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糖饼子哦，刚出锅的，新鲜的哦。

　　沙哑的吆喝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只轻微的飘一下，就淹没在各种噪音的海洋中。

　　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停在路边，后架子上放着一个柜子，柜子上“祖传秘方”“手工制作”几个红字特别惹眼，两边还有锅灶、煤气。一位老者麻利地把锅支开，打开煤气。锅发热的时候，把铁桶里的糖丝往里面倒，再用铲子使劲搅动，直到糖丝渐渐变稠，然后，盛到一块木板上，左右一搓，撒上面粉，紧接着，一个个扁圆形的散发着香气的白糖饼，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再撒一把黑芝麻，那香味，直向人们的鼻子冲去。

　　在一旁看得出神的儿童、妇女，甚至还有大老爷们，早已口水直滴。

　　做白糖饼的是个60多岁的老汉，矮矮的，胖胖的，头发花白，眉毛和皮肤一般黝黑，脸上布满深深的邹纹，灰色外套下面，露出毛线、衬衫等，七短八不齐，一副滴弄打挂的样子。

　　城管来了，有人惊呼。旁边卖水果、卖鸡蛋的老太太、妇女一阵惊慌，慌忙收摊躲避。老者一脸微笑，没有逃跑。两个年轻城管反倒客气，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老者笑笑，你尝尝吧。年轻小伙随便拿一个往口中一放，直渍嘴，好吃，好吃。

　　老者从不在一个地方呆太久，摩达车一发动，到一个新地方，大街小巷，又响起苍老的声音：白糖饼子哦，刚出锅的，新鲜的哦。

　　几年来，周边几个县城的老百姓，早已经熟悉老者的身影，经常闻见那清香的白糖饼，一段时间不见，倒有些怅然。有一次，一位妇女因为丈夫咳不止，一直不见好转，听说在白露前吃白糖饼有奇效。一路到处打听，最终找到，高兴不已。

　　这位老者，就是我的大哥，长相也和我有些相似，那扁圆的白糖饼，是我家的祖传，到了我们这一代，只有大哥会这个手艺，传承下来了。

　　二

　　这小小白糖饼，伴随着我家几代人的命运，说起来话长着呢。

　　沟二口街，舒城到桐城安合路边的一个骑集小镇，现在叫舒茶镇，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的地方。如今，红色旅游成为小镇一道闻名全国的风景，毛主席视察舒茶纪念馆，九一六茶园，使众多旅客留连往返。

　　在街道后面，曾经高耸着几间大屋，黑漆大门，堂屋宽敞，4根柱子有一人怀抱粗。这就是周家糖坊，是我的爷爷开的。据我父亲讲过，鼎盛时期，雇有伙计好几十人，加工各类糖制品，包括白糖饼、杠子糖、芝麻糖、欢头等，生意兴隆，在舒庐桐三县名声远扬。当然，现在早已不见踪迹，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能够知道这个糖坊的人，恐怕也寥寥无几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一直烙印在我记忆深处。

　　一天深夜，劳累了一天的雇工，熄灯灭火，关好门窗刚刚睡下，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当时正值雇工老刘值班，他躺在床上，很不情愿地起床，紧接着从大门缝传来声音，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我们需要买点米糖，请开门。

　　老刘一听知道是当兵的，非常恐慌，因为前期，有国民党溃兵到街上去抢劫，也有山里土匪绑票，小镇人心慌慌，对解放军纪律严明也有所闻，但他一时搞不准，万一不是解放军，是冒充的怎么办啊?

　　老刘一时六神无主。这年头，做点生意实在不容易，风险太大，稍有不慎，不要讲钱，连小命都得搭上。于是，他慌忙跑到里屋，向我爷爷禀报。我爷爷匆忙起身，赶到堂屋，这时，又传来轻微的说话声，老乡，你们把米糖从窗户递出来，我们把钱从门缝递过去，给你们，我们公平交易，放心好了。

　　我爷爷从门缝仔细端详，看到一张年轻的脸，还有帽子上的红五星，立即放心了，马上叫老刘打开大门。几位解放军战士站在门外，却不愿进门，个个穿着一身半旧的、邹巴巴的黄色军装，都是一脸菜色，削廋，却很精神、和气。爷爷连忙安排把米糖装好，递给他们，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把一卷钞票往我爷爷手中塞，我爷爷连声推辞，他只好把钱放在地上，在一声“谢谢老乡”声中，迅速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

　　望着漆黑的夜空，爷爷感叹：一群好人啊!

　　一年之后，形势迅速变化，人心慌慌，经常听到一阵阵枪炮声，都在传说，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共产党要夺取天下了，马路上经常有国民党溃兵狼狈经过，不时到街上骚扰一下，人人避之不及。乡政府的官员也无精打彩，经常不上班了，也有传说，都在收拾细软，准备南逃。

　　糖坊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伙计少了一半，工钱有时拖欠几个月，爷爷东拼西凑，苦撑危局。就在这时，传来一个致命的消息，国民党沟二口乡政府要求我爷爷在一周内给每个当官的、当兵的，买一把雨伞，一双军鞋，置一身服装，否则财产统统充公。

　　这分明就是明抢啊。爷爷整天苦思冥想，焦头烂额。如果照办，就要变卖家产，如果不照办，眼看国民党马上要完蛋，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就在这时，爷爷想起在庐州府国民党部队当团长的孟公二爹，他是我家远房亲戚，虽未谋面，但早有耳闻。于是，爷爷抱着试一试的心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备上一份礼物，差人赶往庐州。不久，一封信抵达沟二口乡政府，一切化为乌有，国民党乡长感叹：原来周家有人啊!

　　我特别记得，父亲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咂咂嘴，说，哪封信扔到塘里，鱼都跳啊。

　　三

　　解放不久，在土改运动中，我爷爷因为财产较多，再加上和孟公二爹的关系，被划为富农和坏分子，不断遭到批斗。糖坊解散了，房子也拆了。我隐约记得，我家门口放着的几根粗长木料，就是从糖坊拆下来的。爷爷这辈人苦苦经营的周家糖坊从此消失在沟二口街道上，我父亲兄弟姐妹几个也从街道下放到了现在的三拐村河边村民组，我爷爷、奶奶也随之居住，一直和我三叔生活在一起。由于当时的政策，我父亲他们要在生产队从事集体农业生产，我们家地处平原，靠种植水稻和大豆、玉米等为生。父亲和母亲的工分收入勉强填饱全家人的肚子，有时候，一到春天，就遭遇粮荒，家人面临饥饿的威胁，看着尚处幼小的我们兄弟姐妹的一脸菜色，父亲时常唉声叹气，自己从爷爷那里学会做糖的手艺却无法施展。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场大变革在农村掀起，开始分田到户，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而且一些以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事件，也可以干了。村民们开始把自家养的鸡鸭鹅和蛋送到市场上去卖了，农村集贸市场开始兴起，农民的口袋也开始鼓起来，日子有盼头了。

　　父亲立即抓住这个机遇，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悄悄地干起了糖坊，连夜生产的白米糖、芝麻糖，白糖饼，第二天一早挑到集市，很快变成一卷卷花花绿绿的钞票。我清楚地记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用手指头蘸着口水数钞票，我第一次看到父亲那么自信和坦然。

　　不久，爷爷的富农和坏分子帽子也摘了，父亲和母亲腰杆子直了，日子更有盼头了，他们起早贪黑地劳动，农闲的时候，做米糖和白糖饼去卖，赚点钱补贴家用。每到过年的时候，周围村民都主动上门，拿来大米叫我父亲加工米糖和白糖饼，一时生意兴隆。二叔、三叔看我父亲带头干起了糖坊，也在自家院中支起了锅灶，祖传手艺大放光彩，人们相传说，周家糖坊又回来了。

　　有了余钱，父亲开始叫我们读书，他常说，三代不读书，以后不如猪。后来，我们家在村子出了第二个大学生。我于1987年考入安徽大学，二哥也是高中毕业，我们家算是村子里有文化的家庭了。知识改变命运，我成为村子里出来的第一个人民警察，二哥也外出闯荡，有高中文化作为基础，从事经商，日子也过得滋润。大哥正当读书的年岁，赶上特殊时期，错过了上学机会，一直在村子里务农。

　　在上初中、高中，甚至读大学的时候，每到寒假，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做好米糖、白糖饼等，用麻袋装好，我用自行车驼着，到附近一些集镇和城关去卖，以筹集学杂费，饿了就用它们充饥。那些日子，我备尝生活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

　　四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二叔、四叔先后去世，唯三叔尚在人间，大哥也渐渐老了。我有时坐在车子里，一晃而过时看到大哥站在路边卖白糖饼子，鼻子一阵发酸，心里不是滋味。

　　我和二哥、妹妹都到了城里生活，故乡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乡愁，白糖饼也成为我们香甜的回忆。每年春节，我都回故乡去看看，拜访一些长者。故乡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村民们都不种田了，成片的田地租给大农户承包，插秧、割稻都由机器代替，无人机在半空盘旋，完成喷洒农药的任务，村民们都到附近的企业上班，或者外出打工，多数人家都在县城或集镇上买了房子，年轻人都到外面去闯荡，年龄大的，在家带孙子或打打小牌、麻将，过着悠闲的日子。

　　大哥家却没有什么变化，二层老式小楼，还是二十年前建的，和村里其他漂亮的小洋楼相比，显得苍老了许多。靠卖白糖饼，显然不能致富了，现在人们都讲究养生了，白糖饼含太多的糖份，吃多了对健康不利，自然销量不会太多。

　　春节回家看望大哥，我曾经劝他，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风里来雨里去卖白糖饼了，该歇歇了。

　　大哥叹息一声，你们都到城里去了，就剩这点祖传的，我舍不得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