，时间长了，发霉生毛，我不敢扔垃圾桶里，怕邻居起疑，只能在院子里挖坑埋了。就这样，在晦暗的岁月中，我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白天与黑夜，今天，终于盼来了组织的新消息，怎不令我万分激动。

　　接 头

　　燕子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来了，悄无声息，让我有点儿措手不及。

　　那个星期六下着小雨，我下班之后，像往日一样，沿着果戈里大街回家。淅淅沥沥的雨点儿打在雨衣、帽子上，有点儿冷。我在人行道上停了一会儿，马路对面，是我住的巷子，从头走到尾，总共需要一百三十六步。两侧的房子，都是俄式建筑风格，败落敝旧。有户家门口停着三辆汽车，我出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走过去，挨辆看了一眼，哪辆是熟悉的，哪辆不熟悉。不熟悉的汽车中，哪辆又是安装着天线，或多一面镜子，哪辆是监视者喜欢的那种没窗的小货车。我这个习惯，是老周传授的，他还告诉我，坐公交车要熟记沿途的商店牌号码和店名，还有，自己家中每层楼梯一共有多少级，每扇门窗朝什么方向开，他说，这是一个特工的最基本功课。

　　我踏上三级台阶，走到家门口，房子里一片漆黑，窗帘仍和我出门时那样拉着。门中间有道铁锁，还有两片我自制的小木片，指甲那么大，一片塞进门上面梁的缝隙里，一片夹在铁锁下面，这也是我外出时的习惯。说真的，谈到这个，我就感到惭愧，我没有老周的英才雄略和非凡胆识。我跟老周说过，我胆子小，七岁还不敢一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把风的声音，听成狼的呜鸣。老周听了，微微一笑，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时缺点也是优点，就说你吧，你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是一个上好的哨兵和副手的人选。

　　我用手指一摸，两片木片都在那里，于是打开门锁，推开门，门口的地板上，有一封白天塞进来的信封。我打开门廊灯，弯下身，捡起信封的时候，目光却被衣架上的一把没有见过的雨伞吸引住了。那是一把绸伞，伞把上有手工缝的皮套，做工精细，下面有一个金属环。我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把陌生人的伞，地上没有水迹，伞是干的，这说明，这把伞是五点三十分，下雨之前就放在那里了。我悄无声息地拿起伞，这把伞外表看去，虽然不新，但小巧玲珑，尤其是伞尖不锈钢包头还没有擦划的痕迹。看来，这把伞的主人，是一个行动敏捷的人，而且还颇为机灵，在看见我门上塞的木片之后，选择另一种方式进来。因此，我断定进屋之人绝不是一般窃贼，而是一个和我一样的职业特务。来之前，一定多次来我家踩过点儿，并且跟踪过我，这是个“行家”。

　　客厅的门虚掩着，我心里顿时有些紧张，掏出手枪，轻轻拉动枪栓，透过门缝，借着外面路灯的光，我看见沙发一头伸出一双穿高跟鞋的脚，懒洋洋地交叠在一起。

　　吓到你了吧。

　　屋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嗲。

　　我右手持抢，左手按下开关，客厅灯亮了。女人不慌不忙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她三十岁左右，很漂亮，穿一身白色长裙，在灯光下显得耀眼夺目。

　　怎么是你?我惊愕道。

　　这个女人我认识，她叫艾玲，是保安局的接线员。顺便介绍一下保安局，它隶属于哈尔滨日本关东军，主要工作是在体制内甄别特务，防谍反谍，这个机构与我们警察厅常有业务往来。我去过保安局几次，艾玲给我的印象是在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儿。保安局成立于1937年，她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如何进入保安局，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艾玲和我们警察厅机要科长谭海臣关系暧昧不清。

　　有一次，我在警察厅的招待舞会上，看见他们两个人跳舞，一个目光淫荡，一个目光妩媚。我注意到，谭海臣一只手搭在她丰满的屁股上，脸上堆满夸张的微笑。这个双城乡下出来的小子，一个小地主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又贪婪的本性。警察厅内有人恶语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细细一品，还别说，评价得还真挺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晓得，谭海臣是怎么混入警察厅并且一再重视，始终留在机要部门“吃香喝辣”，这地方有人想挤，也挤不进去。在同事间，他虚伪又媚俗的为人，使人讨厌，可他自己并不觉得。

　　那天，谭海臣看见我，故意和我打招呼，并且拉着艾玲，炫耀地把她介绍给我。艾玲脂颜粉面，矫揉造作，一边向我抛个媚眼，一边伸出手，说，我听海臣说，您还没结婚，是个纯小伙。

　　我板着脸，冷冷地“嗯”了一声，便转身离去。

　　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忌心态，也许是由于老周的说教。老周说，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

　　此刻的艾玲，目光冷峻，表情严肃，与往日那种放荡的小姐作派，判若两人。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说话声音很亲切。

　　警察厅有个姓任的，是我山东老乡。

　　天哪，竟然是她?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她又重复了一遍。

　　这次我听清楚了，千真万确，她就是“燕子”。有那么一会儿，我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直勾勾地看着她的眼睛。我慢慢放下手枪，仔细地窥视着她，希望从外表上洞悉她真实的另一面。

　　她说，怎么，不会说话啊?

　　我这才回过神来，忙说，哈尔滨有很多山东人。

　　暗语对上了。

　　她站起身来，对我说，穿上衣服，跟我走。

　　五分钟后，我坐在她的福特轿车副座上。原来，她把汽车停在附近另外一个巷子里，怪不得之前我没看见。汽车驶出果戈里大街，向左拐弯，朝郊外奔去，车速不快不慢，车厢里充满了香水味儿。

　　雨停了，月光如水，大街上弥漫着水雾，寒气逼人。

　　驶出市区，艾玲已经开了二十多分钟的车。这期间，我问了几个问题。

　　我说，为啥出来?

　　她说，怕家里面有窃听器。

　　我说，你有啥根据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她说，有各种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包括我和所有人。

　　我说，你认识老周啊。

　　她点点头。

　　我说，是谁派你来的?

　　她说，鳇鱼。

　　我说，是咱们的头呗。

　　她嗯了一声。

　　我说，你是咋来保安局的?

　　她说，这个与你无关，别乱打听。我扭头还要问，但见她的脸冷若冰霜，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目不斜视。我心里忽地生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慌忙低下头，将衣服领子往上竖了竖，生怕她感觉到我的懦弱。

　　汽车驶过一片松树林，离开大路，拐到一条石渣煤层小路，两边都出现了树影，月光穿过枝叶，变成一条条的。

　　车速降下来，在一处幽暗的山脚下，她停下车，开始给我交代任务。

　　我们分手之前，我又问了她几个问题，她眼睛没有看我，而是久久地凝望着山峦，俊美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有点儿凝重。

　　她说，记住，我们无时无刻都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危险之大，谁也无法想象。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她说，听我信儿。顿了顿，她问我，知道索菲亚教堂吗?

　　我说，哈尔滨人都知道。

　　她说，那里有咱们一个联络信箱，在教堂座位后面，有个放小册子的书架，原先是个旧书柜，你进去后，在教堂里跪在后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块木板是松的，背后有个洞，就是脏了点儿，里面有挺多老鼠屎。

　　我说，不能换个地方啊。

　　她说，我告诉你吧，这是最保险的信箱了。

　　我说，咱们安全暗号是什么?

　　她说，肢体语言。看我的手提包，我挎左小臂上，先到那里，在你能看见的地方等你，代表一切安全。反之，如果右小臂挎包，就取消碰头，另行通知。

　　我说，我记住了。

　　她说，你重复一遍。

　　我说，女人就是啰嗦。

　　她说，我警告你，每一次外出都要注意身后，要假定敌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她说，有。就说这次见面吧，实话告诉你，来之前，我已经跟踪你几天了，你锁门的小把戏，我一清二楚。如果换了敌人，要暗杀你，估计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没有吱声，额头上渗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不断地回想着艾玲交给我的任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警察厅二号监狱新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邵林生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

　　2.下周日，参加“马迭尔”会议。

　　马迭尔会议

　　下周日是一个星期之后，自从追随老周加入组织以来，我在哈尔滨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这些天，我把会议的地点、人员想了又想，有一点想不通，为啥选择在马迭尔宾馆开会。要知道，那里是远东地区最豪华会所，各国领事，日伪高官，进进出出，极不安全，我不禁生出几分忧虑。

　　我的忧虑是多余的。马迭尔会议其实没有在马迭尔宾馆开，而是在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周日晚上七点钟，当我惴惴不安地走出巷子口时，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在我身边刹住，接着后门打开，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将我拉上去。车中间，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渗血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的黑眼和一个小巧的嘴。起初，我以为出事了，但车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认出“伤员”正是艾玲。

　　我环顾四周，参加会议有六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位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面孔陌生，包括艾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艾玲想把绷带扯下来，有人低声严厉地说，别动。

　　说话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有点山东口音，我猜，这个人也许是头儿。果不其然，他说，我是鳇鱼，今天由我主持这个会议。

　　啊，坐在我眼前的，就是我们在哈尔滨地下组织的首脑——鳇鱼!我心里好一阵激动，我听说，他从苏联回来，早年指挥东北抗联打鬼子，是一个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人物。今天在这么小的空间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鳇鱼并不是真正的鳇鱼，而是代表鳇鱼的鳇鱼，这种鳇鱼，我想当时在哈尔滨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鳇鱼说，同志们，马迭尔小组今天成立，以后，我们将不定期开会。

　　我又是一阵激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鳇鱼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说美军即将开始登陆日本，苏联红军也要进攻东北，消灭关东军，指日可待。上级要求我们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满铁工人中组织武装力量。

　　我身旁忽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不搞了?

　　我扭头看了一眼，提这个问题的是个学生模样的人，眉宇间透着几分青涩，右眉角有一块青紫色胎记。我心想，他这个特征似乎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果然不出我所料，后来，他就是因为这个胎记暴露了，我听说，抓捕他时，三个特务把他摁倒在地的瞬间，他吞下了毒药，特务用枪砸碎了他的牙齿，试图从他嘴里取出毒药，他用残缺牙齿咬断了一个特务的手指，连同毒药，一起吞下。他是我们小组里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牺牲的。

　　我不记得鳇鱼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也许没有回答。

　　一个暗号叫“大胡子”的辽宁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是我们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他有个习惯，总爱捋下巴上的胡子。我和他那天因为营救邵林生等人的事情而闹了点儿分歧，坦率地说，我挺烦他，他身上有种舍我其谁的傲慢和做作。他后来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奉天，也可能是北平。

　　坐我右边的，是个身材魁梧的人，三十七八岁，戴着白帽，穿着白大褂，乔扮成车上的大夫，我听大家都叫他“白主任”。那天会上，不知为啥，他始终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我瞟了他好几眼，觉得这人怪怪的。很不幸，他就在哈尔滨快解放的前几天被捕了，我们还没来得及营救他，敌人就把他杀害了。

　　艾玲坐在担架上，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返回的路上，也是会议最后十多分钟时，她忽然说，我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说完，她三下两下，撕掉了绷带，开始讲话，语调、言辞跟以前舞池里小姐作派截然不同，颇有演讲风范。

　　艾玲说了很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了多少，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

　　她愤愤地说，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休想搞到情报。

　　的确如此。当时艾玲虽然身处保安局核心机关，但她的位置，无足轻重，每天就是收发电报。我熟悉那地方，正如艾玲所说，科室里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明星和男人，津津乐道，趣味十足。置身这群女人中间，不难想象，艾玲是何等的孤寂和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地方，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上级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

　　她最后说，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这样的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既然是刀子，就应该插进敌人心脏上，一刀毙命。

　　她的话马上得到了鳇鱼的赞赏，他把艾玲的要求，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明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依我的能力，也很难完成。

　　窃取密码

　　回到家里，我是愁眉不展，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鳇鱼交给我的任务，而是我无理由拒绝，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

　　他们不知道当时警察厅的情况。1944年的警察厅内部分为两派：厅长宝座上坐的是高铁，副厅长是日本人坂本。别看是副职，但他是警察厅的实际掌控人。高铁两年前来到警察厅，虽说任职时间不长，但他凭着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侄女婿这层关系，并没有把坂本放在眼里，他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很快在警察厅形成一股雄厚势力，并自称“满洲派”，让以坂本为首的日本派觉察到高铁的威胁，他多次向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建议，调走或撤了高铁厅长。然而，如今的关东军已是日暮途穷，自顾不暇，哪里有精力管这烂摊子事。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在警察厅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尤其用人治人上，讲究亲信嫡系。试想一下，在这个时候，一个非亲非故，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警察厅核心机关，谈何容易，可以说是异想天开。

　　第二天上班，我带了几根金条，旁敲侧击试探了几次，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我和艾玲第二次见面，纯属偶遇。周六晚上，我们警察厅举办周末舞会，说实话，我不喜欢这种场合，但这是副厅长坂本组织的，不来不好。坂本组织这个舞会，美其名曰是给大家放松心情，实则是笼络人心。那天，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烟，忽地，感觉一道雪亮的光线向我刺来，我转过身，看见了艾玲。她穿着一套白长裙，款款地向我走来，在我对面坐下。我有点儿惊讶，说，你咋来了。

　　艾玲没有吱声，扬起右手食指，冲舞池方向轻轻点了点。我转过目光，看见机要科长谭海臣正跟一个女人跳舞。我瞟了一眼艾玲，说，他带你来的。

　　艾玲点点头，然后问我，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我没有回答，双手交叉放在脑后，盯着艾玲，目光呆滞，重重地叹了口气。

　　艾玲没再追问，她神色凝重，端起桌子上的一杯红酒，一饮而尽。过了会儿，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这种场合有些失态，忙放下酒杯，掏出手帕，捂着嘴，咯咯大笑起来。

　　笑声引起谭海臣的注意，他没等舞曲结束，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艾玲说，这个人也许用得上，他爱上我了。

　　我说，当心点儿，这小子属狗的。

　　她说，在我面前，他就是一条跪舔的狗。说着又咯咯大笑起来。

　　谭海臣坐下来，问我们笑什么。

　　艾玲笑着说，我们在聊警察厅门口的那只狗呢，海臣。艾玲指着我，继续说，他说那是只纯日本狼狗，忠诚主人，看家守门，绝对好帮手。

　　谭海臣说，咋的，你想要呗。

　　艾玲说，明知故问。

　　谭海臣大手一挥，说，小事一桩，明天上班我就去找坂本，知道不，日本特高课有个狼狗基地，我带你去，到了那里，你相中哪条狗，咱直接拉走。

　　艾玲惊愕地张开小嘴，赞叹说，厉害啊，谭哥。

　　我不失时机地恭维说，咱们谭大科长别说在警察厅，就是整个哈尔滨，喊一嗓子，谁敢不给面子。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艾玲约我见面，地点是郊外的棋盘山。那天，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俯瞰松花江的山顶上。这里人迹罕至，杂草丛生，我们下车后，在一块山石上坐下来，身上沐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鼻腔灌进松树的松香。向远处望，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坐落在松花江水的环抱之中，中俄日式建筑混杂，不伦不类，乱七八糟，好像一桌子狼藉的盘碗。

　　来的路上，我坐车后座，目光投向窗外，眉头紧锁。这一个月里，我几乎什么也没做，更谈不上完成鳇鱼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艾玲问我，该如何回答她呢。

　　但我们刚坐下来，艾玲就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说，快点儿说啊。

　　艾玲说，高铁和坂本不对付，这在你们警察厅人所共知是吧。

　　我说，对。

　　艾玲说，日本人对高铁已经不信任了，但看在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面子上，又不便撤他。

　　我说，对，他和总理大臣是亲戚。

　　艾玲说，为了进一步监控高铁，又不能让他察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和坂本私下设了一部无线电台，凡是高铁及警察厅的一举一动，坂本随时会向上报告。这个秘密，整个警察厅只有坂本和谭海臣两人知晓。

　　我说，是不是谭海臣告诉你的?

　　艾玲点点头，接着说，谭海臣还告诉我，高铁私下贩卖烟土，侵吞经费，中饱私囊。

　　我激动得差点儿跳起来，兴奋地说，太好了，你可以用此事当敲门砖，借这个机会，攀上高铁这棵大树。

　　艾玲说，组织上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是……

　　她欲言又止。

　　我说，有啥困难，说呗。

　　艾玲说，我们必须弄到这部电台的频率、呼号及密码，特别是密码，必须拿到，否则，无法破译电报内容，拿什么在高铁面前证明我的忠心?只跟高铁汇报，日本人背后监视你，他会信么?

　　我沉思片刻，说，你说的也对。但有啥办法搞到那些东西呢?

　　艾玲说，偷!

　　我眉头一皱，说，咋偷啊，再说，这也太冒险了。

　　艾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想过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上哪儿偷啊?

　　艾玲说，警察厅机要科，谭海臣的保密室里。

　　怪不得谭海臣这犊子耀武扬威的，在厅里有人指责他，排挤他，甚至想把赶到下面治安所，但都奈何不了他，原来，这小子背后有坂本做靠山，之前，我小看了他，太不了解他。

　　我说，我有一丝担心，谭海臣会不会起疑心啊?要知道，那小子精着呢。

　　艾玲说，找个机会，我们会处理他。

　　我说，啥意思啊?

　　艾玲冷笑一声，没再说话。

　　下山时，艾玲交给我两样东西：一把崭新钥匙，一个金灿灿的打火机。

　　我问，谁的钥匙?

　　艾玲说，谭海臣办公室门钥匙，我趁他洗澡时偷配的。

　　我说，就算我进了办公室也白费，保险箱由两个人保管，机要员有钥匙，但不知道密码，谭海臣知道密码，可是没钥匙。

　　艾玲说，密码我知道，谭海臣有次酒后告诉过我，密码是……

　　我说，我记住了。

　　我将钥匙装进兜里，又问艾玲，这个打火机干啥的?

　　艾玲咯咯大笑，说，傻帽儿，这个是微型照相机。会用不?

　　我脸一红，挠挠头说，不会。

　　艾玲说，来，我教你，特简单。

　　我按艾玲教的使用方法试了试相机，然后说，好，我记住了。

　　艾玲说，小伙子挺聪明。

　　我说，啥时候行动?

　　艾玲说，你自己找机会，但夜里不行，我听谭海臣说，他下班之后，会把保险柜接上警报。

　　我说，那大白天动手啊，光天化日，厅里人来人往，太危险了。

　　艾玲说，做我们这行的，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中，危险之大，随时可能献出生命，你想好了吗?

　　我说，想好了。

　　别看我回答得挺干脆，那是不想在一个女人面前露出怯懦。实不相瞒，我内心是惊恐的。作为马迭尔小组成员，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极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任务。因为它的风险太大，超乎想象，以至于我紧握钥匙的手浸透汗水。鬼知道，谭海臣密室内安了什么隐秘装置，也许我钥匙一插进锁芯，就会响起刺耳的警报声。到那时，我开启的不是密室的门，而是地狱之门。对我来说，无异于是一次赌博，拿自己生命赌博，成功与失败，全凭“运气”了。

　　我开始寻找机会。

　　大约半个月后，有天上午，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去，看见谭海臣胳膊夹个公文包钻进汽车走了。我心中一喜，机会来了，我把相机揣进怀里，拿张报表，来到机要室，敲了几下门，里面有个女的说，请进。我推开门，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香水的味道，机要员小胡的女式包放在保险柜顶上，柜门上插了把钥匙，她是警察厅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平日我挺厌烦她，但今天我换了张笑脸，我说，小胡，这个季度，你的差旅费我审批好了，你签个字。

　　小胡接过报表，快速扫了一眼，随即笑了，说，多批了一百多块。

　　我说，给你弄点儿口红钱。

　　她说，谢谢科长，改天我请您喝酒。

　　我说，还差一关呢，一会儿你上楼到财务科找科长签个字，然后把表送到我办公室，这事就成了。

　　说完，我开门出去，迅速钻进对门的男厕所。我在洗手台前等了约三四分钟后，便听见小胡锁门的声音，过了几秒钟，她的脚步声消失了。我镇定一下，掏出钥匙，脑袋探出厕所门，向四周看了一眼，我估计小胡得去十分钟左右，因为来之前我特意去了财务科一趟，看见里面有四五个人在排队等科长审批。

　　快动手，不能再等了!

　　我打开房门，轻轻关上，保险柜上的钥匙还是那样插着，我想起艾玲告诉我的开锁密码是11-28-64，我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真的开了。我打开门的时候，底下扬起一层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四周散去。

　　密码本放在最高一层，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我拿出来，掏出相机，当我按下快门的瞬间，之前所有的恐惧感，都荡然无存。随着快门有节奏的咔嚓声，我想要的东西，尽收相机里。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并且越来越近，我收起相机，几步来到窗前，用窗帘遮住身体，我想好了退路，如果有人进来，我马上就跳窗逃走。过了一会儿，脚步声远去了，但我还是吓坏了，胸膛上都是汗珠，衬衫湿得粘在背上。五分钟之后，我把柜门关上，等了会儿，仔细听着，最后看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回到对面男厕所里。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一个女人的高跟鞋声，嘴里哼着小曲，我知道，小胡回来了。在她砰的关上门后的那片沉寂中，我悄无声息地离开厕所，回到自己办公室。

　　晚上下班出来，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郊区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旁，我走进去，拨通了艾玲的电话，只说了一句：货已到手，一切正常。然后将听筒放回电话机上，那上面，都是斑斑汗渍。

　　以后的剧情，完全按照艾玲设计的情节，有条不紊地展开。艾玲捏着坂本的“小辫子”，投靠了厅长高铁，高铁喜出望外，没过多久，便将艾玲调至身边，名为秘书，实际上是他的第三只眼，是他的“谭海臣”。艾玲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坂本与关东军的私语，然后一字不漏地译出来，汇报给高铁。现在，艾玲成了警察厅的红人，她两边通吃，那段日子，警察厅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行动，我们都能听到，都能知晓。我们马迭尔小组活动频繁，游刃有余，一点儿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这一切，都是艾玲提供的。她就像一面无穷无尽的镜子，哪怕警察厅的一丝细微变化，都一览无余地装在她的镜子里。

　　之后艾玲就在高铁办公室里的隔间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办公室门前经过。除了例行的开会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比如，她在经过我门前时突然地停下，或者她在我门前轻咳几声，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有天下班，她在我门前咳嗽，声音比以前稍重。就在这天晚上，她给我提起一个人——赫贵明。

　　艾玲怀孕了

　　这个赫贵明，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是在去年的一次酒局上。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挺傲慢个人，四十出头，中等个儿，四方大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粗壮的脖子上挂个大金链子，神态冷漠，一副土豪派头。酒桌上十几个人，就听他一个人夸夸其谈，他说，咱满洲国驻扎的百万关东军，全是精锐部队，前两年在诺门坎，把老毛子打得屁滚尿流。

　　有人问，听说美国人把日本人揍够呛，在什么岛，死了好几万人。

　　赫贵明将酒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说，那是没碰上关东军。

　　又一个人问，那为啥不把关东军调去?

　　赫贵明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为了保卫咱们满洲国的老百姓，为了咱们幸福生活呗，所以我说呀，各位，关东军对咱们这么够意思，咱们哪，得懂得感恩啊，作为爱国商人，要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我记得酒局散桌后，赫贵明还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四五个显赫头衔，我只记住其中一个：哈尔滨商会会长。我唯独记住它，是因为这个商会在哈尔滨很有名气，它财大气粗，每年给关东军捐款捐物，表面上是中国人的商会，实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组织。

　　当艾玲给我提起赫贵明这个人时，我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操，狗汉奸。艾玲沉默了许久，终于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她下个月要与赫贵明结婚。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半晌才说，为啥啊?

　　她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艾玲的婚礼如期举行，我没有参加，原因是艾玲担心引起别人怀疑，所以没让我去。但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他们婚礼的报道，占了大半个头版，足见婚礼的隆重，声势的浩大，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哈尔滨，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以后，艾玲的身份也随之而变，她住进了松花江畔的豪华别墅，成了阔太太，成了哈尔滨商界的交际夫人。而她的家，一度成为我们马迭尔小组的心脏，所有的情报，在那里汇集，然后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艾玲的新家，我以她表弟的名义去过几次，赫贵明看见我，不冷不热。不知怎么回事，我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他很可能是我们组织里的重要人物，要不然，怎么会和艾玲结婚，而且艾玲之前从未提过他。我推测，这个赫贵明也许是真正的鳇鱼，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有任何征兆，但我一直这么想，直到三个月之后，我看见画着鳇鱼人头像的通缉令时，才知道不是的。

　　通缉令上的鳇鱼戴眼镜，额宽饱满，大背头，脸型上方下圆，鼻头挺突，下面有两个深深的“八字纹”。怎么形容这个人呢，我的感觉，既有秘密组织头目的狡诈和刚毅，又有山里土匪的蛮横气。我记得，警察厅有不少官员说起过鳇鱼，说他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即便身边的人，也说不清楚他的真实容颜。现在，我除了明白赫贵明不是鳇鱼外，心里又担心真鳇鱼的安危。

　　我拿着一张通缉令找到艾玲，我问，这个头像是鳇鱼吗?艾玲表情清冷，半天不语。

　　我说，到底是不是啊?

　　艾玲点点头，说，是。

　　我说，不是说鳇鱼会易容术么?

　　艾玲说，虽然眼镜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发型的改变，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下的“八字纹”是不易改变的。

　　我说，你见过真实的鳇鱼吗?

　　艾玲说，没有。我只见过他的照片。

　　我指着鳇鱼的头像，说，这上面画的和他像吗?

　　艾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我说，会不会出了叛徒?

　　艾玲说，先不说这个了。当务之急，是怎么才能把鳇鱼安全转移出去。

　　转移出去，谈何容易。

　　当时哈尔滨的情况很糟，鳇鱼的悬赏通缉令四处张贴，铺天盖地，出城的各个隘口，哨卡林立，如临大敌。为了让鳇鱼离开哈尔滨，我们绞尽脑汁，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的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花钱买通满铁的一个站长，将鳇鱼装进一只木箱里，伪装成古董箱，运到车站，办好货物托运手续，然后塞进一节装着各种货物的车厢里，押运员是我们的人，终点是一个小站，有我们人接应。就这样，鳇鱼顺利地脱离险境，躲过一劫。

　　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轻松下来，可没过几天，艾玲出事了。

　　那天是周日，我在家休息，大约是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艾玲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一紧：难道又出事了?要不然，她不会这么急的。我转身将门关好，回头见她躺在沙发上，两眼无神，望着天棚直愣愣地发呆，再细看她脸色，满是疲惫，像害了大病。我问她出了什么事了。她皱了皱眉，摇摇头，样子心烦意乱。我心里更加着急，又问，到底怎么了嘛!她慢慢坐起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我怀孕了。

　　我像被什么蜇了一口，慌乱地说，怀孕，怎么可能呢?

　　她说，没错，我上午去医院检查，大夫告诉我，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垂下目光，两只手团在一起摩擦着，思考这个事情。我清楚，艾玲找我，绝对不会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颇为难解，它考验我们谍报人员的理性和感情。想一想，我们无时无刻都面临死亡，每一天，都在悬崖边徘徊，稍有不慎，粉身碎骨。死亡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把这两样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放在一起，如果让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只能“择其一”。

　　我说，他知道吗?

　　艾玲说，谁?

　　我说，赫贵明。

　　艾玲说，不知道。他去新京了。

　　我说，啥时候能回来?

　　艾玲说，不知道。昨天走的。

　　我说，现在还有谁知道?

　　艾玲说，就咱俩。

　　我迟疑一下，说，你打算怎么办啊?

　　艾玲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能由你和组织有权回答。

　　之后几天，我一直等着艾玲的回信。那天，我和艾玲分手时，对她说，我希望立即召开一次马迭尔小组会议。艾玲苦笑一声说，你和我没有权力建议开会，我们只能等着。我问，那谁有权召集开会?艾玲说，鳇鱼，只有他和他的委托人才有权开会。

　　不知为啥，在等待艾玲回信的那些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鳇鱼，虽然我从未想过要当老大，但我真的希望当老大，不为其他，只为艾玲肚子里的孩子。

　　有一天，我去高铁办公室送文件，他不在，出来时经过艾玲的秘书室，见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我轻轻咳嗽两声，艾玲抬起头，明白这是约见的暗语，她向上摇了一下头，示意我马上离开，但我没有挪步，仍站在那里。艾玲叹了口气，撕下一张日历纸，匆匆写了几个字，然后团成一小团，抛给我。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锁上门，迫不及待地展开纸条，上面有四个字：花落安好。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了。

　　三天后，我们如约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我又提起那个令她肝裂肠断的话题。我建议她想好了，别冲动，我还说日本鬼子快投降了，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意思是不行就把孩子生下来。

　　我话还没说完，就看见艾玲鼻子抽泣了一下，紧接着，一串眼泪滴在衣襟上。

　　我赶紧闭上嘴巴，低下头，为自己的冒失懊悔不已。

　　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经过面包店时，远远地看见白俄老头儿站在门前，我知道，这是传递情报的暗号。自从有了艾玲后，老头儿再没有联系我，他的突然现身，让我有些吃惊，有那么一会儿，竟有点儿心慌意乱。

　　从面包店出来，我加快脚步回到家里，关好门后，便马上打开老头儿交给我的纸条，上面寥寥数语，通知我明天晚上去参加马迭尔小组会议。看罢，我心里一喜，这个会开得太及时了，这不正是我盼望已久的么?趁这机会，我可以顺便向组织建议，重新考虑一下艾玲的事情，也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问题。

　　但当我掏出打火机，准备将纸条烧毁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不对啊，如果正常开会的话，这个消息，一般由艾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艾玲总是不叫我去，由她自己去开会，然后将会议涉及到我的部分转达我，这是惯例，很少改变，今天是怎么了?想到这儿，我忽地升起来一丝不祥之感，难不成，艾玲出事了?她若是好好的，怎么会让白俄老头儿传递消息?她会有什么事呢?处理孩子的事出了意外?还是工作出了漏洞?因为我晓得，干我们这一行的，是一只脚踩在地狱的门槛，另一只脚，或许某天清晨，或许某天夜晚，随时都有可能跟着进去。

　　我目光投向窗外，此刻夜色正暗，我感觉发冷和恐惧，想要出门，又没有勇气，抓起电话，又不敢使用。就这么在屋里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鸟，不停地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出了门，来到附近一个公共电话亭，拨通艾玲家的电话，嘟嘟响了十几声没人接。正当我想要挂掉电话时，电话却通了，是女人的声音：这是赫会长家，请问您是哪位?

　　我听出来，是管家的声音，就说，我是赫太太的朋友，她在家吗?

　　她说，太太有点儿不舒服，已躺下休息了，您有事吗?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我如释重负，并且为自己之前的怯懦感到羞愧。能有什么事啊?无非是艾玲身体欠佳，所以才让我去开会，让白俄老头儿通知我。

　　回家路上，天很晴朗，一轮亮月挂在天空，这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晚上，我早早地来到巷口，等白色救护车来接我，上次就是在车里开的会，我想这次也是吧。今晚的月亮和昨夜一样的皎洁明亮，白色救护车在这样的夜色中急驶，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在我面前嘎吱一声停下，车门打开，一个黑衣人说，快上车。我愣了一下，正犹豫着，那个黑衣人又说，我是鳇鱼。

　　鳇鱼!他不是离开哈尔滨了吗?

　　黑衣人说，我是他全权代表，快点儿上车。

　　我这才恍然明白，匆忙地上了车。

　　我问，咋换车了呢?

　　没有人回答我，司机加大油门，车子沿着宽敞的大街奔驰。转了一大圈后，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胡同巷口里绕来绕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沿江街一带时，代鳇鱼突然告诉司机，减速，慢点儿开。我寻思着可能要接人，便目光透过车窗，向外面看。车子缓缓地行驶着，这时，代鳇鱼指着一条胡同口，说，老井胡同七十二号，已被监视，这个联络点儿取消。

　　到了索菲亚大教堂，代鳇鱼问我，这个联络点儿，是你和艾玲的吧?

　　我说，对。

　　代鳇鱼说，从现在开始，这个点儿作废。

　　没等我想问为啥，车子到了火车站，代鳇鱼又说，机务段的杜师傅已被捕，凡是和他有联系的人，一律转移。

　　车子继续行驶，他又指点了几处地点之后，车子才出城，驶向棋盘山，在山脚下一条沙土路开了有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座寺庙门前停下。一个五六十岁的胖和尚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穿过观音殿，来到一间斋堂：里面坐着两男一女，其中有面包店的白俄老头儿，他见到我，面无表情，好似陌生人，我也装着不认识他。那个女人，四十岁左右，圆脸，大眼睛，穿着一套像日本和服的服装。除了白俄老头儿外，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第一次接触这么多同志，我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组织上这么信任我，让我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兴奋的是，我们竟有这么多同志奋战，我从此不再孤单。

　　我们刚坐下，代鳇鱼冲胖和尚摆摆手，示意他出去。可能是紧张吧，我看见胖和尚关门时的双手有点儿颤抖，目光闪烁。

　　会议由代鳇鱼主持，他神色严峻，语气沉重，他说，最近，我们内部出了两个叛徒，多处联络站遭到破坏，前前后后，有八名同志被捕，损失惨重，组织上命令我们，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全部隐蔽。

　　停顿一下，他话锋一转，目光犀利，盯着大家又说，我再次重申，对这两个叛徒，不惜代价，务必除杀。经组织研究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松花蛇”完成。

　　坐在代鳇鱼旁边，一个敦实的中年汉子问两个叛徒现在在哪儿?

　　代鳇鱼说，在警察厅，高铁手里。听说就要离开哈尔滨，高铁履行了他的承诺，给俩人一笔钱，送他们远走高飞。这个高铁，我们好多同志死在他手里，这笔账，早晚要和他清算。

　　中年汉子沉默片刻，说，警察厅那里不是有咱们人吗?让他们干，岂不更方便?

　　代鳇鱼瞪了他一眼，说，松花蛇，这是组织命令。

　　中年汉子垂下头，不再吭声。

　　还有个不幸的事儿……说话的是一位戴礼帽的年轻人，他摘下帽子，沉默一会儿，继续说，一位女同志，昨天下午被捕的，我是刚刚得到消息。

　　我的心不由地咯噔一下，心想，莫非是艾玲?如果真的是她，那么昨晚上，赫府管家说的一定是假话，说不定，她旁边就有特务，还有我的声音，也一定被录音。想到这儿，我额头上立刻沁出一层冷汗，两条腿禁不住哆嗦几下。我扫了扫周围，发现大家并没有看见我的窘态，为稳定一下情绪，于是我掏出烟盒，抖出一支烟，刚要点着，突然，屋外传来一声短促的喊叫，就好像人被割断喉管濒死时发出的叫声，尽管声音不是很大，但我们都听到了，一时间，大家噤若寒蝉。接下来，又是一阵杂乱无序的脚步声，像一群麻雀扑飞。有个人小声道：特务来了!

　　话音未落，只见那个戴礼帽的年轻人一跃而起，一巴掌打碎电灯，高声喊道：隐蔽!

　　门口传来特务的呼叫：屋里的人听着，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赶紧出来!

　　从纷沓的脚步声判断，特务来的不少，要跑已来不及，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内四面，身子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我的目光落在代鳇鱼脸上，生死关头，他无疑是大家的主心骨。我说过，今晚的月光很好，我看见他镇定自若，拔出手枪，朝门口扬手打了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紧接着，屋里屋外枪声四起，子弹乱飞。说来也怪，到这时，我反倒变得不慌不忙，异常镇定，右手敏捷地从怀里摸出手枪，子弹上膛，向窗外射击。院子里传来一声惨叫，我看见一个被我击中大腿的特务躺在地上，疼得左右翻滚。

　　趁这工夫，我蹲下身，紧贴墙根，换上新弹匣，正要站起来再开枪时，突然，有人踹了我一脚，我回头一看，是那位女同志，她冲我喊道：快，快撤!

　　我说，往哪撤?外面到处是特务，跟他们拼了!

　　那位女同志也不说话，抓住我的手，跑到“松花蛇”跟前，我看见“松花蛇”裤裆下有个脑袋正往下缩，很快被黑暗吞噬，脑袋不见了，露出一口只容一个人身子大小的圆黑洞。“松花蛇”指着洞口，急促地说，快钻进去!

　　我来不及多想，将手枪掖腰间，身子蹲下，顺势下到洞里，洞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索着向前爬行，慢慢地听不见枪声了。

　　也不知爬了多远，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洞里爬了出来。洞口在一片松树林里，四周杂草覆盖，十分隐蔽，我站起来，看见白俄老头儿站在那里，老头儿迎上来，一把抱住我，喃喃道：上帝保佑你，我的朋友。

　　我问他，就你一个人?

　　他点了点头，说，后面还有人么?

　　我说，不知道。

　　他没有再问，脑袋探进洞口，屏息静气，侧耳细听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说，洞里还有人。

　　我说，不可能吧。

　　我话刚说完，就看见洞里又钻出来一个人，借着月光，我认出他来，他就是那个右眉角有块青紫色胎记的学生。我在第一次参加马迭尔小组会议上见过他，今晚，他躲过一劫，可是后来……我之前说过，他在日本投降前牺牲了，是我们小组最年轻的同志。这次劫难过后不久，他完成了除杀那两个叛徒的任务。

　　因为“松花蛇”在今晚的战斗中牺牲了。

　　我问学生，下面还有人吗?

　　他说，不知道啊。

　　我想了想，说，这样，你俩先走，我在这里再等会儿。

　　学生说，好吧大哥，注意点儿。

　　说完，他把自己的手枪塞给我。我下意识摸摸腰，枪没了，我知道，一定是刚才掉洞里了。

　　我接过枪，拍了拍学生的肩膀，说，谢兄弟，快走吧。

　　白俄老头儿又上前和我拥抱了一下，转身离去。当我目送老头儿的背影时，忽地发现，老头的步伐稳健自如……原来，他的腿并不跛，我禁不住有点儿泪眼盈湿，对这位隐蔽战线上的异国老人肃然起敬起来。

　　他们走后不久，我隐隐听见洞里传来沉重的呼吸声，过了十多分钟，爬出来一个人，满脸泥垢，披头散发，我一看，这不是那个踹我一脚的女同志么?我急忙将她扶起来，问她，就你一个人?她点了点头，然后双手掩面，失声痛哭。我不住地安慰她，好半天，她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我说，他们几个呢?

　　她指了指洞口，说，牺牲了。

　　我说，有被捕的吗?

　　她说，没有。我下来后，松花蛇就把地道暗门关死了，我没有马上走，就在底下蹲着，听他们几个战斗，后来，枪声没了，特务们踹开门冲进来，我听见有个人喊，队长，一个活口没有，全死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觉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说，有人出卖了我们。

　　她说，是的。你说是谁呢?

　　我说，我也在想，会是谁出卖了我们呢?今晚开会共有八个人，跑出来四个，牺牲四个，牺牲的人绝不会是叛徒。跑出来的人，是牺牲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也不可能是叛徒。

　　她突然一抬手，说，是他。

　　他是谁，不问我也能知道，我忘不了他关门时那双颤抖的手，哆嗦的目光。

　　我说，胖和尚。

　　她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瞅了瞅我，然后说，还记得那声短促的叫喊吗?我说记得。

　　她说，如果是胖和尚的声音，那证明出卖我们的人不是他。

　　我说，这个事简单，我明天上班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胖和尚还活着的话，叛徒肯定是他。

　　我们的怀疑是错的。

　　胖和尚在被特务割断喉管的瞬间，发出来一声短促的呼喊，给我们屋里人报警，如果没有他，也许我们开会的人将全部牺牲或被捕。只不过，我们谁也没料到，出卖我们的人，是庙里的一个小和尚。事情很简单，小和尚因为经常下山去买东西，一来二去，就与杂货铺老板的姑娘结识了，两人互生情愫，擦燃火花，便决定私奔，可手里又没钱。那天，小和尚无意中从胖和尚口里得知，晚上有反满分子要在寺院开会，为了得笔赏金，小和尚就告了密。

　　这些，都是我第二天上班后，听特务科内勤说的。与此同时，我还打听到另一件我最担心的事，艾玲没有被捕，但她好几天没来上班。我的心又忧虑起来，电话不能打，她家也不能去，怎么办啊?

　　这天下班经过面包店，白俄老头儿忽然通知我，晚上六点，艾玲在她家等我。

　　临危受命

　　当管家将我引进艾玲家客厅时，瞬间我就愣在那里。

　　我看见了赫贵明。他端坐在沙发上，脸色阴郁，目光呆滞。我前面讲过，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印象，也对艾玲嫁给他而百思不得其解。我曾多次想问问艾玲，但组织纪律又不允许我问不该知道的事。

　　今天，赫贵明的突然现身，反倒叫我有些无所适从，一时间，竟不晓得说些什么。

　　赫贵明并没有起身，只是冲我微微点点头，指了指对面的沙发，示意我坐下。这时，另一个房间门开了，艾玲走出来，步履沉重，发型蓬乱，眼含泪花。她见到我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下子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回过头，看了看赫贵明，他仍坐在沙发上，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有些糊涂了。

　　我推开艾玲，说，艾玲，到底怎么回事啊。

　　艾玲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呜呜哭。

　　赫贵明站起来，把艾玲扶到沙发上，安慰了她一番之后，转过头，对我说，艾玲的丈夫牺牲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现在，我愈发糊涂了!

　　我说，那你们俩……

　　赫贵明说，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艾玲的关系，我和她其实不是夫妻，而是表兄妹，只是为了工作才假结婚的。

　　我说，那你是……

　　艾玲接过话，他既是我表哥，也是我们的同志，之前因为组织纪律，所以我没告诉你。

　　我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惊讶。

　　在那个特殊时期，假扮夫妻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常做的事情。现在，我明白了他俩为什么扮夫妻。赫贵明家里有我们马迭尔小组唯一一部上好电台，没结婚以前，这部电台放在艾玲自己家，有几次，险些被特务侦听到，极不安全。但收集的各路情报又要求必须尽快发出去，安设在赫贵明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试想一下，以他的身份和交际圈，再加上，他的家还在宪兵队附近，特务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电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但有一样，如果艾玲频繁地出入赫贵明家，时间一长，必然引起特务怀疑，可结婚变成夫妻，艾玲成了赫太太，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还有，艾玲嫁给赫贵明，也利于在警察厅的工作，起码高铁、坂本都要高看一眼。不要说谭海臣那条狗了，自从艾玲结婚后，这小子每次见到艾玲，点头哈腰，满脸堆笑，比奴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说，赫贵明同志，艾玲的丈夫是谁?

　　赫贵明告诉我：就是鳇鱼，那个真鳇鱼!

　　赫贵明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艾玲怀着孕，组织上曾要求她不要这孩子，但如今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鳇鱼已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鳇鱼就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

　　我问艾玲，鳇鱼不是走了吗?再说，我那天晚上看见的鳇鱼，和通缉令上的也不是一个人啊。

　　艾玲说，他回来了，你知道，他擅长化妆，而且经常化妆，谁知道，那天晚上他化妆成啥样。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垂下头，两行热泪流淌下来。

　　那个夜晚，就像一道黑色屏障，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鳇鱼同志，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的机会，而我却永远不识他的真正面目。人生就是这样，阴阳差错，充满遗憾。

　　我说，艾玲，你想哭，就大声哭吧。

　　艾玲擦净泪水，对赫贵明说，哥，你传达吧。

　　赫贵明说，好。然后坐下来，看着我，郑重地说，我现在传达组织的决定：我已接到上级指示，今后，马迭尔小组的工作由你全权负责，组织上任命你为鳇鱼，你有权行使任何权利，包括领导我和艾玲。

　　我有些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怕不行。

　　赫贵明说，这是组织上的任命，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艾玲也说，请不要推辞。

　　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办呢。于是我说，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上级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他们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露出欣慰的微笑。

　　赫贵明又说，现在就有一个事情由你决定，艾玲肚子里的孩子，是留是生，我作为他哥哥，无权决定，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的决定，就是组织的决定。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艾玲把孩子生下来。但我们三个谁也没想到，我的毫不犹豫的“决定”，让我们付出了比那天晚上还要惨痛巨大的代价。

　　借刀杀人

　　时间来到1945年，春节后第一天上班，警察厅全员在三楼小礼堂里开年度表彰大会。会议由厅长高铁主持，他不无得意地回顾过去一年警察厅取得的骄人成绩，他说，过去一年，警察厅全员上下一心，为哈尔滨的社会治安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引以为傲的是，破获了两个共党的谍报网，抓捕十二人，击毙八人……台下，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他清了清嗓子，又提高调门：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年前，我们成功击毙了共党谍报组织头号人物鳇鱼，受到满洲国总理大臣通令嘉奖……

　　又是一阵掌声。

　　我看见，唯一没有鼓掌的是坐在高铁旁边的坂本，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半眯眼睛，面无表情。

　　会议中场休息，我去上厕所，不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传来高跟鞋声，不用回头，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艾玲，她一定有什么事要和我说。我钻进男厕所，故意在里面磨蹭着，等艾玲进厕所有一段时间后，才放水冲刷，用水声告诉她，我要出来了。果然，我刚到洗手间，艾玲也跟出来，和我并排站在那里洗手。她环顾一眼四周，小声告诉我，有位女同志昨夜在刑讯室牺牲了。

　　我说，那天晚上开会，我听说一个女的被捕了，是她吗?

　　艾玲嗯了一声，说，才三十岁，佳木斯人，上了多次大刑，硬是只字未吐，高铁一怒之下，抡起棒子没命地打，活活给打死了。

　　我气得浑身颤抖，咬牙切齿地说，这个魔鬼，早晚下地狱。

　　艾玲转身刚要走，我说，等等，今晚去你家开会。

　　晚上在艾玲家，我说出来憋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计划——借刀杀人，除掉高铁，赫贵明和艾玲听后，连连点头。

　　别看高铁在会上洋洋得意，其实就是充脸面而已。他与坂本经过长时间的明争暗斗，其在警察厅的势力，基本上名存实亡，虽然也掌握了坂本的一些黑材料，但伤不了坂本的筋骨。照此下去，两人斗而不破，警察厅的工作倒还相安无事。但这显然不是我们喜欢看到的结果，高铁活一天，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魔爪，时时刻刻，芒刺在背。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来个大冒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高铁私设电台，让艾玲监听的事，直接向坂本告发，我说出这一想法得到了赫贵明和艾玲的一致赞同。

　　某天晚上，按着计划，由赫贵明出面，把坂本请到饭店，酒过三巡，赫贵明说了坂本被监听一事，他当场就摔碎酒杯，暴跳如雷，抽出洋刀要去找高铁算账，被赫贵明好言相劝后，才渐消怒火，他又问，高铁怎么会知道这事的呢?

　　赫贵明说，他的谭海臣早被高铁重金收买。

　　这是艾玲出的主意，想趁机把谭海臣这条狗也除掉，为日后可能接替谭海臣的角色做准备。

　　这一招儿很灵验，没过几天，谭海臣被坂本派去双城开展户籍排查工作，可能心情低落，有天晚上，谭海臣和几个朋友喝了不少酒，回家的时候，天下大雪，气温骤降，我们的两个同志一路尾随他到一个僻静之处，趁他不备，将他掐死，尸体抛弃在他家门口。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时，都认为谭海臣是喝醉酒冻死的，这便是一条狗的下场。

　　我们当然知道，想除掉高铁，仅凭上述两条罪状是不够的。于是赫贵明在酒桌上又告诉坂本，高铁暗地里密设电台，与国民党军统保持联络，还将关东军在边境线上的要塞位置、部队番号、兵力配备等绝密情报，泄露给军统。另外，高铁最近和哈尔滨治安军(伪军)的几个团长来往频繁，密谋待日本投降之后，拉起队伍，占领哈尔滨。

　　最后两条，让坂本对高铁动了杀机。他向机关长野田汇报之后，两人决定，伺机除掉高铁。

　　有一天，高铁接到野田的电话，野田非常诚恳地说，现在日本处境很不好，听说高君和坂本君矛盾很深，关东军对此十分不安，在此帝国危难之际，大家应精诚团结，应对未来之时局，故关东军参谋长托我出面，约你们二人见面，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和好如初，恳请高君无论如何来家里赴宴。话说得温文尔雅，也很符合事实，高铁也没多想，下班后便准时来到野田家。

　　参加宴会的除了坂本，还有关东军宪兵队长山崎贤人和特高课长奈川。几个人都穿着和服，见到高铁，非常客气地同他打招呼。野田首先说，现在时局对帝国十分不利，海空军处于败势，日本最后的命运，看来要以满洲国作为反攻基地了。战争要打下去，两位怎么能不和睦呢，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握手言和，抛弃前嫌，共图大计。

　　野田这番虚伪的肺腑之言，让高铁信以为真，十分感动。接着，坂本也是一番自我批评，说什么多有得罪，请高君原谅，态度很诚恳，语调很悲悯，甚至还掉下几滴眼泪。一时间，高铁也动了情，一连干了三杯，席间，宾主尽欢，气氛友好，很快，两瓶清酒见了底。这时，一个日本使女端托盘进来，上面有四个空杯，一壶茶水，她跪在地上，将杯里一一斟满茶水，端到每个人面前。这是日本人的礼节，如果一口不喝，就是对主人的失礼。高铁见茶水是同一壶内倒出的，未加思索，端起来喝了一口。殊不知，问题恰恰出在那只空杯上，野田早已命人在高铁的那只空杯里抹上一种731部队研制的秘密细菌，这种细菌，进入人体内潜伏三四天发作，所以高铁回家后，一夜无事。第二天上班，高铁在厅里说起赴宴的事，还感慨万千，说日本人太讲究了。但到了第三天夜里，高铁开始发病，腹痛腹泄，全身发冷，汗流满面，送到医院，日本医生也束手无策。挨到后半夜，高铁已处于昏迷状态，他想开枪自杀，但连拉枪栓的力气也没有了，到了清晨，他便七孔出血，气绝身亡。

　　几天之后，坂本跟赫贵明说起毒死高铁的经过时，特别描述了高铁的死相，说他全身水分脱干，身形干枯如同枯槁。

　　在高铁的追悼会上，坂本还假惺惺地亲笔写了悼词：高君人才足以济世，而天不永其年。呜呼哀哉，伏维上飨。

　　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谭海臣走后，坂本果然调艾玲干起了他留下的活儿，一切都按着我们的计划顺利实现。

　　当艾玲像只蝴蝶一般从我身边掠过，大摇大摆地出入谭海臣昔日的机要室时，我心里发出了狂喜的欢笑和嘲笑，我想总有一天，坂本会为他天大的失算扇自己的耳光。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五月底，警察厅一批反满分子在秘密押往佳木斯途中，经过汤原码头时，被一伙蒙面人营救。我知道，这是艾玲获取的情报并通知汤原抗联武装的。这事把坂本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三楼，从厕所冲到会议室，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

　　那天晚上，艾玲说起坂本的样子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别高兴太早，那批同志虽说被救下来，但现在还没脱离险地。

　　她说，他们在哪儿?

　　我说，在汤原县的密营里藏着呢。

　　她说，那怎么办?

　　我说，你跟坂本说说，最好让他派我去处理这事。

　　她说，行，现在坂本最信任我。

　　我说，那当然，你们两口子帮他除了死敌，对他那么忠诚，他能不信任你么。

　　果然两天后的早上，我刚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便响了，我抓起来一听，是坂本的声音：你马上乘坐我的专列去汤原一趟，协调各方力量，务必将被劫持走的反满分子抓捕归案，如有困难，可请佳木斯警察厅帮助。

　　下楼时路过艾玲机要室，我故意停下脚步，朝她屋里望了一眼，示意我走了。她拖着大腹便便的身子站起来，冲我轻轻摆了摆手，我又指了下自己肚子，然后举起右拳，摇晃两下，意思是祝愿她母子平安。我知道，她快要临产了，本该不用来上班，但为了营救这批同志，仍坚持工作。我眼睛顿时一热，我想要不是为了抗日，她这时也许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挽着孩子父亲的胳膊，悠闲地散步，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意。然而，她现在身处狼穴，从事的是世界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稍有不慎，都可能结束生命。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我不是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如果有来生，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干这份这个世界上最血腥、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我到汤原后，立即联络山上一支抗联武装，由他们护送，将这批同志平安地送过了黑龙江。后来，这批同志加入苏军远东教导旅，随苏军参加了对日作战。

　　因为没有抓到人，其实永远也抓不到，我自然不能很快回哈尔滨，所以我又去佳木斯，故意耽搁一阵子。

　　一天午后，我闲来无事，正跟佳木斯警察厅的两个朋友喝茶聊天呢，门口警卫急匆匆跑来报告，说坂本的专列马上到佳木斯。我赶紧驱车到火车站，候车室的贵宾厅里早已云集了一批政界军界要人。

　　这个时候，他来佳木斯干什么呢?

　　经打听，才知道坂本是陪同关东军参谋长山口次郎来佳木斯的，说是视察富锦的江防要塞。现在的佳木斯，连走街串巷的小贩子都知道，苏联老毛子要打过来了，佳木斯作为伪满洲国北抗苏俄的边境重地，其军事防御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么一想，坂本陪关东军高官来佳木斯视察，也属正常。

　　坂本见到我，只是微微点点头，我没有上前，因为我的级别太小，还远不够迎接的资格。

　　这天晚上，我正准备躺下休息，坂本打来电话，叫我去他下榻的大和旅馆来一趟。

　　难道是他怀疑我了?

　　我仔仔细细回想一遍我来汤原后的行动轨迹，确认无懈可击。但干我们这一行的，无论你如何慎之又慎，也难免百密一疏。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坂本房门时，看见的却是一张洋洋得意的笑脸。坂本很热情，给我倒了一杯茶，弄得我有点儿局促，我刚要开口汇报汤原之行的种种不顺，坂本似乎不想听，他一挥手说，我知道，你没抓住共党，不要紧，那些人抓回来，也是移送731的实验材料。

　　我说，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信任。

　　坂本哈哈大笑，说，我今晚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抓到了一条大鱼，你猜是谁?

　　见我摇头，他又说，是艾玲，想不到吧，整个警察厅谁也没想到，哈哈……

　　我故作一头雾水的神态，说，艾玲，不会吧，她不是赫会长的夫人么，再说，还是您把她调到机要部门的。

　　他说，我中了他们的奸计。

　　我说，那您是怎么发现的?

　　他嘿嘿一乐说，你们支那有句古话说的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她自己把自己出卖了，只可惜，抓捕时，让赫贵明那个混蛋跑了。

　　我装作似明非明的样子，说，她自己……

　　他站起来，背着手，回来在房间走了两圈，边走边津津有味地说，这事说来也巧，有一天我正在厕所大便呢，外面进来两个女的洗手，两人边洗边唠，其中一个说，她们机要室的艾玲生孩子疼得死去活来，昏昏迷迷中，嘴里呼喊一个叫岳山的人名，另一个女的说，难不成是他相好的。我当时一听到“岳山”的名字，总觉得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回到办公室，我想了一上午，也没想起来。晚上，我和野田机关长闲聊时，无意中提起这事，他说他早年在张作霖帅府当顾问期间，听说有个共党曾密谋在东北军策划兵变，名字就叫岳山，而这个岳山你忘了吗?

　　坂本说到这里，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几个月前被我们击毙的那个共党头子鳇鱼吗?

　　我说，记得，打死四个。

　　坂本再次哈哈大笑，说，对，那个鳇鱼真名就叫岳山。联想到艾玲喊他的名字，这下，我觉得她一定有问题，由此怀疑她和赫贵明的关系。于是我派人监视赫贵明公馆，头几天，公馆一切正常，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就在我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有误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有天晚上，已是半夜，他家管家，是个女的，悄悄溜进了花工的小木房，半天没出来。刚开始，监视人员以为两个人在木房里偷情，闲着没事就去偷窥，结果扒窗户一看，房间里根本没有人，直到天快亮时，那女的才出来。监视人员觉得有问题，就回来向我汇报，我告诉他们，继续监视，勿打草惊蛇。接下来几天，都是半夜，那女的钻进小木房，天快亮出来。我断定，这个房子肯定有问题，于是一天半夜，我亲自带人冲了进去，你猜怎么着……

　　我不用猜。因为我知道，那小木房里有暗室，我们马迭尔小组唯一的电台就藏在那里。

　　坂本发现了电台，自然什么都知道了。

　　想不到啊，想不到，我一念之间的一个决定，居然把艾玲推入了深渊。如果当初，当初我心冷酷一点儿，不同意她生下孩子，她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但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的残酷性。

　　艾玲牺牲了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大概是八点多，我跟着一名警卫慢慢地走过看守所长长的过道。经过有卫兵把守的铁栅门，下了十四级台阶，走到地下，里面阴森，弥漫着一股腥臭味儿。我禁不住打了个哆嗦，以为来到了地狱。

　　所长姓魏，四十多岁，腮帮子下一堆横肉，我认识他，我们的关系只是见面点个头而已。我寒暄几句，便将我伪造的印有野田机关长专用章的提审票递给他，他仔细看了看，没发现破绽，不过好像还不放心似的，他皱了皱眉说，昨天刚提审过，今儿个咋还提呢?

　　我说，日本人的事，咱哪知道啊。

　　这时，桌子上电话响起，他抓起来，我没听清电话里说什么，但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嘴里连声说，是，是，马上安排。放下电话，他立刻换上一副笑脸，说，兄弟，你先坐会儿，我马上提犯人。说完，他打开牢门，进去后又反锁上。我心里清楚，他刚才接的电话，是我让自己人冒充野田机关长的侍卫官打的，我怕他看到提审票后，万一给野田打电话，那岂不前功尽弃。

　　我抬手看了一眼表，他进去十多分钟了，怎么还不出来，我不免有点儿焦躁，来到门口，侧耳听了听，只能听到远处隐约有空调机的运转声，有时旁边的过道上还有其他人的脚步声传来。

　　突然，一阵镣铐与地面磨擦发出的哗啦声传来，门咣啷一声打开了，我借着昏暗的灯光分辨出一个瘦弱的身影，我立刻认出来是艾玲，她满脸血污，披头散发，步履蹒跚，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她抬起头，我们四目相对，我见她目光犹豫了一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决心，她不希望为了救她再牺牲自已的同志。

　　我走上前，对魏所长说，把脚镣打开。

　　他说，万一跑了呢。

　　我说，打开吧，出了这个门，就和你没关系了。

　　他笑了笑说，也是，人家日本人提审，跟我有啥关系。

　　随后他命人打开镣铐，两名警卫一左一右架着艾玲，魏所长在前面引路，我在后面跟着。走着走着，突然身后响起脚步声，一个警卫跑来，对魏所长说，有电话找您。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的手枪，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不一会儿，魏所长来了，笑嘻嘻地说，特务科小徐打的电话，约我过去打麻将。

　　我说，正好，坐我们车，给你捎过去。

　　他急忙摆了摆手，说，可拉倒吧你，日本人的车，我可不敢坐。

　　说着，他从腰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插进一扇破旧金属门的锁孔里，然后用力向外推开，一股清新的凉风扑面而来。我们走上三级台阶，踏上一条穿过杂院的土路，来到一个敞开的铁门前，那有条大路。门口，停着一辆插着日本军旗的轿车，两名日本宪兵站在车前。我拉开车门，将艾玲推进车后排，那两名日军一左一右也上了车。我将汽车发动，冲魏所长挥了挥手，汽车慢慢向前开去。

　　路的两边是荒芜的田地，远处的山丘在夜色中若隐若现，我看看表，回头瞅了一眼艾玲，说，我们要在一小时内赶到马家沟机场，十点钟有班飞往黑河飞机，下半夜一点到黑河，赫贵明在那里接应我们，顺利的话，明天早上五点，就能过黑龙江，踏上苏联的土地，我们就自由了。

　　有一段时间，艾玲没有说话，只是透过风挡盯着车前的路，天上挂起来一轮明月，月光像是在地上洒下了一层白霜。我加快了车速。

　　过了许久，艾玲终于开口了。野田这个畜牲，当着我面，掐死了我的孩子。说完放声大哭。

　　我说，那孩子不是你的。

　　她惊讶道，谁的?

　　我说，我从佳木斯回来后，马上去了医院，买通一名护士，将一个生病的弃婴和你的孩子调换了。

　　她说，那我的孩子呢。

　　我说，放心吧，我把孩子寄放到白俄老头儿家了。

　　她说，这些天，我在里面看到很多人死去，这群魔鬼，践踏生命，杀我同志，早晚要和他们清算，血债血还。

　　我说，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很快到来了。

　　在机场，我们顺利地通过了一切检查，登上飞机，三个小时后，飞机平安降落在黑河。我们下了飞机，走出检查站，出站口空荡荡的，接应我们的人不见踪影，我突然紧张起来。

　　难道赫贵明出事了?

　　天空飘起来小雨，不一会儿，我们衣服都被淋湿了。这时，黑夜里驶来一辆黑色出租车，贴着我们缓缓地停下，司机探出头，小声说，快上车。

　　我们上车后，司机一言不发，沿着一条土路驶进黑暗之中。大约行驶了两公里，我隐约看到车前有个人影，待车开近的时候，那人手上拿着的小手电筒一闪一灭，我心里一喜，说，是老赫，赫贵明。司机关掉了车灯，让车静静地往前滑行，没等车停稳，老赫就打开车门钻进来。他没有和我们任何人说话，茫然地看着前方，看着前方落在路上的雨。

　　汽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十几分钟，赫贵明终于说话了，口气紧张，令人害怕。

　　他说，前面就是黑龙江江防警戒区，到地方后，你和艾玲必须下车，跑到铁丝网边，那有处剪开的豁口，探照灯会照在你们要钻的地方，记住，千万别动，等探照灯光束移开后再开始爬，你们只有七十秒的时间，你先爬，艾玲跟后，你拉她钻过去，听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们还要多久能到?

　　他说，五分钟内到。探照灯在一点二十九分准时照在那里的铁丝网，他们只给咱们七十秒，不会再多了。

　　我说，你知道，艾玲有刑伤，万一超过七十秒过不去咋办?

　　他说，那就危险了，我虽然买通了值勤的伪军班长，但一点三十分，他就换岗了，下个班值勤的，是日本兵。

　　我说，你们定暗号了吗?

　　他说，定了，到地方后，车灯闪三下。你们下车，我们得马上离开，那里重兵把守，非常危险。

　　汽车继续向前行驶。我们无声地坐着，只听见雨点打在车顶的声音。前方是一条笔直的石子路，每隔几十米有盏破旧的路灯，天空中，不时有探照灯划过，像火光在跳动。

　　我说，咋这么多探照灯呢?

　　他说，这里是江防要塞，小鬼子不敢掉以轻心。钻过铁丝网后，江边有条小渔船，你们划过去，这段江面窄，过了江中心界标，日本巡逻艇即便发现了，也不敢越界追，江对岸，有咱们抗联的同志接应。

　　汽车向右拐个弯，开上一条漆黑的窄路。司机将车灯和引擎关了，无声地向前滑行，过了大约二十多米，车灯闪了三下后，停了下来。赫贵明指着右边的一条小路，说，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三十多米就能看到铁丝网。

　　我们三人都下了车，我挽着艾玲手臂，可能碰到了伤口，她轻轻地哼了一声。

　　我说，回去吧，老赫。

　　他上前握了握我的手，说，保重。然后转身上了汽车，消失在暗夜之中。

　　我背起艾玲，走得很快，在小路的尽头处停下，躲在草丛里。前面是一道五十多米长的铁丝网，右边四十米左右的地方，有座瞭望塔，塔上的探照灯不时向这边照来。天上下着小雨，探照灯光束昏暗，最终消失在远方。四周听不见任何声音，像个空荡荡的舞台。我看了看表说，还有一分钟。

　　艾玲没有说话，盯着前方的铁丝网以及网那边的江岸。

　　我又说，还有三十秒，准备好了吗?

　　艾玲点点头，我背起她，小心翼翼地穿过那个地带，探照灯明亮的半圆型光束在我们头顶照来照去，来到铁丝网前的时候，光束向北面照去，我们一时陷入完全的黑暗中。我放下艾玲，蹲下身，扒开茅草，那里的铁丝网果然有个缺口，刚好容一个人通过，只不过，缺口周围的铁丝网上有吓人的倒勾。

　　我说，我先爬。

　　我爬过去后，俯身抓住她伸过来的手，开始慢慢地拽她。

　　突然，整个世界像是燃烧起来，从四面八方，无数的灯光汇聚我们身上，丝毫不差地全照着我们。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急忙转过头去，同时，疯狂地拽着她，她的身体还有一半儿没有过来。

　　接着，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警报声，疯狂喊叫的日语声。我心急如焚，双臂一使劲儿，终于将她拽了过来。我们刚要起身，瞭望塔上开枪了——先是单发，接下来机枪扫射，我感到她的身体抖了抖，纤细的手臂从我手中滑落。这时，我听到有个伪军喊道：快跑，鬼子提前换岗了!

　　我没有跑，用手遮着眼睛，看见艾玲一动不动地躺着，我爬到她身旁，试了试鼻孔，她已经没有了气息。她牺牲了，脸扭向一边，黑发遮盖她脸上，像是要为她遮风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