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给我的第十七封信，他写道：“三月的天书都说尽，叶子也该落了。”

　　再没有余地，十七年的交情，戛然而止。

　　依稀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是少年模样，在北方三月荒凉的光景里，着一件港台气息浓重的夹克，驼色与白色相见的围脖，一双黑色的高筒靴，活脱脱一位九零年代的学者模样，令人向往的很。他在校园偶遇到我，轻声打探：“啊，你就是盍欢?在谢老师那里听过你。”谢老师是我大一学期的写作学老师。我抬头看他，他刚从那口枯井旁站了起来(我猜是这样)。这座校园还保存着过去那个年代人们艰辛劳苦的劳动成果，挖水井，啃干草，勒紧裤腰带。校园建设的时候把这里当做后花园保留了下来，只不过长期无人打理，长满了枯草和干枯的落叶。他就像幽灵一般出现在那口枯井旁。

　　我带有疑惑地看向他。

　　“名字真好听，就记下了。”

　　后来得知，他是学校里的佼佼者，本与我这个小他四个年级的小毛孩并无瓜葛，可人海茫茫，一纸花名册将我们拉进了同一世界。次年，他便毕业了，于是我们开始了书信来往。

　　“我常梦见他们在对岸叫我，凄风苦雨似的表情实在使我头疼。梦里的我眼神也很模糊，只记得他们的脸，周遭的景物都是灰蒙蒙一片。醒来就觉得右半边头痛。似乎身体被无奈绑架，总是对亲近的人杀讨征伐，与陌生的世界却和颜悦色。如果三月的天来的再晚一些就好了，对吗，盍欢?”

　　我给他写回信，他也不常回我。彼时他正在外为了生活忙碌，我也无从知晓他信里的“他们”到底指代谁。一颗懵懂的少女怀春的心还总是担心他所谓的偏头痛。他不回我，我索性也不再写，远远的挂念他。那个时代的通信总是单调的，我也总不可能发电报给他问他“最近可好”这样无聊的问题，再说了，很贵呢。

　　后来我们演变成一年一封信的频率，靠着几张单薄的纸和廉价的墨水寄托一些无谓的杂念。甚至他在一封信中还提起过，“你该去寻个好人做归宿。”等等薄情的话语。我置之不理。后来竟给我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诗：

　　“我的老家有口枯井

　　我是那枯井中的困兽

　　二十年了”

　　还是一年一封信的频率，也从不回我的信。直到第七年的时候，正是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听说他那时候刚刚顺利的进入A市的作家协会，而且出版的诗集也有大卖。当然这一切都是听别人说的，诗集我也有买，不过写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短诗。他从不和我说他生活上的事，我就像是他精神上包养的情妇一般，没人知道我的存在，而他还自认为这是金屋藏娇。

　　他又写信给我：“过去的日子一直念着你，我们可否见一面，凄风苦雨都我挡着，你来就好。我们不论身世，只论性命。”彼时我正疲于奔命，也不是肯轻易低头的人，过去的日子杳无音信，岂是你一言语就勒住的马?自然是没有回他。

　　不久，便听说他娶了妻，生了子，家庭美满，阖家欢乐。

　　时间不紧不慢的踱着，一封一封的信也就持续着，谁也没提这茬。我也嫁了人，生了子，日子行云流水般按照应有的轨迹行进着。他信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