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青石街道，在那深深的巷道里穿行，走过李记面铺，就能听到裁缝铺丁师傅那架老式缝纫机粗重的声音，如一个哮喘病人在枯冷的冬季的呼吸。再往前走，就是周先生的诊所，诊所里有一种四季不变的气味从木窗格子里飘出来，一直在这深深的巷子里终年不散。诊所火塘里的火总是燃得很旺，一方面为了熏那些腊肉，另外也是为了烧开鼎锅里的水，煮注射器……

　　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这是我的必经之路，每当我腋下夹着语文教科书从这巷子里经过时，总觉得有些古怪。我那时二十出头，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每天就在一幅版画中穿行，我似乎觉得应该去置一件长衫、一顶礼帽，留一撮鲁迅先生那样的胡须才显得协调——再从这儿穿过就成了一部黑白电影里的开头。

　　走过了周先生的诊所，前面有一片开阔地，依旧铺了青石板，石板缝里生出的几缕杂草因缺养分，又遭人践踏，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再往前走几步，就是秀峰桥老街上最大的建筑——李氏祠堂。我就住在这祠堂里，我虽然只有几年的工龄，就已经在两座祠堂里住过，前几年在松树包教小学住在覃氏祠堂里，经常有一只黄鼠狼趴在我的蚊帐上看我睡觉。每每子夜起床小便，只见月光洒了一地的清辉，山山峁峁在月色下黑白分明，这样的夜色似乎比漆黑之夜更为可怖。我猛地想起附近老乡讲的故事，说常有一只毛狗子(狐狸)在祠堂后的松树村子边叩拜月亮，以求得月华之精髓，以便成仙。有一个猎人已观察了几天，这一天他从祠堂的窗子里把火铳伸了出去，铳一响，毛狗子飞也似的跑了，丢下一顶帽子。猎人跑过去一看，是一个人的头骨……虽然我一直不相信这故事是真的，可依然难免有几分害怕。

　　后来我考上了县师范，离开了松树包。师范毕业后分配到秀峰桥中学，再一次住进了一座祠堂。在过去的时代，把祠堂改造为学堂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李氏祠堂建在街上，全然不会有松树包覃氏祠堂那可怕的情景。可那高高的马头墙，高高的石柱和石门槛，厚实而沉重的大门，总是透出一种威严和神秘。我们一般不愿从大门进出，总是走旁边的耳门，这样就有几分随便和淡然。

　　我住在祠堂的侧房里，起初，教室就在旁边，上课很方便。后来，教学楼建到了小河对面，我每天夹着书本在祠堂里进进出出，没有课的时候，我总是在祠堂里读书，也练练书法。倘是晚上，月光照在天井的青石板上，没有一丝烟尘，我走到天井中，抬头看天上的月亮，或是满月，或是弯月，都有说不清的诗意。

　　祠堂，本是同族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也是同族人议定大事的地方，同时，也是惩戒违犯族规者的场所。以上事体一年有不了几回，因而，祠堂多有闲置，不过是一个家族的威仪之所在。

　　李氏祠堂的族长李树堂，并不是秀峰桥街上人，因学养很高，名噪乡里，加之在乡公所有职位，所以被公推为族长。树堂先生是个开明之人，思忖祠堂用作祭祀议事的时候并不多，便决定只留正堂作祭祀议事之所，侧房则用作学堂，他还出重金聘请三位名师执教，不光教经书，还教数理。方圆数十里，不论是否李姓，愿意读书者皆可入学就读。每次开学，他必定亲自到场，训示学生，倡礼仪孝悌之风，颂诗书礼乐之雅。除此之外，他还要在钣铺的楼上雅间置办酒席，宴请先生们。席间必会连敬先生三杯，以委教化之托。往往是主客皆面色酡然，依然命厨下温酒。

　　“先生请。”

　　“树堂先生请。”

　　……

　　酒喝到了半夜，冷不丁有叮咚声，细一听，是雨点打在瓦片之上。树堂先生这才想起他的马还拴在檐下，大家慌忙散了席，走到祠堂前，那马见了主人，摆了摆身上的雨水。学堂的老施教书先生忙用袖子擦了马鞍上的水，可树堂先生却怎么也爬不上马背了。

　　施先生要送树堂先生去旅馆，树堂先生高低不肯，执意要跟施先生同挤一宿。无奈，施先生只好把马牵到天井拴了，又从伙房弄了两碗黄豆将马喂了，才扶树堂先生上楼。

　　这一夜，两人下棋聊天，通宵未眠。天亮时，酒醒大半，树堂先生要了纸笔，写下了“峰奇乃秀，识高则通”八个字，然后下楼牵了马，策马而去。

　　教书先生们商议请了工匠把这八个字镌刻在门楼的砖墙上，树堂先生得知说：“不妥也，不妥也。”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树堂先生因为任有伪职，解放时被执行枪决，事后政府曾派人来挖祠堂前的八个字，因是刻在砖墙上，又未涂颜色，时间一长，已经斑驳难辨，也就作罢。

　　我是在翻阅了李氏族谱后知道这个故事梗概的，为辨真伪，我走访了几个并非李姓的老年人，一个个讲得栩栩如生。

　　从此，我进出祠堂，必走大门，常常仰起头，望一望门顶上的砖墙，希望能看到那八个字，似乎有些印迹，再细一看，却是模糊一片。