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张照片，一直留存于我手机的珍藏相册中。

　　这张照片的纸版，因为之前保管不善，受了潮，满布斑驳的黑点霉斑，背景更是已经模糊。所幸的是，照片中的人像大体清晰，表情依稀可辨。后来我赶紧将其扫描成电子版，保存下来。

　　那是三十五年前一个不经意时刻的定格，是在当时僻远的小山村里，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里完成的一次合照。

　　照片中的父亲，不期然承受了最多的黑点霉斑，尤其是嘴唇正中也模糊了一小片，仿如现实中的他，曾经承受着家庭中最多的艰难。

　　父母并肩坐在一张条凳上，就在他们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几间瓦房的厅中央。他们的穿着是几十年不变的蓝布衣褂，表情是那个年代农民形象的典型。还有屋梁上的挂篮，墙壁上的贴纸……一望便知，这是乡土中国的一户贫寒人家。

　　站在父母身边的，是我们兄妹六人。父母一生育有八个子女。最年长的大姐，当时已经出嫁;还有最年幼的一位弟弟，被拍照的架势唬住了，就是不肯合影。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外面阳光灿烂而安宁，使得原本并不亮堂的屋子里，也拥有着还算充足的光线，得以定格那个永恒的瞬间。这是父亲留存在世间唯一的真实的瞬间，也是他与妻子、儿女们唯一的一次合影。

　　所谓的“唯一”，自然都是事后的回忆。没有恰当的笑容，没有刻意的修饰，当时只道是寻常。应该都是刚刚从干完农活的地里回来，洗脚上田，肯定都还光着脚，只是拍照时有意作了回避。

　　影像艺术定格的是有意味的瞬间，这张照片不是艺术的创作，而完全出乎偶然。然而，这偶然中，不期然中，却恰恰定格下父亲一生中内心最高光的时刻;在这困窘贫寒的背后，凝固的正是我们这个家庭曾经最温馨最幸福的一幕。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再回味，唯有庆幸欣慰。不经心的偶然，却走进了最深的内心。

　　后来每每凝视这张照片时，我无数次地揣想，父亲当时的心里肯定是明白的，是清醒的，是意识到这份幸福与自豪的。尽管他的表情平静，看似风轻云淡，波澜不兴。

　　就在那个暑期，在拍下这张照片前不多久的日子，他的二儿子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努力了一辈子的梦想，终于开出了一朵花。他用全部身家下注，总算赢得了这个村子里的一位大学生。这，无论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江西井冈山脚下的这个小山村，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家族，诚然算得上一件脸面有光的事。在父亲艰难甚至是苦海茫茫的一生中，这该是他人生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最无上的一份荣光，是对他一生辛劳的馈赠。

　　只是，父亲不会表露出一丝一毫的骄矜之色。记忆中父亲也没有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当面对我说过明确的表扬或鼓励的话。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在某一个赶集日的夜晚，从墟集上回到家的父亲，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告诉我，镇上的文化站门口今天贴出了录取分数线，我们过线了。颇有几分庆幸的意味。

　　入学前，父亲也没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摆上几桌升学宴之类。但我相信，当年的父亲，一定在他的内心，为他升学的儿子，也为他自己，曾经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大张筵席过，那一定也是他一生中最豪华的盛筵，最痛快淋漓的酒醉。

　　为我们拍下这张全家福的，是我的幺舅。他当时刚退伍，转业在省会城市某银行工作。利用假期回老家为外公、外婆扫墓，照例也来看望他多年不见的姐姐姐夫一家。

　　外婆家在我们隔壁乡，论地埋位置，比我们家更僻远，但因为几位颇有出息的舅舅，方圆百里，可谓无人不晓。四个舅舅，个个长得身材魁梧。两个参了军，转业后分配在县城、省城工作，当了局长、行长;另一个在地级市的大型国企当工程师;留下老大侍奉在家，当了一辈子的大队书记。

　　父亲偶尔会和远方的舅舅通个信，尤其是逢年过节时，彼此互通一下音讯。舅舅们寄自部队的信件，用的是那种特制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便知。还有信封上盖着的那个“义务兵免费信件”的红色三角戳，都让人心生自豪羡慕，于我们可以说便是一件奢侈品了。很像是收音机长出的那根天线，使得小山村里的我们，有可能接收到来自省城、县城那边的一份消息。

　　来到家里的舅舅舅母得知我考上了大学，也不免惊喜一番，赞扬一番。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幺舅用他自己带回家的稀罕物相机，为我们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古语曰：四美具，二难并。在引以为傲的嘉宾亲戚面前，也算有了一件值得说道的事，不难想象作为主人的父母内心的喜悦之情。也因此，这个平常无奇的下午，因为机缘巧合，因为远方亲戚的加持，定格下父亲一生中最长脸的时刻，成为奢侈无比的一个下午!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一生窘蹇辛劳的父亲，得以在这一刻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从容高贵的一面，留给他的子孙，存留于人世间。

　　二

　　父母一生养育了八个子女。这也意味着，他们婚后每隔两三年，家里便要添一张吃饭的嘴。而起初能出去干活挣工分的劳动力，只有父亲和大姐，母亲则在家操持着无尽的家务。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后来，在我读到晚唐诗人聂夷中的那首《伤田家》时，尤其感同身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字字句句，不正是我们家当年的真实生活情景吗?千百年来农夫田家的日子，竟然如此同出一辙!

　　每年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存粮已经无剩，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望眼欲穿，只盼着田里的稻子能早日收割。乃至等不及足够成熟，便已经要卷起裤腿，镰刀霍霍了。

　　新谷一出，吃饭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可以稍微透一口气。家里其他的支出变现，唯一能打的主意，也就是粜卖新谷了。此时的新谷，能卖的价钱自然是最低贱的，可要解决眼前的急用，又哪里顾得了这么多。用日本大实业家稻盛和夫的话总结，穷人之所以为穷，就在于总是把好的东西送人，还担心着别人瞧不起，看不上。

　　田里的收成，命运如此;山上的油茶，地里的蔬果，命运也是如此。日子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变卖算计中，千疮百孔地延续着，生活也便在这样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中一日穷似一日。

　　父亲的变卖算计，绝大多数是为了填补我们兄弟数人上学缴学费所留下的一个个的坑。我想，如果不是要填这些坑，以当时家里的田产山产所出，至少温饱问题是不必太过发愁的，父亲也不必一年四季三日一墟集地往镇街上赶。

　　赶集的目的，就是把当时家里能变卖的东西悉数变卖出去，除换回必要的日用品，就是积攒下来支付我们的学杂费。田里出的一粒粒米，山上产的一滴滴油，一个个鸡蛋、鸭蛋排列起来，便攒成了我们上学的学杂费。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家孩子的学费公式吧。如果要仔细地罗列，那一定会是长而又长，碎而又碎的一道公式，竟或称得上公式的长城吧。

　　一个上学的孩子就是一道公式，一道长城。至于这道公式长城能否延续下去，能否最终成立，需要小孩的努力，更需要父母家庭的接续拼凑。

　　父亲的艰难在于，他需要同时应付几道公式。父亲生前坚守着他的一个信念，也反复地对我们说道，只要我们的学习不出现留级，他砸锅卖铁也会供缴我们一直读下去。也就是说，在我们家，这道公式能否成立，只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成效，而不大可能因为家庭的断供而辍学。

　　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人皆有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在孩子读书的这一问题上，父亲执行起来，似乎比常人更执着，更不打折扣。最吃紧的时候，我们兄弟有四个同时在县、乡、村不同的年级上着学，但从没听过父亲要有所放弃的任何抱怨。

　　我没有机会问过父亲，何以能如此执着，如此重视我们的读书?当然，也并不难理解。高小毕业的父亲，在当地也算得一个读书人了，对于读书自有他某种神圣的看法。他也肯定心知肚明，读书是唯一有可能改变我们自身及家庭命运的途径，舍此别无他路。

　　好在村里便有完整的小学，离家近，便多了些许回旋的余地。学费一时给不上，便找校长通个人情，暂时拖欠着，赊着账。记忆中，我的小学阶段，几乎从未能在开学时便按时缴交学杂费。那时大哥正在乡中学读高中，肯定要优先保障他，就像大哥毕业后，家里便优先保障我一样。有很多次甚至是到期中考试过后，在学校反复的催促下，才勉强缴上学费。上学可以有所通融，但课本之类的，肯定是要缴清学杂费才发放。所以，小学五年，有多半的时间，我的课桌上都是空空如也，只能靠着两只耳朵“盲听盲学”。

　　无论如何艰难，甚至到了顾不上所谓面子的地步，父亲都一直维持着，让我们不至辍学。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直到父亲后来因故早逝，这条脆弱的“资金链”再无法维持了，一道接一道公式无法再运算下去，便只能悲伤地无解。几位弟弟后来陆续都辍了学，和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的生活轨迹。

　　在我读到初三的时候，成绩稳步上升，考上中等师范学校也就成了父亲的期盼。因为中师三年毕业后，便可以分回到乡里的某所学校当老师，从而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

　　那时的我，其实并无任何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理想是由一匹骏马和一匹劣马共同驾驶的马车，骏马以遥远的天空为目标，而劣马则匍匐在地面前行。我那时应该还处于懵懂无知状态，还在贪玩的年龄，并没有特别地仰望过遥远的天空，为所谓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但班主任对我的期望是明确的，并为此付诸行动。他知道，中师生对考生的身高、体貌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不为我的成绩担忧，却为我的身高着急。为此，好心的班主任特意为我申请过一个学期的生活补助，让我可以去学校教工食堂改善伙食，也叮嘱父亲一定要给我加强营养。所以，那时周末回到家，母亲总会想办法给我煮上两个荷包蛋。

　　然而，我终于是辜负了他们。

　　成绩达标后，去县教育局体检面试。我姑父当时还在教育局担任股长，那天早上，他亲自领着我去体检。第一项就是量身高体重。负责的是一位女工作人员。看见姑父来了，她高声地打着招呼。姑父把我领上前，她问，这是您什么亲戚呀?姑父说是外甥。她紧接着便摇头，唉呀，他这肯定是不够呀，都不用量的。她的嗓门够大，大到此后我再没忘得了。

　　招录的标准是男生身高1米55，而我当时连1米5都不到。

　　为此，家里很是懊恼过一阵。已经上了线，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便难免百般滋味在心头。譬如炒股，本来有机会及时获利套现，终究还是砸在了自己手里。

　　中师上不成，不得不继续寒窗苦征。

　　当时我选填的高中志愿是乡镇中学，考虑的无非是价位低。但人算不如天算，县中学捷足先登把我给录走了。

　　乡镇中学有意挽留我，许诺父亲可以在学费上有所优惠。父亲去了县教育局打听，说是学籍档案已经被县中学调走了，实在要转可以去县高中找他们协商，但是县高中难道不好吗?为什么要转回乡下去呢?

　　于是，究竟是让我去县城，还是就近在乡镇读，成为困扰父亲多时的一道难题。去县城，便意味着要付出多得多的学费、生活费。实际上，这可谓押上全部身家的赌博。而“豪赌”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还会是一场空吗?只有天知道。

　　在县中学就要开学报到的前一天，一个晴朗多云的日子，父亲领着我往乡镇中学走，准备再去找那位见过面的校领导，问一下他们究竟能给予哪些学费优惠。

　　正对着乡镇中学的大门，是一条有着四五百米长的笔直的大马路，一条走过无数来回，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

　　那天，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行人。在走到离校门约两三百米远的地方，父亲停下来转身问我，也许他是在自问，你想去哪里读?我答，都行。父亲默然。又往前走了几步，猛然，他坚定地回身，对我说，算了，不去问了，我们就去县城吧，再坚持三年。

　　就这样，我去到了县城念高中。

　　父亲的那一句“算了”，似乎随口而出，但这个决定肯定不会是随意的，肯定在他的心中盘算过无数个日夜，无数遍来回。也许，是在那一刻，父亲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我模棱两可的回答，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心。

　　我的命运，很可能也便在这声“算了”中被改变。如果不是这声“算了”，没有那天的转身折返，选择退身下了县城，而是继续往前，再度跨进那道熟悉的大门，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呢?

　　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大抵即此吧。往左，还是往右;向前，或是向后;偶然，又藏着必然。

　　三

　　想起考上大学后，我的一位伯母如释重负般说，幸好你考上了，要不然，真为你担心呀，难不成还要戴着眼镜下地里去干活吗?

　　岁月轮转。当我的女儿也长大到了中考的年龄，我曾经把这件事说给她听。时过境迁，在她的身边，她的同学中，哪个不是一门心思一路奔着重点学校去呢?而当年的我，曾经很为从县重点高中转读非重点而犹豫徘徊过一阵，最后在些许无奈，甚或是赌气中屈从，想来颇觉匪夷所思。

　　生活无法假设，生活没有如果。就在我们的暗淡日子中，因为我的升学，似乎出现了那么一点点曙光的时候，父亲的突然离世，迅速将我们这一大家子的生活，抛向了深渊的更深处。

　　在我刚上大二的一个下午，刚刚从篮球场上回来，同学给了我那纸电报。“父病速回县”，五个字，猝不及防，如雷轰顶。

　　待我赶到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想不到，一个多月前暑假结束时还送我上学的父亲，如今已躺在生死的边缘。

　　大哥告诉我，父亲是在从市场上买了一头耕牛回家的路上遭遇的车祸。

　　父亲弥留的日子里，亲戚们陆续前来探望。某日，与父亲平时走动较为密切的小姑来看他时，他突然显得情绪大动，努力要挣扎的样子，然而，终于徒劳，慢慢无力地合上双眼，良久，从眼角缓缓滑落下一滴眼泪。……就在那个晚上，一个深沉的午夜，父亲无言地告别了这个人世间。享年五十三岁，与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同样的年龄。

　　那天晚上，我就在父亲病房外的走廊上睡着了，睡得很沉很沉，还做了一个长长的梦。等我从梦中惊醒过来的时候，病房里父亲的床上，已经人去床空，家人们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顿时跌坐在地，捂着脸，流着泪，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你们不及时叫醒我?

　　近在咫尺，咫尺天涯，我曾无数次地为之痛悔。

　　父亲的离世，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那个我可以心安理得向他伸手要钱的人走了，那个大事小事可以替我拿主意的人走了，从此以后，我的日子里，不再有父亲!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言传身教，我从未敢忘。

　　父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于我尤其如此。某年的春节，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们小屁孩无事跑到对门人家去玩，围在旁边看几位后生仔玩赌牌。所谓赌牌，其实不过玩扑克输赢一两支烟而已。期间，父亲曾喊过回家去。等我回到家时，天已黑，父亲已雷霆震怒，操起棍子就要追打。我分辩只是在旁边看别人玩。父亲的逻辑却是，看也不可以，看着看着你就把自己看进去了。

　　父亲的逻辑，很长时间让我觉得委屈，深不以为然。不过，后来在读《论语》“宰予昼寝”的故事时，便总是想起儿时的这件事，并因而获得某种共情。宰予在大白天睡了个觉，却被他的孔夫子先生痛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进而至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可不更显得小题大作、上纲上线吗?

　　孔子奉行的是因材施教。面对同样的“闻斯行诸”的提问，他对于个性退缩的冉求，是鼓励他行动，而对于行动莽撞的子路，却更多的是约束。父亲未必读过孔子的这些故事，但在教育子女的方面，他颇有自己无师自通的一套。

　　小时候的我，很不让人省心，应该是他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因此父亲对于我，有着格外的严苛管教。印象中，他曾给我撂过一句狠话，你就是会飞，我也能用鸟铳把你从天上打下来。

　　对他的这句名言，我后来有过带着一份自嘲的理解：父亲在用全部的力量托举着他的子女努力去飞，但同时更告诫他们，时刻保持对鸟铳的警惕与敬畏。在严厉的背后，父亲的心思其实是缜密细腻的，做事很讲究方法。

　　在我刚下县城读高中的时候，可能是贪玩，也可能是不适应，总之学习成绩下降很快。为此他专门跑到县城，咨询过班主任，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焦虑。但他没有直接来教导训斥我，甚至有意不让我知道他专门来过学校，而是转而央求在县城的舅舅、舅母出面劝诫。

　　于是，在某一天的晚自习时间，舅舅、舅母专程骑车来到学校，把我叫到教室外的操场上。口才了得的舅母和舅舅，一唱一和，把我狠狠地数说了一通，直说得我涕泪交下。父亲是明白的，知道这比他自己出面说法更有效。知子莫若父，父亲是做到了的，他了解自己儿子那点好强的小心思。

　　父子一场。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却几乎没花心思去理解过他。要直到日后生活的磨砺，在初尝生活的多般滋味后，才慢慢地懂得了父亲的所言所行，感受到父爱的深沉如山。只是，父亲此时已经不在了。正所谓当时只道是寻常，待到晓知已沧桑。

　　在我上大二的那个暑假，父亲最后一次送我去上学。从我去县城上高中开始，差不多每次回学校，父亲都要送我到河对岸的马路上搭班车。最后的那次也不例外。

　　因为此前暴雨涨水，冲垮了过河唯一的木板桥，我们只能趟水过去。河水齐腰深，父亲坚持要背我过河，虽然感觉难为情，但终究拗不过他。

　　感谢上苍，约百米宽的河道，成全了我们父子一次最亲密的接触。所谓大爱无言，至亲不谢，我们这种家庭，对亲情的表达，从来显得吝啬。父爱如山，父亲就是那山一样的巨大存在，也便像山一样威严高耸，不易亲近。

　　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父亲则直接湿着衣裤涉水而过。此时的父亲，仿佛摆渡人，再一次渡我去向远方。那一刻，我离18周岁的成年，就差两三个月时间。这便是父亲在我成年前的最后一次托举。

　　上到马路，车也很快到了。父亲与司机师傅熟识，彼此打过招呼，他只来得及对我交待一句“这是刘师傅”，汽车便一溜烟开走了……

　　这一转身，再无以后。

　　许多年以后，我考进北大读博。入学后第一次去拜会导师葛先生，她当时住西门外的蔚秀园。当我走到北大西门的那片荷塘时，我们不期而遇。我看到先生的肩上搭着一个网兜。她告诉我，看样子天要下雨了，她要给读小学的儿子送一双雨靴去。

　　我蓦然便想到父亲当年背着我涉水过河的那一幕，想着我也曾像先生肩上的那双雨靴一样，静静地趴在父亲的肩头。一晃多年，如在眼前。无论是在僻远的小山村，还是在这最高的学府里，天下父母的爱又何曾有差别?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如果此刻父亲尚在，他一定还会把我送到这里来，还可以在未名湖畔坐上一坐，或者再点上一支烟吧。

　　可惜，再无机会。

　　四

　　本来，我还是有机会带母亲到未名湖畔走一走的，但终究也是失之交臂。母亲自己没机会上学，而我一路读来的那些学校，她终究也没能有机会进去其中走走看看。

　　2008年的寒假，我们一家三口带着母亲专程到北京游玩。这是母亲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尽管，到底有多远，远在何方，她老人家应该不会有什么概念。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她的生活圈子，大抵就是围着家里的三尺灶台转，就是在村里的田间地头来回。

　　北京之行，我们去了不少地方，上了天安门城楼，去了颐和园、圆明园、天坛等地。

　　一个下午，我们按计划去北大，可母亲因为晕车厉害，感觉不大舒服，便留在酒店休息。本有心让母亲去学校看看，但担心她受不起折腾，不敢勉强，乃成遗憾。

　　母亲的晚年，是可以享几天清福了。子女们都长大成人，日子在一天天好起来。然而，天不遂人意，母亲的身体却一天天虚弱下去，实在也是底子太薄，透支太过。

　　母亲小时候意外受伤，肩颈椎落下些许残疾，但她以残疾之身，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拉扯大。在长年累月中，无论做饭洗衣，还是上山下田，她的胸前背后总离不开襁褓中的我们，点点滴滴都加剧着她身体的消耗。

　　但是对于母亲的辛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并不完全能领会的。待到后来自己成家有了小孩，才越来越能理解母亲当年的艰难，平常背后的艰难。

　　一大家子的家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三餐，天天如此，循环以往，无有竟时。纵使孙悟空七十二变，怕也难面对这日复一日的平常平庸吧。而母亲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操持着，张罗着。这也正是天下无数母亲的日常与平庸。

　　正是在庸常中的积劳成疾，使得晚年的母亲一直为各种病痛折磨。也曾辗转求医，终无根本好转。久病之下，渐渐又滋生起心灰意冷来。在安慰她的同时，我们也深责自己的无能无力。小时候我们替代不了她的辛劳，长大后我们依然无法替代她的苦痛。所有的辛劳与痛苦，只能由她那具瘦弱的身躯去全部承受。

　　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正在香港出差。当天刚刚从广州过去，参加香港书展上的某项征文活动。

　　大约是中午时分，两位弟弟相继来了电话。再看家庭群里，已是一片慌乱奔走中。多年来，我们做过很多次的准备，但母亲终于还是挑了一个令大家最猝不及防的时候。

　　我赶忙走出会议展览中心，来到连廊处的休息区，告诉正在那里歇脚的女儿，我们必须马上赶回去。本来是特意带她来书展现场见识一下的，如今是不可能了。下午就要开始的颁奖座谈会，也只能告罪爽约了。

　　不远处便是维多利亚港。海风拂过，带着一股淡淡的咸腥味，几只海鸟在空中像枯叶般翻飞。阳光透过灰色的云层，洒向海面，随着云层的变化明灭不定，仿如一场露天电影，无穷心事都在此中幻灭。多年来，手机里每次响起家里弟弟们的电话，都不免心怀惴惴，总是担心着那个不好的消息。如今，这个电话终于还是来了。

　　此刻，书展现场依旧人头攒动，喧闹不减，没有人可能留意到我们的异常。正所谓，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而在这吵闹中，我已然怙恃俱失。俗语曰：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处。此心彷徨，何所归依?

　　待辗转回到老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再没有母亲翘首倚门的迎接，再没有母亲轻声软语的嘘寒问暖。母亲原本就显瘦矮的身形，如今已经缩成摆在方桌上的那张小小的遗像。

　　睹物思人，我们才离开母亲几天时间，再回来便是阴阳两隔。

　　一周前，趁着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刚从广州驱车回来看望她。虽然当时她身体依然虚弱，但也并不像马上要走之人。在家住了三四天，我们便赶回了广州。

　　临行前，我们在母亲的床前和她告别，安慰了她几句便出去了，想着就不折腾她起身了。

　　稍顷，待我发现落下了一点东西，再返回屋里去取时，看到母亲正慢慢从房间移步出来，坐到了大厅的椅子上。看到她出来，我稍微又停留了一会，说着找时间再回来看她。

　　母亲没有应答，只是默默地坐着。事实是，再不用我们所谓的找时间了，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一转身，已是永别，是此生不复有团圆。

　　此前，每一次要出远门了，母亲都要把我送到门前的那棵李子树下，总要叮咛又嘱咐，总要祝愿上几句“步步高升”之类的话，然后目送着我，直到远去。这一次，她不能再送我到门外了，但她依然坚持着起身送我最后一次。只是，当时的我没来得及想，这会是母亲最后一次的相送。

　　五

　　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目送。子女越多，这样的离别也便越经常。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春节的时候，忽喇喇从四面八方回到母亲身边，春节一过，又如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四散而去。只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孙儿女在家，寒暑晨昏度日长。欢聚的日子有多热闹，居守的日子就会有多冷清，尤其是在母亲晚岁多病的那些年，这样的聚散离合，对于她或许竟无异于一种精神上的反复折磨吧。

　　母亲是在那个上午，在没有一个亲人在她身边的时候，自己收拾好吸氧机，独自远行了。那台机器，是我专门从广州给她买回去的家用呼吸机，陪伴着她人生最后数年的日日夜夜，直至她再也用不着了。母亲走后，家人们将这台呼吸机捐给了当地镇人民医院。

　　一生儿孙满堂，最后却选择孑然一身而去，这也许是母亲对人生聚散离合最后的领悟吧。

　　母亲的葬礼操办得还算得体，在他人眼里，或也可谓极尽哀荣了。然而，再繁复的仪式，又如何抵得过她生前所遭受的一点点苦痛?

　　如今，母亲总算是解脱了。只希望她去往的那个地方，一定不要再有苦痛。在那里她记忆清零，重新开始。

　　感谢香港书展的主办方，没有嫌弃我当天的爽约，后来给我邮寄回了一份嘉宾纪念相框。桃红色的花纹边框，内镶银白色的证书，一本书的大小与厚度，极其精美讲究。落款有日期。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正是母亲的忌日。

　　按照家乡的习俗，母亲最终没能与父亲合茔，据说是怕有碍于其世间子孙。如今，父亲的骨殖迁葬于老宅后山，母亲则守望在对门，一左一右，中间隔着进出村子的那道马路。正如一双眼睛，虽左右相隔，却保持着同频共振，注视着共同的目标。莺归燕去，春往秋来，目迎目送着他们的子孙，一次次归来，或者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