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里的那张桌子，已经老旧得不成样子。少了一条腿儿，是用一些砖头垫起来的，和着那三条活活落落的腿儿，一面紧贴着老屋的墙壁，一面倚着爹娘用来睡觉的床头。桌子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好多，那些残余的漆色变得晦黯发黑，已经很难看出原有的色儿，更没了往日的光泽。桌面上也是痕迹斑斑，有条条的划痕、片片的硬伤，很难寻到如意的一片儿。桌面下的三个小抽屉，也有些不全，仅有的一个堵板，还算保留了它该有的本色，其它的那两个堵板，也不知道在哪个年月就已经没了。底部的木托儿，倒是还有，但是，那两边的木制托骨也已经磨得凹进去了好多。三个抽屉的把手，还算整齐，还全是那种铜制原套。有些黑芝麻的点点儿，泛着乌红色的黯光。桌子的上面还放着由我二哥留给爹娘的那个皮箱，一个针线簸箩和零碎的几件杂物。皮箱内放着爹娘换洗的衣物。如此，显足了他的沉稳大气。还有他那历经沧桑的岁月。他就像我们家里的一成员，有着足够深的感情。

　　当年，由于我爹身份的转变，才有了这张桌子。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我爹，包括生于一八九七年的我爷爷，都念过私塾，也算是有学问的人吧。印象中，爷爷的毛笔字写的很秀气，还经常为村里人家雕刻镶嵌到盖新屋用的那些飞禽走兽、绘画，个个惟妙惟肖，幅幅活龙活现。我爹的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相当娴熟。我的少年时代，爹经常教我学打“三变九”、“九变九”的算盘。只是，很遗憾。那个年代，我爷爷辛苦劳作拼下的那些家业，硬是被保长嫉妒并想着挖我家的墙角未成后，给我家安上了地主的帽子。更可恨的是一九七八年为我家平反时，县里根本就没有我家是地主的档案。事实证实了我家地主是被那位保长捣的鬼、是被冤枉的铁证。“平反”后的我爹被安排到生产队做事儿时，已经结婚并同村生活的媳妇赵凤莲，在一次歇工间隙，和大伙说，结婚十多年了，还真不知道玉她爹有那么大的学问。可见，我家被“打倒”期间，我爹蒙受了多少的屈冤。后来，我爹的那些同学几乎都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当上了国家干部，我爹依旧是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家人。

　　我爹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中，不仅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就是对他的这张桌子也是爱惜有加。尽管，那个年代的生产队是做公家的事情，但都是在各自的家里面办公。印象中，那张桌子为我们生产队装过所有的现金、账簿，托起了我爹为生产队做过的所有文案。老爹趴在上面打算盘、用钢笔整理账目，还用毛笔写生产队的一些公开信息。很多次，很多次见到爹总是在伏案工作前，取块湿旧毛巾有节奏的檫试着桌面。显得特细致、忒认真。为了减少尘土浮着于桌面，爹和娘也会适时的撒些适量的水于地面，令老屋内既不潮湿，又不干燥，还能够卫生干净。桌子用的久了，出现了几处凹凸不平的洼坑和条条的划痕、片片的硬伤，可以说每条划痕都有着一个故事，每片硬伤，都有着一个阅历。爹总是要在那几点儿洼坑处捯饬上好长一块儿工夫，才算是了了他的一块儿心事。桌子的上面，爹是不允许放置自己家中的一些物品，属于公家的财物，总是被他有序整齐的放置。

　　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多年，记不起具体时间了。当年的我，好像是刚刚上小学，我是九岁上的学，也就十岁左右的样子。本来，这张桌子是为我爹办公配发的。结果，生产队没有了，人民公社也改成人民政府了。生产队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些为生产队做公家事儿的人也随之解散了，但是，那张桌子，则永久的留在了我们家。就像我的家人，和我们不离不弃，继续为我这个家而服务着。我二哥和我正值上学期间，就像和我爹用它办公时一样，每天都要趴在这张桌子上面学习、写字;也和爹一样，也会经常取块湿旧毛巾有节奏的檫试着桌面……尽管这样如同呵护老人一样呵护他，毕竟是年数长了，又加之后来二哥和我先后进城参加了工作，那张桌子和我爹娘一样，再也经不起使唤了，一直放在了老屋的一角。

　　就在今年，我回到老屋后，却没有再见到那张老桌子，着有心事的问起大哥。大哥没有回避，直言不讳。说，爹娘不在后，一直杵在老屋里，每次进去，心里不是滋味儿。听你大嫂的话，拉倒爹娘坟头，烧掉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心情沉重，沉默了好一阵时间，似一种无形的力将我拽向了久久的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