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乡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只能通过一些老人讲故事来填补一下空虚的精神生活。
那时,村子里远没有现在这么喧闹,没有拖拉机、摩托车,机器的轰鸣声,有的只是鸡鸣狗吠和村民的说话声。
孩子们吃饱饭,就撒丫子跑出门,约上什么钢路、二狗、红花、洪涛、阳子等一干人等,满村子打游飞(那时,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即现今所说的学龄前儿童,是不上幼儿园,也没有家长陪伴的)。
村子里偶尔也会有盲人来唱瞎子戏。这瞎子戏,便是早期听书的一种形式。
春夏之交或秋末傍晚时分。猛个丁地,村里悠长的街巷里,响起了细细悠悠的胡琴声,那娴熟的弓弦撞击引发的还算动听的曲调以及瞎子凄楚的唱腔,清脆的竹板声,刹时在村子里传得很远很远。

这样拉着唱着,一会儿,便聚拢来那几个没事闲跑打游飞的孩子,这令人无比神往的二胡声,让刚才还追逐打闹的他们肃然不语,这带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场地让他们静静地围成一个半圆(地点就在村中央庙门坑的西北角一空阔场地上)。
孩子们竖着耳朵听,听那飘飘渺渺,幽怨丛生的二胡声,听那沙哑凄楚的唱词。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盲者一开一合的黑洞洞的嘴,看那娴熟的抚弦的手指……
渐渐围拢来一些大人。到了吃饭的时辰,陆陆续续地,人们端出些热气腾腾的吃食:一碗玉米面或高粱面粥,或是红薯面面条,有时,那粥或面汤稀得能照出人影。端出饭的人把粥或面条倒进盲者的蓝边粗瓷大海碗里,盲者就一阵稀里呼噜,刹那间,就喝个精光。常常,他还要把大海碗转着圈舔个溜光,说是不敢浪费衣食父母的一颗一粒(他们常把村里百姓比作衣食父母)。有时,有人给捧出一枚煮红薯或一张油汪汪的烙饼,他就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或褡裢里,说是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
在我的故乡北边有个很大的村庄,叫苏家楼,每隔五天是集,好像是每月逢二、七是集。那时农村缺少文化娱乐生活,在集市上听书就成了解除人们精神饥渴的重要项目,那时不像现在能随时在家看电视,一部手机,也能让人上瘾、痴迷。许多人都有闲时间,都盼着能在赶集那天碰上说书的,过过瘾,滋润一下荒芜许久的精神世界。
一天,我打游 飞回到家,没见到爷爷,一问奶奶,说是到苏家楼听书去了。我赶紧人村子里跑到苏家楼的集上,一看,果然在集市南边的坑边儿的人人群里找到了爷爷。
那时,集市上偶尔也有说书场,书摊没个正经地方,往往是夏天找个避阴处,冬天寻个向阳地儿,像电影中演的专门说书的戏台或曲艺茶楼,是决没见过的。说书人怀抱鱼鼓“嘭嘭一敲,先来上一段有要无紧的闲段子,等人聚得差不离儿了,这个卖个关子,扯起嗓子开说:“闲言碎语咱不多讲,书归正传,上回书说到……”
此刻,说书人四周,已聚集起一二百口子人,都支愣着耳朵仔细听着,若有人走神,和旁人闲聊,便会招来禁止的嘘声或白眼。待到说上半截儿,说书人便会手托一个家伙什儿收钱:老少爷们,有钱的帮个钱场,有人的帮个人场,老少爷们儿就图个心情愉快……”那时,人们都比较厚道,没有谁听完书拔腿就跑,多少都能给些,五分,一毛,说书人也不计较。
爷爷是个听书迷,有时为了听书,要跑很远的路,到远处的集市上听书,最远到过大伯集、大孟的黄亮了集,他都去过。听的书多了,爷爷便也似乎成了说书人。他那时已从村干部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村里安排他看果园,算一个人的工分,没事的时候,有人就怂恿爷爷说会儿书,禁不住青年人的央求,爷爷就学着说书人的语气说道:“话说唐僧师徒来到了五庄观……”
那时家家都有安的有线广播,后来通过广播听书,也能过过耳瘾。
我记得每天傍晚天一擦黑,家里的小广播里便传出一位很有吸引力的男性播音员播讲的小说《大刀记》和《夜幕下的哈尔滨》我听了以后很着迷。而这位播音员便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王刚!
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评书也陆陆续续地通过广播、收音机盛行起来。我父亲也给爷爷买了台台式收音机。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和常志播讲的播讲的长篇快板评书《西游记》,成为我每天放学之后享受的欢乐时光。
冬天,放寒假了,家里有许多干不完的活,剋玉蜀秫、剥花生皮,就成为小孩子的日常工作,,有时累得手指头疼,但就在无休止的劳作中,映着堂屋里的淡淡煤油灯光,我听完了袁阔成播讲的《三国演义》也很好听,田连元播讲的《水浒传》。这是当时对我劳动的最大奖赏!
第二年放秋假,我就在生产队的安排下代替母亲在村东南的机子屋里看电机,给每家的责任田浇水,为了能听上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那时机子屋里没有表,掌握不了时间,我就在地上划条线,插上小木棍,每天当影子和线一重叠,我就如燕子一般飞回家去听书,居然从没晚过点。常常是一进门,就听收音机(农村人通常叫它戏匣子)里传出播音员报节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评书播讲时间,现在请听长篇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听了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后,岳飞就很长时间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可见,听书对于农村孩子的影响之大。
后来,农村通上了电,随后电视开始出现在乡村。而电视的普及,而曾经熟悉的听书场面永远定格在儿时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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