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我们家。

　　我从小出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贫苦家庭，真实经历了瓜代菜的年月。父亲半工半农中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做了一名乡村教师。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主内又持外，与父亲一起挑起了十几口人家生活的大梁。

　　我们兄妹四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72年出生那会儿，正赶上父亲用黄土拓坯盖不足三十平米的两间泥草新房，还没来得及抹好一指宽的墙缝。我八岁那年，房子实在住不下六口之家，父亲便在乡里买了三间学校废弃的旧校舍。东挪西凑，房款也没有一次性付清，只好每月从父亲仅有的四十五元工资里扣除一部分。六口之家，仅有父亲的工资维持生计，那几年，日子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待房款刚刚还清，大哥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从草屋到旧校舍、居舍，见证了一家人风雨的生活变迁史。

　　记得大哥结婚那年是1985年，我刚好小学毕业。家里为了给女方彩礼钱，加之购买结婚用品，又一下进入了债台高筑的日子。哥嫂婚后，变成七口之家生活在一起。那时农村有电视的人家不多，每天晚上，嫂子都会去邻居的亲属家看电视。每次回来，脸色总是不悦。常常第二天早晨也不起来做饭。日子久了，哥和嫂子就会争吵。父亲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沉默不语。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进了腊月，年味儿开始一天比一天浓。我也整天心里美滋滋地期待过年能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一天晚上，像开家庭会议一样，父亲和我们说，今年家里困难，过年只能给每人做一条裤子。我内心颇为失望。

　　腊月二十八那天，外面大雪飞扬，出去一会儿功夫，冻得人手脚猫咬一样疼。父亲一大早，坐上了去往县城的客车。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去县城做什么。回来的时候天色已黑，风尘仆仆的父亲肩上背着一个四方花被面包裹的东西，身上、头上落满了雪，戴的帽子和衣领挂满了白霜。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包裹轻轻放下，深深喘了一口长气，似乎很沉，样子像走了很远的路。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台红色14英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展现在眼前。突然感觉父亲像变戏法一般，高兴地我手舞足蹈，那是那个年代我们梦里才有的奢望。

　　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一边有说有笑地围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包饺子。电视里的小品段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一直看到电视节目结束了也舍不得离开，那笑声多年挥之不去。

　　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哥嫂不再因为晚上去别人家看电视而吵架，特意托人在县城商店赊了台电视机。在坐车回来的路上，车开到一处陡坡时候，雪天路滑，刹车失灵，车不由自主地滑向路边的陡崖处。车上的旅客和司机都惊慌失措，刚好车在距崖边不到十公分处停了下来。向下望去，几十米的深崖见不到底。因车无法前行，原地等待救援。几十里的路，父亲怕家里惦记。背着电视顶着冒烟儿大雪走着回来。几年以后，父亲想起来的时候还心有余悸。而我那时，并不解其中的滋味。多年以后才猛然忆起，每年过春节，父母从没为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父亲那身中山装，早已洗的发白褪色，袖口处多次被母亲补了又补。

　　那年春节刚过，大哥结婚时候，父亲托人贷款的信用社来家里要钱，大哥不容分说和对方争吵起来。本来允许三至五年还清的贷款，因为大哥的态度而转变成一次还清。从那年开始。落在父亲头上的雪，再不曾化过。

　　春节渐近，我来到父亲坟前。寒风呼啸，坟上覆盖一层厚厚的雪，像平添了许多高度，醒目而萧然。我与父亲"相视"无语，唯有空中飘舞的片片雪花寄语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