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后的生路面前，一针一线地，织就了自己的袈裟。

　　当我想要开口说出那个公式的时候，我的意念打断了我，它告诉我自己并没有做好被质疑的准备，于是我的牙齿颤了颤，牙面上米白色的脏污如同地球奄奄一息后炭火中熄灭的纸钱。在祈祷中，我放弃了这个最后的表达机会。

　　“你自己做的模型，连公式都不记得吗?”座中的质问索取着我方才吞吐出字眼外壳的余热，将我的惶恐与不知所措收割。他笑得仿似用钝得出窍的刀片推过我幻灯片上广袤无边的数字田野，让人不会去想到他清晨才用刮胡刀割破了他脸颊棱角位置处的血肉，留下一个聚满血水的缺口，令血脉偾张，令一切悲痛与失落欲流。他的刀推过自己胡茬累落的面孔，推过皮肤、毛孔与油脂，将剩余的污秽欢欣鼓舞地抹在我那堪堪只不过是用来捕捉世界灵活质感的眼球上。我知道我越过他的目光，就如同越过对方在控诉与杀戮我的刀俎。

　　这是我二零二零年在珠海英才计划数学学科论坛的一场论文答辩，从苏州搭乘高铁前往上海，再登上一架小小的飞机一路南下，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所做的那些努力不过飞蛾扑火。多少年前父亲撕碎我的文学杂志告诉我理科才是王道，让我将那些碎纸片吞血命终，于是多少年后的未来，我如一只惊慌失措的刺猬一般死板地伫立在为我打分的学术大咖们面前，惊觉自己面对理学能够穷尽的思辨，只不过是在循环往复台下预演无数次的公式推导与数据演算。

　　我站在讲演台上，痴痴地望着台下十几二十位学术大人物与会般围坐在会议桌边，桌上堆叠着百来份或许和我这份报告水平相仿的文稿，等待着他们去抽丝剥茧，去厘清谁才能握住足以在这场灾难之中奔往安全出口的入场券。我们被这个项目冠名为“英才”二字，在无数个大喜大悲的昼夜之中被其他学子奉为圭臬。可我不过只是在进门前打了个响嗝，不过是在看不清幻灯片字眼时搓了搓眼角，不过是买了件二十九块九的卡通头箍，不过是放弃了一个用公式阐释模型的机会，就被拉下梦中神坛，我一滩久违的自卑，化作脚底的泥浆，被过往的行人来回践踏。

　　放弃回答这一离经叛道之举不过是我思想乱炖时的灵光乍现。用母亲的话来说，头脑一热后酿成的烂摊子将耗尽我一生的时间去弥补，缝缝补补，又是一个十八年。而十八年后的我倘若以另一种方式站在这里对着报告幻灯片口若悬河，我还是会停下来放弃回答这个简单到我能够脱口而出的问题。我如悬崖勒马，在濒临陷入无法挽回的后果前，停下了我从众又无知的脚步，撕扯断了父母为我量身定做的木偶提绳，像易卜生塑造的娜拉一角般，毅然决然地关上了身后的那扇门。

　　我的器官单枪匹马，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一阵猛烈而又猝然的疼痛席卷着我的神经，我以一种非人的速度拾起激光笔按下跳动下一页按钮，觉得自己仿佛背着沉甸而又死寂的一整条生路。在意识模糊的边缘，我听见下面有人喊：“不用看了，就这样吧。”

　　从指缝中跌落的激光笔胡乱地指向了坐席中的某位老师。我的周遭频闪出蝴蝶振翅的幻觉，眼白抽搐，几乎分辨不出这位长辈是否为此感到恼怒。直到那时我仍在想着要从他们手中拿回我装着论文的文件夹，不要再看了，谁都不要再看了。我骤然发觉自己不过是一只任人宰割的浑圆橘子，谁都可以掀开我的果皮、掀开我的顶盖，若是谁突发异想层层掘地，便会看到骇人的血肉内核，一锅沸腾的浑黄自来水在我肉体内不断发酵，升华的无法升华，沉淀的永远沉淀。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类，把嘴巴当做火山口，翕动的唇瓣咬合出的凌乱字句岩浆一样一洪一洪地展开，从她本身已经被格子校裙勒得扁平的腹腔中流动出来，像血的烟花。穿针引线地缝拢，随后让每一句质疑解开，像一个女人织毛衣又拆毛衣，让心爱的种种不再心爱。对不起，对不起。我手表的指针可以拨回进屋子的时刻，我可以把那个嗝吞咽回肚子里，我的头箍也可以换不那么张扬的，我可以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一旦发酵，我一旦开始为那位教授的刮胡刀片所惶惶而不可终日，我就只能擀压自己，丢弃自己，进而抹去我人生中的生路，与我所有存在过的痕迹。

　　我走出会议厅，走出那个只属于优秀者的象牙塔，我想我未来走结婚的红毯都不必这么庄重吧。我知道放着我论文的文件夹已经被丢掷在空荡的垃圾桶里，弹起后彻底落下，我也知道它仍然希冀着某种东西的出现。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关上门，瘫倒在干净得没有一丝尘埃的深色地毯上，像是心虚又凭空地希望掩盖住一整个暑假心血陨落的声音。尾椎骨磕在一级极矮的台阶上，不明不白却又锋利地切割着我，让我的浑身都认真地痛了起来。我建构的数学模型曾缓缓立起，却又被落座高位的他们只手推倒，毫不费力。

　　“你这样建模，是违反数学常理的，没有人这么做过。”

　　原来没有人啊。

　　我只能如蝉蜕一般，褪去了我最后的生路。

　　而褪去的外壳，恰恰为我微薄的生命熔铸出了另一种独属于我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