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房的阳台上，我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全景。蔚蓝的天空罩上了一层轻纱，金黄、青灰的云丝雾缕轻松地漂游，脚下的城市颇像一盆黑菜汤。刚刚煮沸的汤中浮起点点白色的面片。大株大株热带树，披拂着沉重的、浓绿的枝叶，树影墨黑，好似汤中的黑菜;一座座鲜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而今星罗棋布般在整个城市涌现，很像菜汤中的面片。我下榻的旅馆就是这众多的新建筑之一，它坐落在一个大花园的中央，花园里一簇簇红花，如喷火蒸霞般盛开。这幢崭新的大旅馆，色彩明丽，造型精致，我姑且把它称之为新非洲风格。

　　旅馆的拱形走廊里，散放着许多椅子和小圆桌，游客可在那里随意休憩，喝上一杯上好的冰镇饮料。餐厅异常宽敞，一排排大玻璃窗全是淡紫、米黄色调，给人分外明净、和谐的感觉;每一张餐桌上摆好了擦得锃亮的餐具和晶莹的酒具，非洲侍役衣着的讲究足以跟18世纪芭蕾舞演员媲美;这一切都给空间平添了熠熠的光彩。旅馆的前厅宏轩、舒适，一间大酒吧，高大厚实的柜台倒有点像教堂的祭坛;电梯是完全用金属造的，把旅客送往高层各个宽阔、明亮、装着空调的走道;客房里的各种陈设，从一色上等白瓷砌的盥洗室到塑料地板，从热带植物织制的窗幔到现代风格的淡色家具，无一不透出豪华、优雅的气派。

　　这座旅馆建成于什么时候呢?看来是不久以前才告落成的，因为根室在他撰写的关于非洲的著作中，曾使用如此缺乏诱惑力的字眼来描绘1954年的阿克拉：“触目皆是乱糟糟的景象，用铁皮搭的棚屋，摇摇欲坠的木房，破颓的柱廊下几间简陋的小店铺，七零八落地混杂在一起。旅人获得的头一个印象，是迹近绝望的荒凉。”变化也许是那以后两三年发生的。而且，诚如我们前面所提及，这座旅馆并非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建筑。只须向城市新区投以匆匆的一瞥，即可发现那些最时髦的政府各部所在的大楼，它们高耸在钢筋水泥立柱上，长长的游廊跟办公室相连，办公室里的家具是清一色的瑞典样式，官员们身穿短袖衬衫和雪白的长裤，翻阅着卷宗，他们的助手无一例外地都是衣着个时而又迷人的女秘书;绿色森然的热带草木间，点缀着白玉似的别墅和带拱廊的两色住宅。

　　阿克拉新区的街道，迤逦在一座座鲜花盛开的花园里，仿佛是一座大花园里的条条林荫道。街道上只能偶尔遇见几个行人，但不时有美国、英国产的小汽车急驰而过。

　　自然，根室描述的那个充斥卑陋民房的旧城，如今依然存在，它跟豪华的、现代化的新城和睦共处。从我下榻的旅馆驱车十分钟光景，柏油马路渐渐消隐，一锅玉米粥似的黄土路取而代之，整整齐齐排列的水泥建筑物也消失了，只见崎岖不平、路面被掘开的土路两旁，尽是犹如一丛丛野蘑菇似蔓生的茅棚和木房。阿克拉的市中心也还没有获得更新：一条歪歪扭扭的宽阔马路，跟城市的“西部地区”相连，两侧的房子形状各异，这里一座墙面全是落地大玻璃窗的时新的大楼，那儿一间屋顶用凹凸不平的铁皮盖的小棚子，远处一长列二层楼的宅邸，再往远处，又可能是一间简陋的茅屋。便道上停靠的小汽车鳞次栉比，跟露天市场紧紧挨着;露天市场里摆着一遛地摊，货主全是臃肿肥胖的妇女，大草帽遮掩着她们的面孔，丰满的臀部坐在过于窄小的板凳上。

　　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两个城市，一个是优美的、现代化的城市，另一个是衰落的、贫苦的城市;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竟全然看不到任何中间地带，譬如中产阶级的住宅区。同样，在阿克拉，乃至整个非洲，在昨日的殖民主义与今天的新资本主义之间，缺乏过渡的阶段。从戴着软木头盔的军人到身着浅色服装的银行家，从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棚屋到摩天大楼，没有任何的过渡，唯有骤然的突变。在装有空调的现代化机关里办公的年轻官员，他的父亲也许就居住在热带大草原的一间茅屋里，每日放牧牲畜，一手执着柳条鞭，另一只手握着一柄利矛，作为防御野兽侵袭的武器。

　　此种情形表明，新资本主义正以迅猛的气势向非洲扑去，犹如用火种去点燃一堆干燥而又富于油脂的材料。就阿克拉的大旅馆而言，它不过是从大西洋直至印度洋的黑大陆上到处涌现出来的同类建筑中的一个代表。在非洲各大城市的现代化街区，众多的新建筑在这样的旅馆旁边拔地而起，它们是欧美大资本对非洲怀有浓厚兴趣的佐证。用乌黑闪光的大理石和嵌着灰白晶粒的花岗岩盖起来的阴暗、傲慢、冷冰冰的银行大楼，跟苏黎世、伦敦、纽约和法兰克福的金融大厦如出一辙。精致的摩天大楼浑体用玻璃和金属造就，它们的黄铜门牌上镌刻的文字几乎全以令人肃然起敬的缩写结尾：ltd;百货商场里，大玻璃窗和自动扶梯光彩夺目，售货员一律身着制服，和纽约超级市场里的相差无几。

　　如今，旧殖民主义，连同它的颓败的带凉台的别墅，它的维多利亚式的旅馆，它的奴隶制时代的酒吧，它的尘土飞扬的商店，总而言之，连同它的全部康拉德式的优美情调，统统远离了我们。新资本主义全然不畏惧疟疾、苍蝇、潮湿或干燥的酷暑，毫不顾忌雨天的泥泞与夏令的灰尘，居民落后、原始的粗俗，道路与城市的匮乏。工业和医学的胜利经验，使新资本主义愈益强盛，它现在深信，跟人口众多的亚洲，受到西班牙传统羁绊的、沉睡的拉丁美洲比较起来，它拥有足够的力量迅速吞噬非洲。新资本主义对非洲的兴趣，不只出于对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各种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的需求，而且是为着跟共产主义的竞争，为着尽快以消费革命去扑灭任何可能的政治革命。

　　诚然，一些手中握有统计资料的人，会列举各种数字和事实，比我更确凿无误地阐明，新资本主义对非洲的侵略究竟意味着什么。而我只不过是对经济学家们通常不予理会的一切发生兴趣，换句话说，我仅仅对这一侵略的最不合乎理性，却又并不因此而丝毫丧失其重要性的某些特征发生兴趣。毋庸置疑，当共产主义红星照耀亚洲的时候，新资本主义的白星在非洲上空闪烁，至少眼下的情形是如此。或者说，鉴于历史的、种族的、心理的和美学的缘由，非洲人虽然面临着跟亚洲相近的经济不发达和社会、文化落后的问题，但跟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亚洲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更乐意接受西方的解决办法。

　　这种侵略的最不合乎理性的特征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殖民主义在非洲远比在任何其他地区更加残酷、更加强大，它迫使非洲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与之斗争的殖民主义者的文化;此种状况的发生，部分地是由于欧洲文化中有着针对它本身包含的邪恶的最有效的解毒剂，部分地是由于刽子手和牺牲者之间一直存在的吸引和排斥的关系。其次，不能忽视非洲文化的个性特征;非洲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像亚洲那样频繁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的大帝国;除去部落和家庭之外，非洲人像空中的鸟儿和水中的鱼儿一般自由自在。第三个原因在于非洲的拜物主义和迷信的特殊性，它们不像亚洲的宗教那样构成理解和接受工业文明的障碍，相反地，它们恰恰推动了对机器本身所蕴涵的拜物主义和迷信的理解和接受。除此而外，还可以补充另一个因素，非洲人的幼稚性：新资本主义以它大量倾销的轻工业品，装潢漂亮、精巧和几乎全是剩余的商品诱惑着非洲人，正如一二百年以前西方冒险家用威尼斯的铜丝和念珠引诱非洲人，换取黄金、象牙和珍贵的木料一样。

　　我一面这么默默思忖，一面沿着阿克拉大马路悠悠漫步;周围来来往往行人缤纷的肤色叫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奇地观赏着一幅令人赏心悦目而又不可思议的场景。在两列东倒西歪和参差不齐的建筑物中间，蠕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服饰的色彩之鲜艳，构图之大胆，超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男人们用五颜六色、图案新奇的棉布，从头到脚裹住身子，仅仅裸露出脖颈、一只肩膀和一只胳膊，很像古罗马人身穿长袍的样子。女人们把印花布紧紧裹住腰肢和胸脯，仿佛大都会的女士，或者上斯卡拉大剧院去听歌剧的太太们身穿的夜礼服，一条彩巾在头上来来回回盘裹了几圈，好像脑袋上顶了一只大花瓶似的。这些花布全是按照原始的、粗犷的格调设计和印染的，然而，行家的敏锐目光却能发现，这种原始的、粗犷的美其实是二度产物，换句话说，它渗透了欧洲先锋派的绘画经验。商贩们在露天市场向过往行人大量兜售的，大抵都是此种质地异常粗糙，但价格又极其低廉，把如此强烈而又如此瑰奇的色彩，如此怪诞而又如此魅人的构图巧妙交织、浑然一体的纺织品。看得出来，这里有着原始艺术和高更、立体主义和黑色艺术的影子。这些来自曼彻斯特、荷兰的棉布，既表达了又同时刺激了非洲人对浓艳的色彩的追求;而浓艳的色彩映在乌黑的皮肤上，总是能产生极佳效果的。

　　我一路上打量着这些身着长袍和晚礼服式衣裳的男男女女，他们颇像开屏的孔雀，沐着炎炎的阳光，神气昂扬地行走在飞扬着灰沙的街道上，沉浸于虚浮而永恒的节日气氛之中。我忽然回忆起访问苏联塔什干一家纺织厂时，主人向我展示的样品。假若把它们跟阿克拉的非洲人身穿的英国或荷兰的印花布比较，毋庸置疑，色彩和图案那么古板、陈旧的苏联纺织品会丢脸出丑的。由此不妨推想，西方的纺织品，乃至它的全部轻工业品，无一不在心理上、文化上为新资本主义向阿克拉的渗透清扫道路，而苏联轻工业尽人皆知的缺陷，则跟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扩张产生迥然相异的效果。诚然，人不能仅仅为花布和其他类似的物品而活着，但也不能仅仅靠推土机、拖拉机、汽轮机、挖掘机而生存。从阿克拉人身穿五色缤纷的服饰时流露出来的喜不自胜的情绪，大致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至少在世界的这一地区，轻工业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满足，而重工业对此显然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